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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费正清说：“汉元帝的登基可以视作帝国发展过程中的新阶段的开始。”在他之后的几位皇帝都开始注重改新。“政治家们这时专门注意周代的而不是秦代的范例；他们选择节约和紧缩以取代挥霍和扩张；他们放手解除以前对中国黎民日常生活的各种管制。在有些情况下，如在减少铺张浪费和减轻国家刑罚方面，他们是成功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如在建议限制土地的占有面积方面，他们的想法过于极端，难以实行。在前汉结束之前改造一直是政府施政的目标，尽管中间短时期内也出现过争议。”
在成帝时，甘忠可和夏贺良等历法家和巫术家声称他们有预知改朝换代的能力。按照他们的说法，刘皇室的气数将尽。王朝需要振兴的建议得到了一些征兆的支持，如成帝未能生子，许多凶兆上报和皇帝的健康不佳等。汉成帝为此选用了“太初元将”四字，新年号暗含振兴之意。但是公元前5年王朝振兴的希望是短命的。不到两个月，诏令中的一切规定除大赦令外全被撤销，倡导者夏贺良被判死罪。采用新年号将会恢复帝国力量和繁荣的希望未能实现。西汉王朝为振兴帝国实力而作的最后努力失败了。
虽然王莽篡权作为汉帝国的一个插曲，但是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也是一次拯救汉王朝的不成功改革。
王莽的悲剧在于，过分迷恋于风靡一时的儒家经学，企图用儒家经学重建一个理想世界。前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实在太多，西汉末年，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烂摊子。为了摆脱困境，必须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沉迷于经学的王莽，选择了按照儒家经典《周礼》的教条来进行改革，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问题，其初衷似乎无可厚非，关键在于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他大胆处理根本的经济问题，下令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的农民。这一改革和其他一些改革也使富裕的家族疏远了他。
钱穆先生有云：“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政治。……这不是王莽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国史大纲》）樊树志也认为“王莽的改革就是一场腐儒们的闹剧”。
张传玺进一步揭示：“王莽那样的乱改货币，乱改国家和地方的政区、机构、官名，乱改少数民族名称，并非当时国家的政治、社会或民族关系的需要，而是在盲目附会所谓西周制度或迷信思想，以抬高他个人的声威。不仅毫无积极意义，相反的，还为国家、社会制造了更大的混乱。一再改变币制，使币制混乱，大批人民破产。一再改易地名，甚至主管官吏都弄不清其辖区应叫什么名字。乱改民族名称，破坏了民族间的和睦相处，加剧了民族矛盾。王莽又征发30万士卒准备进击匈奴和东北各族，内地的人民抗拒征发，长城沿边的人民亦相继起义。”
◆汉帝国对地方的能力——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
纵观整个汉帝国，一直在为地方豪强作斗争。
西汉采取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国与中央的矛盾日益加重。汉高帝消灭完全割据的异姓王，代之以半割据的同姓王。当时封王多是幼童，军政用人大权，实际掌握在王国丞相手中。汉文帝时，封王长大了，开始驱逐汉官，图谋叛变。汉景帝消灭七个叛国，改定王国制度，王国权力全部被削去。公元前127年，汉武帝行推恩法，允许国王分城邑给自己的子弟，从此大王国分成许多小王国和侯国。汉景帝以后，皇子可以封国称王，但不可能拥兵割据。不过，分封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王莽篡权后，就是以光武帝为首，以南阳豪强为基干的豪强集团，推翻了王莽的新朝，建立起豪强统治的东汉。在东汉前期，对豪强还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汉和帝时，朝廷向豪强让步，比如，废除盐铁官卖制，放任私家经营盐铁业。豪强势力更加强大了，转过来实行对朝廷的控制。
◆汉帝国处理多民族融合的能力——民族不和谐指数9′
汉代主要是根据“五服”理论来管理统治秩序的。按照这种理论，中国划分为五个同心的和分层次的地带或区域。中心区甸服是皇室管理区，在帝王的直接统治下。直接环绕皇室管理区的是帝王建立起来的中国人的列国，被称为侯服。侯服之外是为统治王朝征服的中国人的国家，构成所谓绥服或宾服。最后两个地区是留给“野蛮人”的。生活在绥服或宾服外面的蛮夷居地称为要服（受管制的地区），这样命名是因为假定蛮夷隶属于中国人的控制之下，即使这种控制是很松散的。最后，在控制地区以外的是戎狄，他们在荒服（荒凉的地区）中基本上是自己做主，而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在荒服到达了它的自然的终点。
被汉朝视作野蛮人的民族注定是帝国的隐患。比如，匈奴属于荒服，汉朝不能指望他们表示常规的效忠，所以匈奴侵犯的次数就多。184年凉州发生大规模叛乱，它实际上是羌人、匈奴人和月氏人，共同反对汉帝国的一次叛乱。
