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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4、欲罢还休的积贫积弱
自从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最近有不少大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就曾经多次撰写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积贫”顾名思义就是长期的贫困。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宋代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少人将“积贫”解释成政府贫，即指财政长期出现赤字。事实上，宋代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状况并非长期赤字。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清代王夫之就在《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
从表面现象看，宋朝疆域远不及汉唐，先后受辽、西夏、金、蒙古欺负，直至亡国。然而事实并不那么简单。
辽国确实很强大，宋方几次出兵，想收复幽云等地，均以失败告终。但随后辽兵屡屡南下，在河东（今山西）没有任何进展，在河北，也只夺走易州，连后周世宗从辽方夺到的瀛、莫二州，也不曾夺回去，后来双方终于达成澶渊之盟，宋方的代价是每年奉送岁币。王安石在《澶州》诗中写道：“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他不但不认为澶渊之盟是耻辱，反而认为那是寇准的丰功伟绩。和议的达成本身，反映了双方的军事实力相当，论骑兵，辽比宋强，但宋方虽然进攻力量不足，防守则有余，而且经济实力远胜于辽，比辽更有耐久力。这样打下去，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消耗战，这对双方来说都是灾难，惟有议和对双方都好，可以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生产能正常发展，生活也会有相应的改善。用现代的语言说，花钱买安定。
就西夏而言，宋方的实力应当说要强于西夏，但西夏投靠辽，以辽牵制宋，使宋无法全力对付西夏，战争互有胜负，而逐渐往有利于宋的方面转化，到哲宗、徽宗时，宋已形成三面包围西夏之势，而经济实力不足的西夏，禁不起消耗战，宋夏的和议，虽然西夏以辽为后盾，取得宋的岁币，但它还是以承认宋正统地位为代价的。
南宋与金的实力相比，起初，金强宋弱，但过了十来年，情况不同了，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于是出现了第一次和议。不久，兀术掌权，撕毁和约，全力南伐，企图灭亡南宋，但在岳飞的连连打击下，不得不步步后退，宋方开始转入反攻。如果不是高宗与秦桧蓄意破坏，解除大将兵权，甚至不惜杀害名将岳飞，宋方是完全可能收复失地，至少黄河以南之地是能拿回来的。双方终于达成和约，宋以岁币了结。后来完颜亮南下，仍以失败告终。总的说来，宋、金双方实力基本相当，宋略弱一些。
南宋与蒙古相比，军力不如蒙古，这是事实，但应该看到，蒙古军在当时是打破天下无敌手的超级大国，被西方视为黄祸，他们往往只用几个月就踏平一个国家，惟独南宋坚持抵抗了好几十年，让蒙古可汗死于钓鱼城下（这在后文具体叙述）。以它的实力而言，几乎可以说仅次于蒙古，也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
唐朝曾经辉煌过100多年，但“安史之乱”后到灭亡150多年，时间和整个北宋差不多，地盘比北宋大不了多少，如果减去藩镇割据的地区，中央所能控制的地方比北宋还少得多。它还常常受回纥、吐蕃等国的欺负，农民造反的困扰，军阀的威胁，也曾被攻破京城，也曾为了酬谢回纥帮助收复东、西二京，每年付给岁币绢二万匹，甚至还有极不平等的互市，用大量钱财换得一批不能用的劣马，这连宋代也没有发生过，但在唐代发生了。要说贫和弱的程度，恐怕比宋还糟一些，至少也是难兄难弟。从现在的角度说，衡量国家强弱的标准，更主要的是看它的综合国力。倘若按综合实力分析，宋应当说是超过了辽、金的。前面说过，它的经济实力比辽、金强。它的科学技术更远远超过辽、金。
世界史上起革命性作用的火药、造纸、印刷术、指南针，都是在宋代出现或得到推广的，火药的大量使用是在宋代，造纸、印刷术虽发明已久，但只有在大量使用时才真正对国民经济和文化发挥重大作用，唐代主要是印佛经和历本，科技文化的书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而已，到了宋代就完全不同了，各个学科的书无不大量印刷，靠印刷生活的专业户纷纷出现，印刷事业的大发展，又使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成为现实。丝绸之路虽然不通，但更重要的航海之路更加通畅、更加发展了，因为有指南针的大量使用。
看来，无论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大宋帝国的积贫积弱都有待商榷。因此，评价一代盛世的陨落，真的难以简洁予以盖棺定论。也许，我们只能尽力将那段历史铺展回放，于彼时之境中寻觅江河日下的信号。
5、靖康耻，犹未雪
宋钦宗统治的靖康年间，北宋王朝危如累卵，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