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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的质量与预期效果如何，我们姑且不去再多讨论，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长期后果，看看它与唐王朝衰落的关系。
史学大家钱穆曾指出：“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就是广泛的开放政权。这一制度也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员多之患。”
据史料记载，高宗时刘祥道在奏折中说：“今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武则天当政时，魏玄上书说，“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群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玄宗时，每年通过人数过两千，“过明经、进士十倍”。可见每年的录取人数只增不减。玄宗时已经是人择官，而不是官择人。“官倍于古，仕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仕。于是，仕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政府只好论资排位，发放俸禄。职位有限，资格无穷。论资排位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于是有了朋党之争。
朋党的形式之一始于“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座主就是主考官员，经其“提拔”中仕的考生，成为他的门生，门生对座主多有知遇之感。主考官为将来得到协助，也必尽力提携其录取的门生。同年及第者，为求友朋，则互称年兄，彼此结合，于是师生、同年很自然的结成团体，甚至虽不同年而同为及第进士的，也因声气相同而结合而互助，由感情结合的朋友，进而成为福祸相同的朋友。
1、李世民的错觉（2）
朋党的形式之二始于贵族联谊。进士固然是做官的正途，但是做官的不一定全由进士出身，出于辟举（推荐）者有之，由隐逸而召用者有之，由上书而得官者亦有之，但为数均不多。比较多的则为门荫。所谓门荫，就是借其先人之功，循例而得官的。这些借其先人之功，不由进士出身而得官的门荫们，又以出身于世族的为多。这些世族，也称世家大族。科举精神，虽是把政权向人民开放，颇有打击门第之意，然而，考试的一些技术问题，令门第始终占优：首先是品评方面，能否得到名人品评，则视其与京中名人的交情及联系，这便与家世有关，形成门第在科举中占优。其次，门第在教育机会上条件优越。唐初的学校颇为完备，寒门子弟亦可入读州县学。安史乱后，唐室无力支持教育发展。中唐以后，学生人数大减，据韩愈记载，中唐的国子监学生只有以往的八分之一（274人）；宪宗时只有650人，可见开元以后，教育渐渐衰落。只有大门第拥有经籍及家庭教育的条件，故门第中人于科举始终占优。其三，在科目方面，唐代科目多涉经义，而明经科重视诵习经籍尤甚，门阀士族在此的优势更为明显。此外，唐代重视吸收民意，各科多考“策论”，就是考生对时事的意见。而当时了解时事的捷径有二：一是官僚家族子弟，可以预闻各地政治动向；二是居于首都者，因首都的资讯比较灵通，这两项条件，多是门第中人享有，使策论时门第占优。
世家大族与及第的进士，都要求官，而官的名额又不能容纳，势必发生竞争，竞争时个人力量有限，需要结纳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相助，自然要结合。世家大族因长于经学，就主张科举应注重经学，进士们仗着他们及第的诗文，就主张科举应注重诗文。对科举的见解不同，进而至于对政治的见解不同，党争遂无法避免。
朋党之争的突出表现就是宪宗元和二年（808年）开始的牛李党争。李党以世族为主，也有由进士出身者，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罩；牛党以进士为主，也略有出身世族者，重要人物有李逢吉、牛僧孺、李宗阂。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出生高贵的门第。牛党代表寒门上大夫，出身平民，但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
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因之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
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把持政权过其浮冶生活），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
牛党、李党水火不兼容，自宪宗时两党开始结怨起，互相倾轧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清代王夫之《读通鉴论》指出：“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
2、浮华背后的帝国隐患
一说到唐朝，中国人就开始自豪。唐朝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民间就有“上有天堂，古有盛唐”的说法。有人形容当时的首都长安“罗绮铺地，冠带京华”，繁华贵气真是神乎其神。诗人郑綮《开天传信记》里有云：“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杜甫在《忆昔》里也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粮食多得吃不完，扔到地上没人捡，人们不愁吃喝，生活富足，当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大的生存压力，这该是一件多么令人神往的生活。
除去一定的夸张修辞，唐朝的繁华还真是让历史开颜。但是，沉浸之余，我们不能不去思考一个事实：一个如此繁华的盛世，怎么遇到一个安史之乱，说垮就垮了呢？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浮华幕后的因素，尚需要发掘。
对于《红楼梦》里四大家的败落，尽管原因很多，但千说万说最终离不开一条：经济出问题了。俸禄少了，人员庞杂了，腐败严重了。贾母死后，办个囫囵丧事都做不到，就是最强的说服力。唐朝的败落也应该从经济上找原因。
作为以农业为本的王朝，唐帝国的财路主要来自田赋。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时再缴还政府。在授田时期，负担相应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继承北魏。唐代租额为四十税一，较之汉代三十取一，更为优减。“庸”即是役，是指人民对国家履行的义务劳役。唐制每人每年服役二十天，比起汉代每人每年服役三十天又减轻了。“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在孟子书里即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三项目，租即是粟米之征，庸是力役之征，调是布帛之征。
租庸调制实施的基础在于对全国人口的统计与控制。为此，唐朝设计了很多官位从事人口管理工作。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农业社会，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这些人的俸禄自然占去国民收入的不少份额，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冗员带来的附加产物，到武则天统治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事情已相当普遍。
因为田赋是以人头为基数的，为了增加税收，历代都鼓励通过人口的增殖以获得大量的劳动力。也正因为这样，个体小生产农业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而人口的增长往往就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人口的减少，则标志着生产力的衰退。唐朝也不例外。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到神龙元年，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即在武则天执政期间人口的数量增长了一倍。
人口剧增，再反过来考验政府的统计能力。当实情远超过统计过问的能力时，唐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就越发无系统了。
唐代社会在武则天时代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就制度而言，首先是均田制开始瓦解，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致使户籍大坏，逃户问题严重。695年李峤上疏说：“今天下之人，流散非一，或违背军镇，或因缘逐浪，苟免岁时，偷避徭役。”韦嗣立也说：“今天下户口，逃亡过半。”不言而喻，“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而受到严重影响。府兵制“则自显庆五年以来，……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渗逐，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均田制规定按官品、勋阶均可授田，府兵卫士通过军功受勋可以获得土地，曾经吸引了大批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均田制的破坏使他们不再愿意应征入伍，“由是，府兵始弱矣”。可见，财政统计能力的下降，流失的不仅是金钱，还有国力。
唐帝国金钱流失的另一个大豁口就是奢靡的宫廷生活。宫廷生活历代很奢侈，只不过以唐朝尤甚，黄仁宇认为唐朝女子以丰腴为美也与此不无干系。唐朝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多到了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仅仅就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多至一万余人，宫女可能加倍。据史料记载，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当时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开始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李隆基宠爱杨贵妃后，因为两人都好音乐，宫廷几乎日日歌舞升平。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宫过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