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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他们不得不含垢忍辱进行停战谈判。同一天，社会民主党人谢德曼在国会的阳
台上宣告共和国成立。
这个在苦难中诞生的年轻共和国很快使军人感到憎恶，失败的苦味还没有消逝，
他们就开始谈论起“背叛”来了。
德国陷入一片混乱。旧的等级制度的金字塔倒坍了。
失业和贫困使得混乱的情况进一步恶化。为了恢复秩序，不得不有求于军人的
援助。他们成立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团体，什么“自由团”和“战斗队”，那是一种
私人性质的军队，只承认军官领导一切，不承认其他任何权威！这些战斗队镇压地
方上的起义，在他们建立新的军队的骨干——国防军之后不久，便捏造种种罪名来
加罪于共和政体。
与此同时，军人们公开他们的政策或者他们所认为的政策，并在巴伐利亚军区
司令部的范围内创办了“政治训练班”。创始人之一就是罗姆。
一九一九年初夏，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上等兵结束了“政治训练班”的
学习，被分配在连队接受“军官教育”。德国军人在纳粹主义诞生时所起的作用是
十分明显的，他们与一些实业家勾结在一起，竭力恢复和豢养那些散布反民主思想、
颂扬军国主义、煽动当时已完全消失的反犹太主义的小社团。
看来共和政府很相信魏玛宪法的优越性，因而对这些煽动性的阴谋估计不足。
一九一九年八月的宪法无疑是合乎民意的，但骨子里却包含着将来有朝一日可被用
来扼杀共和国的几项条文。
新政权的敌人很快就明白，与其发动正面攻击，倒不如采用渗透方法。他们表
面上装作信仰共和政体，以便把指挥棒紧紧地握在手里。社会民主党的作战部长诺
斯克非常认真地说道：“我借用年轻的共和国的军队给你们带来了自由与和平。”
共和国的敌人在这些花言巧语的掩盖下继续从事阴谋活动。他们在“贵族俱乐
部”里用恰当的语言来装饰他们的理论，并通过格莱辛男爵主编的机关刊物《循环
》进行传播。
这份刊物这样说，自从革命以来，国防军的军官们早已学会了如何去区别国家
本身与其外部的形式。军官们愿意为永久性的、抽象概念的国家效劳。
因此，这一切已十分明白，只要国家不符合军官们的政治观念，他们就不再负
有义务去为这个仅仅还是一种“外部形式”的国家效劳了。不久有人开导他们说，
他们有义务迫使国家接受他们的法律。
恩斯特·罗姆上尉和他的同伴们也许理解了这些教导。他们准备在未来的事业
上恢复旧制度，建立一些民间组织。这样可以使政府高枕无忧，逃避各种有效的监
督，并使这些组织在有人对它们进攻时卸掉责任，经过改头换面，然后东山再起。
目前要把所有这些受到同样意志鼓舞的，只是表面上涣散的力量团结在一个领导下，
看来似乎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一九一九年九月，这个“教导军官’阿道夫·希特勒参加了其中一个叫安东·
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党的组织。
他很快控制了德莱克斯勒的这个小党，并在罗姆帮助下于一九二一年上半年把
它改变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该党还把其他三个社团的成员吸收进来。它们是安东·德莱克斯勒的德国工人
党、鲁道夫·荣格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和施特莱彻的德国社会主义党。纳粹
党成立时只有六十八个党员，到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发展为三千名党员。
该党常常用醒目的大红标题进行积极的宣传鼓动战，其中有军人所编造的“十
一月罪犯叛变”的神话，所以该党成长迅速。此外还成立了打手别动队，他们用拳
头或橡皮棍子来堵住那些敢于在党代会上发言的政敌的嘴巴。“冲锋队’就是在这
个时候诞生的，它的简称是ＳＡ。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党赢得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党员：赫尔曼·戈林上尉，他是
一位战功赫赫的飞行员，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的最后一位指挥宫，也可以
说是盖世太保之父。
纳粹党的最佳宣传员都是军人。同时，他们也是冲锋队的干部，为此罗姆就把
他们组织成为一支真正的军队。这支军队很快威胁着政府，甚至在人员力量方面超
过了国防军。
但是，那时候冲锋队还谈不上与国防军分庭抗礼，因为国防军支持冲锋队，向
他们提供武器、“秘密’干部，有时还提供经费。一九二三年四月，冲锋队占据了
军队的秘密军火库，同年九月，第七军区司令官洛索夫将军拒绝服从陆军司令部首
脑冯·西克特上将的领导；他宁可被解除司令官的职务，也要藐视西克特的关于禁
