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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起来。由此可见,逻辑实证主义对某些人来说是整体化的根源,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同一个“学派”联系在一起的并且限制着所期望的整体化。
其他较少带有学派性质的运动也以促进科学研究的整体化为其宗旨。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举出由贝塔朗菲倡导的、名为“一般系统论”的有趣运动。这个运动既包括人文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其目的是设法揭示一切综合尝试中——不论是生物学的有机论或是社会学和心理学对整体资料的解释——所运用的共同理论结构。这样一种运动事实上是和一切趋向于把研究社会的或精神的有机生命的科学数学化,尤其是和控制论化的思潮联合在一起的。
C.此外,这种来自由思想与问题所引起的运动,但同时又伴有上文所述的各种社会学刺激的专业化与整体化的双重思潮,还同基础研究与应用试验这种自发的分工相互影响。这是一个对本书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所以进行有关当前人文科学主要趋势的这个调查,当然是因为这些趋势对社会有利而且越来越有利。
但是在我们看来,最好把这个问题同专门化和“学派”问题联系起来。这不仅因为学派的形成常常出于对应用的考虑,而且还因为常见的、实践者在理论研究上的孤立能产生同分成学派相同的弊病,并且由于实践者减弱了实践的有效性,因而孤立也更为严重。
基础研究与各种应用试验之间的关系根据学科的不同而有深刻的差别。有的学科可以有狭义的实验,有的学科的现象等级则排除实验,只能对观察材料进行统计和概率分析。在后一种情况下,应用确实担任着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实际上成为实验的替身。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经济科学。当人们为组织某种试验而求教于经济学家时,经济学家会作出一整套以理论为依据的预测,而随后取得的经验象实验那样对它们加以证实或否定,只是要把各种因素分解开来并不总是能做得到的。所以这类应用同基础研究混为一体。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伟大学者如凯恩斯等人,他们同时既是一流理论家又是各种实践经验的启示者。在这些情况中,应用既然促进基础研究,它也自然从基础研究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
有些学科如心理学能运用实验方法而不一定依靠应用来进行基础研究,它们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尽管如此,实验心理学几乎从创立时起就引起了众多的应用,而且许多伟大学者,如比奈,他同时既是重要的基础研究(比如他对智力的研究)又是被广泛采用的实践方法(他对智力水平的测验)的倡导人。这方面的主要原因显然是一切心理学理论都与人的生活有关,同时形势也不断引导人们去请心理学家帮助解决这样或那样的实践问题。但第二个原因也是出于医学的榜样。因为心理学和医学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而且医学有一大部分内容来源于对应的研究,尽管它的基础还是从普通生理学与普通生物学中汲取来的。
至于心理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之间的关系,必须分清两个问题:一个是后者给前者的贡献问题,另一个是前者给后者的贡献问题。但这两个问题多少是有联系的,而且最终都导致对“应用
心理学”这一概念本身,从它的理论解释和应用于自身目的的优点这双重观点来提出疑问。
心理学的这些应用总的来说对心理学认识本身没有多大贡献,除了在病理心理学方面,因为疾病构成一种自然的实践(比如失语症中语言因素的分解,等等)。这时,应用研究带有以上我们对经济学所指出的那种启发性价值。相反,在其他领域里,我们举不出应归功于应用的发现。例如,比奈从他解释智力的测验中就毫无所获。然而,尽管如此,正如人们所看到的,“应用心理学”几乎同心理学一样古老,因此它倒能够使心理学丰富多产。但是恰恰由于这个原因,它并不总是善于利用对它本来很有益处的基础研究。这是因为它出生得太早,因为人们在知识还没有深化之前总想把知识应用于这一部门或那一部门。因此人们在认识形成机制之前就想方设法去衡量成绩或成果,其结果往往是相互的贫乏。
除此之外还有形成“学派”的后果。应用心理学组织自己的年会,并有构成国中之国的趋势,这就带来了科学上相对孤立所导致的弊病。因为只考虑应用时,人们势必要限制问题的范围,而那些从应用本身的观点上看最终应该是最值得解决的问题则往往被忽视,这是因为它们最初的形式似乎只与基础研究或理论有关。
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一例子是因为它很有启发意义,特别是和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应用过程相比较。大家都知道,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格外可靠的应用往往以一种最料想不到的方式产生于基础研究,有时甚至产生于根本不考虑实践的纯理论性研究。在这方面,人们常常举马克斯韦尔方程式在当代电磁学应用中的作用作为例子。如果相反,把自己局限于应用之中,或者,比如说,在不懂什么是一般智力以及智力是如何构成之前就想去衡量主体的智力,所得到的应用比起了解形成机制之后所能作出的应用要狭隘得多。
