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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很可能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不同的更开放的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与中国一样，罗马和孔雀印度都修建了道路、堤防和规划完善的城市，在扩张主义的世界性体系下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与自己帝国边境的‘野蛮人’进行斗争。三国之中，汉帝国最大也可能人口最多和最富裕，尽管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技术成熟程度也许与古印度和罗马相当。”
中国早在战国时代，在武器方面就追上了世界的步伐，到了汉代，武器装备更是领先于世界，中国冶金术令罗马人自愧不如。武器的种类也十分繁多。从攻城类到野战类划分极为详细。随着车战的消失，适用于马战的武器繁盛起来，从骑兵用的槊到步兵的弓弩，无不是针对马战产生的。而且出现了用于迟滞敌人的武器。
罗马的冶金术虽然逊于汉朝，但罗马军队的武器以沉重著称，这表明罗马军的体力要胜于汉朝的农兵。罗马的威力同样在于野战，不过罗马人是以步兵闻名的，骑兵在罗马军队中的作用似乎只是突袭和追击。罗马的主要武器是剑，远程武器主要是标枪和飞镖。罗马军的主体在共和时代是普通的公民，政府不必提供武器。到了帝国时代，雇佣军是罗马军的主体。罗马拥有大量的常规部队，在早期，费用可以由战败国来补偿，而到了中后期就成为国家的极大负担。不过物有所值，雇佣军的战斗能力比起一般的公民要强许多。
关于汉朝和罗马有没有可能发生过直接的交锋，墨菲对此持肯定态度，他指出，在中亚塔什干附近的塔拉斯河两岸，汉朝军队击溃了包括一些雇佣军的匈奴联军。根据中国史书记载，这些雇佣军可能是罗马帝国派来的援军，因此中国人也许看到过罗马士兵——用盾牌交搭头上以避箭矢的龟甲形连环盾编队，这可能是中华帝国与罗马帝国惟一一次直接接触。
由此也引申出另一历史之谜。据说，公元前53年，古罗马“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率领大军东征安息，在卡莱尔（今叙利亚的帕提亚）遭到安息军队围歼，统帅克拉苏阵亡，罗马军团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克拉苏的长子率领第一军团六千余人突围，以后却神秘地失踪了，成为罗马史上的一桩悬案。
经过中外学者的研究，这批古罗马人后来在中国西北建立了一个城市——骊靬。有的学者在《汉书·陈汤传》中发现，公元前36年，西汉王朝的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四万将士西征匈奴，注意到匈奴单于手下有一支奇特的雇佣军，其独特的阵法、战法带有古罗马军队的特色。这支军队可能就是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值得注意的是，后来河西地区突然出现了一个叫做“骊靬”的县，修建了骊靬城堡。史学家樊树志在《后汉书》中找到佐证：“汉初设骊靬县，取国名为县。”骊靬是汉朝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所谓“取国名为县”，就是用罗马国名为县名。失踪的罗马第一军团的后裔，以后就在这里繁衍生息。
骊靬古城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现在只留下一些遗迹。据考古学家研究，骊靬遗址的古城墙是“重木城”——城墙外加固重木，这种防御方式是古罗马所独有的。当地的村民带有欧洲人的体格特征：个子高大，眼窝深陷，头发呈棕色，皮肤呈深红色。最有意思的是，村民至今保留了古罗马人的斗牛遗风。
这一骊靬之谜，如果得到证实，可以再现二千年前世界上东西方两个帝国之间的密切关系，再现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话，让历史的魅力显露得淋漓尽致。和其他学者一样，樊树志认为，要解开这一谜团，历史依据尚嫌不足。
◎12法则在大汉（1）
◆汉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9′
汉以募兵制渐代征兵制，使国家军力遭到削弱。应募者对将领的人身依附关系加重，演变成私家部队，造成地方势力膨胀，为军阀的形成提供了方便。中叶以后，外戚任大将军者操纵国政，把持兵权，成为朝廷最高军政长官。至帝国后期，地方牧守权力增大，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产生大大小小武装集团乘乱崛起，致使国家重踏分裂。
当黄巾叛乱爆发时，灵帝组建西园军。在平定叛乱的时期，许多私人都已开始招募自己的部队。西园军是使这些部队得到某种合法化，保证他们能为皇帝去作战。公元189年的最初几个月，当起义军威胁到京师时，派去打仗的竟不是西园军，而是一位带领私人军队的大臣。当灵帝弥留之际，董卓已进到距京师的东北约80英里处，待机“以观时变”。
汉帝国实施的是全国皆兵制，但是一旦战事发生，却总是不够用。缘何？钱穆认为：“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汉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腐败指数7′