止在慕尼黑出版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的命令。
纳粹的观点容易被军人接受，同“训练班”的论点极其相似：取消议会制，把
权力集中在一个强大的国家里，而这个国家则由一位负责的、通过表决直接求教于
人民的首脑来领导。宪法可以不要，因为它是无用的框框，会阻碍发展。这个国家
决不容许政敌无休止地捣乱，它将消灭他们。
不要反对派的报刊，也不要“背叛”，不要破坏权力机构的反对党。除了“民
族利益”外，什么都不要。
这些纳粹党人的全部阴谋就在于他们把执政党和祖国相提并论。这是一出军人
们习以为常的魔术戏。用保卫祖国（即所谓保卫党）来为种种行径辩护。个人是不
复存在的，他只能作为一个愿为集体牺牲一切的成员而存在。最重要的是铁的纪律
和对元首无条件的服从。因此，对知识分子必须实行监督，如果他们对国家，即对
政权有所危害的话，就要毫不留情地消灭他们。
除了这些观点外，还有纯血统的、北欧血统的种族论的论点；有日耳曼“优等
民族”的优越性的论点；有把他们的法则强加于劣等人的那种必要性的论点，有变
种或劣等种族的论点：有在“自然法则”中得不到博爱和同情的那种“人性愚昧”
的危害性的论点。
当纳粹党利用宣传取得进展时，其他社团也在拚命地夺权。失败的政变进行过
多次，如卡普政变和布赫鲁克少校在库斯特林的哗变都诱惑着希特勒去冒暴动的风
险。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希特勒想方设法联合鲁登道夫将军去说服敌视帝国政
府的、闹分裂的巴伐利亚政府同他们一起进行武装暴动，推翻魏玛共和国。然而，
由这位自封的新帝国政府元首一手操纵的这场运动在数小时之后就失败了：十一月
九日清晨，“战斗联盟”中的三千人向元帅大会堂附近的慕尼黑军区司令部进军，
但是在大批警察的卡宾枪的射击下，几分钟内就失败了，十四人死亡，五十人受伤。
希特勒被逮捕；他身旁的戈林受了重伤，但是他却侥幸地到达了奥地利。
事后还有一个人，他曾经作为“德国战旗”（一个由罗姆发起的组织）的旗手参加
了这次事件。他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
德国政府并没有好好利用这次未遂政变和希特勒的被捕，而是错过了结束纳粹
主义的机会。
这次诉讼案件出丑以后，鲁登道夫无罪释放，希特勒被判处五年要塞监禁，这
对叛逆罪来说是最轻的惩罚。因此，他希望在缓刑期内能被提前释放。那些被告在
伙伴们的热烈掌声和国歌声中坦然地离开了法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希特勒经过十三个月零二十天的监禁以后，从要塞
里给释放了出来。他认识到，只有通过合法的途径才能上台，就是说既要把暴力掩
饰起来去破坏法律，又要保护好得力的助手，既要假装遵守民主章程，同时又要从
内部来破坏民主。
这种需要耐心的挖墙脚的工作可能要很长时间。回想起那些极右政党和纳粹党
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的选举中遭到惨重失败，并且在实际上不得不于一九二五年初
重起炉灶时，确实令人感到满意。一九二四至一九三二年的八年时间内，左派政党
在选举中连连得胜，赢得了三百三十二万九千张选票，从而加强了他们的地位。但
是这只不过是相对的胜利，因为就在那个时候，纳粹党人通过宣传成功地把一大批
年轻的选民争取了过来（一九三零年拥有新选举权的人数达到三百万）；与此同时，
极右派、右派和中立派的选民成批地倒向纳粹党人一边。所有正直的、传统主义的
以及胆怯的人都学会了一些出口伤人的话，但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话在纳粹的语言里
却包含着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九二五年二月，当选举年迈的元帅兴登堡为共和国总
统的时候，正是这些正直的人对共和国进行了首次抨击。共和国的敌人一方面掩饰
着自己既往的荣誉，另一方面在大部分重要岗位上安插亲信。 纳粹党人及其同
伙利用假牌玩弄民主游戏，把魏玛共和国的整幢大厦推向崩溃的边缘。他们不停地
使政府产生危机（采用接二连三的选举法），把民主政权的一大批拥护者争夺了过
来，使他们俯首帖耳地听从纳粹的宣传。左派政党面对这种战略，不能团结一致，
不能放弃内部斗争来公然对抗共同的敌人，不能抓住无数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可赢
回主动权的机会。就一些邻国而言，首先指的是昨日的胜利者法国和英国，他们也
许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他们不仅在纳粹“夺权’的时期里，而且在纳粹统治的
最初年代里都表现得非常暖昧和盲从。
一九三二年五月三十日，兴登堡干脆辞退了勃鲁宁首相，任命“男爵”和国防
军的代表弗朗兹·冯·巴本为他的继承人。从此开始了纳粹掌权的最后阶段。托马
斯·曼在谈论德国小市民时说过，他们害怕陷入无产阶级的深渊，所以欢迎巴本上
任。对他们说来，兴登堡这位年迈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