总而言之,作为独立学科的“应用心理学”并不存在,因为任何完善的心理学都导致有效的应用。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就是要在一切领域提供越来越重要的应用,但这里以发展基础研究、不事先以功利标准的名义去加以限制为条件。因为在初始时看起来最无用的东西也许是最富有意想不到的后果的东西,而为了实践,一开始就划定框框则使人无法综览全部问题,还可能遗漏掉那些事实上最不可缺少的、最富有成果的东西。
人文科学认识论
人文科学认识论
第二章 心理学
科学心理学可以采用真正的实验方法,这些方法是语言学或经济科学之类的学科几乎不可能(或很少可能)采用的。它用了比这些学科更长的时间来确定自己研究的特定对象。这其中有两个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原因。一方面,心理学主要是研究人,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哲学的臣仆,因此它相当费力地才理解到内省的限度以及把意识置于“行为”的总背景之中的必要性;另一方面,科学心理学不再以唯一的内省作为中心之后,在当代结构主义各派重新发现比意识更为广泛、更为深刻,但同时又包含意识并保持意识同机体、同集体生活联系的精神特殊性之前,首先在人身上看到的只是一种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混合物。
因此描述当代科学心理学的趋势首先就是分析它同哲学分离(却同认识论一直保持着不断更新的联系)的原因。其次是回顾初期的经验主义,因为在今天,每当著作家们对解释性理论发生怀疑而只限于描述可观察之物或规律时,经验主义就再度出现。再其次,是阐明寻求解释如何往往导致朝向有机生命,甚至越过生命朝向一般生理机制或社会生活去还原的尝试。最后,是指出为达到精神生活或行为的特殊性所进行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这些研究的方向,有的是内在的质性资料(心理分析),有的是可以精确计量的总的可观察之物(行为),有的是发生结构主义,有的是抽象的模式。这样一幅图景自然还有一些有关心理学跨学科的趋势和人文科学中这一特殊分支的种种应用的说明作为补充。
一、科学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
要客观地指出目前的情况和各学派的情况,有两点必须说明。一方面,由各国心理学会组成的国际科学心理学联合会(全部大约有四万名个体会员),从来不愿意加入国际哲学及人文科学大会,这当然不是因为联合会对哲学与人文科学不感兴趣,而是因为它执意要和哲学思辩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哲学思辨对语言学或人口学则毫无威胁。另一方面,有些思想家认为科学心理学不足以提供对人的认识,它应该由“哲学心理学”(又称“哲学人类学”)来给予补充。因此,要了解当代科学心理学的派别,必须先指出这两股思潮的差别,揭示作为科学的心理学所特有的要求,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许多学者特别是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学者来说,科学心理学与哲学心理学的差别(他们一般都否认后者有任何意义)在于所考察问题的性质。心理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只研究“可观察之物”,而哲学则力求达到事物的性质和“本质”。
初看起来,事情似乎确是这样。比如,人人都同意人的意志自由或不自由的问题是属于哲学而不是属于科学心理学的问题(即使在方法上心理学家在涉及现象时接受方法论决定论)。人人也都承认记忆或知觉规律可用来作科学性研究。可是,心理学史本身立即表明,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之间的界限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变动的方向是出乎预料的。例如,上世纪末,心理学家很少研究智力领域中的判断机制,或者顶多把它看作属于观念联合的问题,而留给逻辑学家去更多地探讨。当马伯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他仅仅认为在联合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心理之外的因素”或逻辑因素,这个因素与心理学家无关。今天则相反。关于智力的理论有多种多样,但谁也不想把判断排除在心理学领域之外。因此,今天若要把心理问题分为科学的和哲学的话,那是异常冒险的。目前最为普遍的趋势是把科学设想为无限开放的并且由它自身随时决定与它有关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在历史的一个特定时期,某些问题被看作属于科学心理学,另外一些问题则不属于科学心理学而可以交给哲学呢?这只是因为有些问题能够充分加以限定,因而可以通过实验和计算得到解决。同时,这样得到的解决是可以赢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