汉帝国吏治主要采取了两种方式：上派下举。
汉初设“太学”，全国独一家。这里面的学生，考试毕业分两等，甲科出身的为郎；乙科出身的为吏。郎官是属于光禄勋下面的皇宫里的侍卫，依旧例，凡做二千石官的，他们的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而考乙等的，回到其本乡地方政府充当吏职。不难发现，这一制度，虽非贵族世袭，但贵族集团，同时便是官僚集团，仕途仍为贵族团体所垄断。
察举制从制度上讲，还是比较严谨的：不仅有科目、有考察、有评议，而且还有考试，甚至还有连坐制度。正如钱穆所言：日子久了，好制度也会变成坏制度。察举制的主要缺陷在于标准比较笼统，考试不够严密，给徇私舞弊者以可乘之机。特别是推荐人实际上掌握着选人的主动权，所以公卿守相，多把自己的门生故旧举荐上来，造成风气日坏，东汉末年士家大族势力崛起，士大夫及门第由此形成。汉末，民间流传的谣语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策良将怯如鸡。”
而汉武帝时还允许“酷吏”杀戮某些豪强及其徒党，借以抑制豪强的过度横行。酷吏之一的宁成，革官回家，发誓说：“做官不到二千石，经商不到黄金一千斤，不能算作人。”他强占水田一千多顷，奴役贫民数千家，不多几年，积钱数千万。人都怕他，说：“宁愿碰见母老虎，不要碰见宁成发怒。”
◆汉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8′
汉高祖刘邦吸取了强秦死亡的教训，在汉初采取了“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和“与民休息”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经过70余年的经营，神州大地出现了所谓“文景之治”的盛世。但是，享受繁荣之果的人，不是农民而是地主和商贾。汉景帝末年，地方官府的仓里装满了粮食，库里装满了铜钱。朝廷所藏的钱，积累到好几百万万，钱串子烂了，散钱无法计算。朝廷所藏的粮食，新旧堆积，一直堆到露天地上，让它腐烂。
实际上，帝国从汉武帝开始已经出现了财政问题。好战的汉武大帝虽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胜利，但是帝国的资源因此耗费过度，引发了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他采取了种种措施，包括货币贬值、出卖官爵和重建国家对盐铁酒的垄断经营。虽然在他统治期间，他仍能设法对付支出，但他的后继者们由于纳税自耕农的数目下降而陷入困境之中。
两汉交替的长期战乱，许多旧贵族和大地主被消灭，因此在王朝复兴的初期，税收是足够的。但是纳税农民很快又被压榨，于是，向下的螺旋运动又一次开始了，恒帝、灵帝时“加亩税十钱”。帝国末年，大地主们公然蔑视政府，他们逃税，并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地产。无依无靠的农民们为了逃避蛮族入侵者或政府税吏，只好沦为地主们实际的农奴，以求经济和人身的保障。
对于财富失控的根源，钱穆认为是“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足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
◆汉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6′
正如前文叙述的，汉帝国找到了统治子民的密码。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经过综合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所谓“儒术”经过了别有用心的修改。
“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于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孟子所倡导的人民生计与国本攸关也毫无疑问地被尊重。往重农桑贬斥商业原为法家宗旨，也一并拿来构成武帝御制意识形态之一部。其他法家的措施，如官方专利盐铁，以严峻刑法维持人民纪律也同样被袭用。”
“更有很多信条，既不出于孔子之主张也不见于孔子语录仍被收纳于这体系之内。……笼统地称之为儒教，固然符合了某种目的，但其流弊则是一经摆布，今后两千年则再难以摇撼之。诚然，它所遗下之影响时至今日犹未衰竭。”（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不管后世如何评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当时的统治来讲，无疑是成功的。汉帝国通过这一举措，在天下人民心中植入了所谓的正统意识，三国逐鹿，刘备凭借“正统”身份得天下，就是明证。对于有些人来说，魏王朝的建立一直不合法，因此它的违法性玷污了魏国的皇帝及其继承者。
西方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深刻地指出：“以只承认一家学说为基础，这就产生一种顽固的正统观念，并引起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傲慢，而这些东西正是若干世纪后中国随西方的入侵而败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