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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世界里支持和保护社会。而盖世太保只要一发现可疑的敌人，就使他不能有所
为害：“谁在将来加害于纳粹运动或国家的支持者，谁就会在最短期内失去他的生
命。如果他打算蠢蠢欲动或者即使这次行动不会给他造成死亡，而只是受一点伤，
那也够他苦一辈子了。”
在这个新的国家里，蠢蠢欲动已经够呛了。一个重要的纳粹法律学家格兰德当
时曾向德国法官发布指示说，有必要“在刑法中重新使恐吓这个概念发生效力”。
盖世太保可以逍遥法外，盖世太保的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管犯了什么法，
他们不必为此向任何人负责。盖世太保完全不顾法律行事长达三年之久，而且没有
一种文本规定它的作用和它的权力。它可以用“保护性拘留”剥夺每个德国公民的
自由。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和一九三四年三月八日发布的两项命令授予它这种
权力，但是没有一项命令规定它享有那种特权。
务必用正在滋生的听天由命的思想使人民习惯于这个特殊的政权，习惯于专制
和纪律这个混合体。但是官方的指示通常总是说，警察是受普通法律约束的。但是
没有一个人敢说，所有这一切证明：国家的道德正在蜕变，任何真正的司法和法律
正在终止。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日，普鲁士邦行政法院在特别情况下决定，盖世太保不受正
规审判权的制约。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一种意见主张把普鲁士邦法律作为法律原
则：“秘密警察事务中的命令不受行政法院的检查。”
盖世太保的行动不需要任何法律根据，这一点不会妨碍任何人。休伯教授写道
：“政党的威信是建立在帝国的习惯法上的”，另外，海德里希保安总局的组织科
科长、党卫队分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说，他的权力来自“新的世界观”，而且
不需要特别的法律根据。
一九三五年五月，普鲁士邦行政法院解释道，在法庭上对监护令提出责难是不
可能的。一九三六年三月，一位基督教牧师敢于在他传教时攻击一位赫赫有名的主
教，他是那些走上纳粹路线的主教中的一个。第二天，盖世太保命令该牧师辞职。
他拒绝就范并向法庭呼吁。这项命令明明是违法的，但是法庭谢绝他的请求，理由
是盖世太保的命令不受法庭判决的约束，因此提出抗议是无济于事的（一九三六年
三月十九日决议）。
不久又发生一位天主教神甫的类似情况。当地的盖世太保曾经要求他提供教会
组织的资料及其成员的情况。他也在法庭上提出抗议，但遭到拒绝。凡是盖世太保
发布的命令，不能讨论，只得服从。
警察在继续伸展它的魔爪。为了从事某种商业，需要有一张许可证，这张许可
证由治安警察经过简单查问，证明申请领证人道德清白之后才可签发。盖世太保为
了进行控制，在这里探索一个新的阵地。它不承认这些商业执照的有效性，并把这
种事情提交给萨克森行政法院。法院的判决乃是卑躬屈膝的杰作，“因为经商者可
以用一种允许其进行颠覆性活动的方法做生意，所以在签发许可证之前必须与盖世
太保商量。”这样盖世太保就可以对那些在政治上受到怀疑的商人施加各种压力。
盖世太保可以在来经过判决的情况下采取三种强制性的措施：警告、监护、进
集中营。这些“合法”的权力使它有可能逮捕和监禁在政治案件中宣告无罪而离开
法庭的人。
除此之外，盖世太保还有其他的方法：劫持，谋杀和伪装成不幸事故或自杀的
谋杀。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那次大屠杀中，柏林天主教运动的领导人，德国
交通部秘书长埃里希·克劳斯纳博士就是被枪弹所杀害的。凶手是两个党卫队员，
他们说，他是自己开枪打死的。官方确认了这一点。克劳斯纳对自己的生命作了人
寿保险。但是保险公司拒绝给他的寡妇支付保险金，因为他是自杀的。如果再去怀
疑这一点，那是很危险的。克劳斯纳太太的律师将委托者的要求直接向内政部提出。
但是他的起诉被驳回。在司法部得到的是同样的结果。甩掉捣乱分子固然是一种舒
服的方法，可是向正规法庭提交起诉书等于是自投罗网，因为起诉书把盖世太保卷
进了案件中去。在此期间，盖世太保，得到了关于律师采取措施的风声，于是认为
有人不适当地干涉了他们的事务：这位律师就被逮捕，因为他敢于对盖世太保所作
的不是谋杀，而是自杀的正式声明表示怀疑。直到数星期之后才被释放。
瓦尔纳·贝斯特明确写道，没有任何法律条文可以限制人们去保卫那个必须适
应敌人战略的国家。盖世太保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的章程听从于它，它象一支军队
那样不能容忍司法条例去挫伤它在斗争中的积极性。
在短短的几年里，纳粹党人控制了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当时，戈林对经济部
长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二乘二等于五。”尽管对那些处在盖世太保