结论：大汉末年的衰败指数=武装失控指数9′＋吏治腐败指数7′＋税赋沉重指数8′＋舆论钳制指数6′＋人民痛苦指数8′＋帝王糊涂指数9′＋防御薄弱指数7′＋物资储备不足指数10′＋宫廷稳定指数9′＋应变力匮乏指数7′＋中央权力分散指数10′＋民族不和谐指数9′=99分
（刘邦）（元帝）（和帝）（汉献帝）
前206 前4889220（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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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80′99′120′
绿灯区黄灯区红灯区
指数说明：良1－2分；中3－4分；及格5－6分；差7－8分；很差9－10分。分数越高，危险系数越高。最高分合计120分。其中，绿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区，黄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警惕区，红灯区为帝国政权安全危险区。
楔子
秦隋二代的国祚不长，秦仅维持15年而亡，而隋也不过39年而终。两国衰亡之速，其间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人们在谈论隋朝时往往一句“隋蹈秦辙”作结。
秦和隋都是典型的“为他人做嫁衣”的过渡型王朝：大统一结束长期分裂，倏忽而崩，之后开始一个新的长寿王朝。它们创立的制度，却都对以后的朝代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朝郡县制和隋朝科举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赖以长治久安的两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使得中国古代社会远较西方稳定。郡县制取消了世袭领主，为大一统的庞大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管理模式，为中央集权创造了条件。统治者手中集中了大量财富和人力，可以进行许多大型工程建设。科举制可以吸收大量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参与到土地的再分配中来。通过国家俸禄，购买土地的方式生产大量新地主，使大量基层人士吸收到地主阶级内部，如唐太宗所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两代君主都喜欢大兴土木。我国最著名的两项大型公共工程——长城、大运河是在秦代和隋代初步完成的。秦隋也因此落下劳民伤财的罪名。秦始皇视人民如草芥，为了应付建造阿房宫，筑骊山陵墓，修长城，筑驰道、御道，疏浚河道等庞大工程，动辄征调数十万人从事一项工程，可说空前。隋炀帝劳役人民，有过之而无不及，开运河，建离宫，营两都，无不征用数以百万计的百姓，而其巡幸江南，仪仗队竟达数百万之众。两代如此严苛地劳役人民，自然引起民怨。
二朝都以穷兵黩武印证了苏秦的一句话：穷兵者必灭，好战者必亡。始皇雄才大略，拓展疆土，命蒙恬北修长城以防匈奴，又令屠睢南平百越，置象郡等四郡，扩充中国版图，但军民无异被流放于外，遂使人民生叛逆之心。炀帝好大喜功，在位期间，曾三次亲征高丽，可惜无功而还。此外，伐琉球、林邑等，造成国库空虚，民怨沸腾，以致动摇国本。
崇尚严刑峻法是秦隋的又一共同点。秦代行法制，但用法之苛，杀戮之惨，皆前所未有，如赴刑衍期者斩；一家犯事，比邻连坐；一人犯法，诛及三族。隋之法令，也很严苛，当时有偷粮一斤者死，偷银一文弃市，并且任意杀戮功臣。炀帝时，功臣如贺如弼等，皆被杀，以致众叛亲离，怨声载道。
秦隋两代的灭亡又都与嗣君不仁有莫大的关系。秦始皇临终时，意欲传位于太子扶苏；但宦官赵高与李斯合谋，矫诏立二世胡亥，杀扶苏，然二世昏庸懦弱，加速秦亡。隋文帝受独孤皇后之怂恿，废太子勇，立次子杨广为储，结果炀帝喜暴政，使国家走向衰亡之途。
尽管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然而，隋朝之与秦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隋朝灭亡后的富足连盛唐都唏嘘不已。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不懂得顺乎民心，而隋文帝显然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始皇虽然暴政，毕竟留给世人更多的是王气十足，而炀帝却在暴政之外，增添了更多的骄奢淫逸，成了不折不扣的亡君。如果说秦朝时子民来不及形成效忠惯性，那么，隋炀帝时就是想效忠都没有法子。
1、杨坚得天下“其做法蕴藏大乱”
清朝历史学家赵翼曾感叹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安坐而登帝位。”对历代开国皇帝颇有研究的毛泽东，对杨坚的评价也只有草草一句“其做法蕴藏大乱”，可见他对简易得天下的杨坚并无多少敬仰之情。
杨坚能够得天下，托了贵族身份的福。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代子孙。杨氏家族从汉朝以来，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名门望族。公元537年，杨坚的父亲杨忠追随独孤信投靠了西魏专权的宇文泰。因在宇文泰执政以及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