魔爪中的不幸者的虐待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当惶惶不安的谣言在整个德国流
传的时候，有人就封住那些愤怒者的嘴，并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根据纳粹
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拷问者和凶手，恰恰相反：谁对他们提出起
诉，谁就被看作是叛徒并要受到惩罚。一九三八年，随着纳粹军事行动的开始，这
个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谁现在谈论，也就是说，谁现在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
己的看法，谁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资料提供给敌人。这种论调容易被那些“忠诚
的国民”所接受。不过，这些国民只希望什么都不知道。正象吉斯维乌斯所写的那
样，“数百万德国人甚至在同自己捉迷藏”。
这个政权的敌视者纷纷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吉斯维乌斯说得很对，极权主义和
反对党在相互排斥。此外，德国反对党阜在一九三四年就遭到全面镇压。政治组织
和工会组织在纳粹夺权后不久被破坏殆尽。这些组织本来是可以作为后盾为抵抗运
动或地下运动服务的。适宜于重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逃跑。少数
几个新的组织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政治作用，他们感到被人窥伺，甚至被他们中的
一个人所出卖。反对党取得这样一个胜利使纳粹党人不能安睡。他们知道，平静和
顺从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孕育着深仇大恨。流亡者，首先是共产党人把记载历
史事实的反纳粹传单和小册子偷偷地运到德国。盖世太保
追捕散发这些文件的人。谁要是被发现有这些东西，那他就是不死在艾尔布莱
希特亲王街的一间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戈林确实对他手下的宠儿提出了这样的
根据：“正象我所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一下子拘捕了数千名共产党的干部，从而在
最初时刻排除了直接的危险，但是危险本身还远远没有被消除。主要的是去发现和
不断地监视秘密的联络和联络网等。对此，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
由于秘密警察逐步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专业化”进展顺利。盖世太保甚至把
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施韦德尔不久这么写道，“我们的政治警察”包罗万象，因
为它是万能的；它坚定不移地用强制性措施进行打击，但同时要有利于民族和国家
的发展。
纳粹法律学家休伯尔特教授指出，盖世太保“在公开行动中还未暴露身份就必
须把那些倾向和意图消灭”。
机会即将来临，盖世太保要用惊人的方式来实践这门理论。
盖世太保史
第五章 盖世太保反对罗姆
作为最高头目的党卫队首脑希姆莱和作为总局领导人的保安处首脑海德里希，
完全把盖世太保掌握在党卫队手里。一九三四年春天，希姆莱巩固了他的权势，长
期以来，由于他与罗姆不和，竞争日益尖锐。从理论上讲，希姆莱总还是罗姆的部
下，因为“黑衫队”仅仅是冲锋队的一个特别分队。但是实际上罗姆根本支配不了
党卫队。然而，希姆莱还是迫不及待地想完全摆脱他。看来盖世太保有可能使他达
到这一点。当时盖世太保完全隶属于他，何况罗姆对它的领导根本连瞟上一眼的权
利也没有。戈林再次等待时机，因为他想一劳永逸地把他的宿敌打倒在地。罗姆和
冲锋队参谋部不断受到监视。希姆莱、海德里希和他们眼前的同谋者戈林取得一致
意见，收集一份过硬的档案材料使他们能够向希特勒索取这个家伙的脑袋。罗姆虽
然荒淫无耻，但毕竟是希特勒最老的朋友并且曾经给过他最有效的支持。
罗姆同戈林和希姆莱一样，也是巴伐利亚人，出身于市民阶层。当时他是一个
血气方刚、身强力壮的人。他身躯笨重而结实。罗姆不象戈林那样肥胖，但是他在
宴会上用食过多，虽勤于骑马，也不能抵消。他那胖而结实的身体支撑着—个人们
想象中的野人似的头颅。他那长着双下巴、猪面颊的几乎滚圆的紫铜色的脸上布满
许多呈紫色的微细的静脉网。在宽阔的低低的前额下面，闪露出一对很活泼的、深
凹的、在丰满面颊上几乎看不见的眼睛。一道很深的伤疤更加深了他那粗鲁的表情。
这伤疤象一条很宽的沟从左面的颧骨处横跨过鼻子，几乎把鼻子分成两半。塌
鼻梁，圆圆的红鼻尖孤零零地突出于脸部，脸上稍有点不安的神色，就会显得滑稽
好笑。
一撮修成三角形的乱蓬蓬的小胡子遮盖着那张阔嘴上的薄薄的上唇。他头发剪
得很短，而且经常仔细地梳理。两只大耳朵，耳轮上部尖角似地突然向外弯，使他
的脸看上去有点淫荡好色。
罗姆挑选了一批体形健美的青少年，同他们混在一起，颇有自娱炫耀之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