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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他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歪曲方面和效力方面看来都同样神秘的意识事实就能得到解释。
C．社会学提出的认识论问题较心理学更为严重。因为它研究的对象不仅是一个虽然类似于主体心理学家但却外在于主体心理学家的主体个人，而且还是一个集体的“我们”，这个“我们”，因为主体社会学家直接地或间接地（通过其他相似的或敌对的集体）是其中的一分子而更加难于客观地达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社会学家本人不断地被其研究的对象所改变，而且从他一出生就开始被改变，因为他是一个教育和社会连续发展的产品。这个观点根本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确切的事例。比如帕尔多的巨著《普通社会学》中夹杂着许多政治意见，这些意见他不无天真地认为是他的科学客观性的明证，其实是出自反对一个有进步思想的父亲的后天形成的态度：这就同时表明了研究社会学避开思想意识影响的困难程度，以及从弗洛伊德和同某些其中冲突同时涉及意识及感情问题的社会环境相关的意义上的各代人之间的对立。
反过来说，社会学家也改变他所观察的事实。这不是因为他象心理学家那样进行实验，——这些实验把主体置于对主体来说是新的位置，从而部分地改变他的行为，——因为人们不可能对社会整体进行实验。但是，恰恰就在社会学企图把握社会这一整体而不局限于对个别关系作微观社会学分析的情况下，这样一个问题（而且这也是微观社会学研究本身的情况）只能在有关理论的或实用的、形而上社会学的或有关事实本身的概念方面获得解决。而这些概念意味着与实在的某种分离，尤其是某种来自研究者的积极构造。就这样，研究者的积极构造绘事实加上了模式，这些模式是在接触事实之际被设想出来的或是从其他学科借来的，但其客观化的能力，也就是说忠实地联系实在的各个关节的能力，或者相反，歪曲现实或无意的选择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变化不定的。此外我们应该提出——这是为了证明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远不是没有解决办法——这种对实在的积极构造是一切实验研究所固有的，不论是物理学、生物学或社会学的实验研究都是如此。因为无论经验有多么精确，没有逻辑－数学框架就无法释读经验；而且框架越丰富，释读就越客观。比如，查看温度表上显示的温度这一简单行动，除了与主体无关的水银水平在管内移动（尽管主体选择了这种现象作为标志，尽管他制造了温度表）之外，还必须有整个测量系统作为前提，其中包括逻辑的类、顺序、数目、空间连续体的分划、移动群、单位的选择等等。但是主体用来丰富客体的框架，并不使客体变形，却反而能借助这样建立起来的函数关系，分离出所要达到的客观过程。可是说到社会整体，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因为这一整体是不可感知的，因此，为了阐明它和分析它而对变项或指数的选择就依赖于主体社会学家的智力活动，这些活动要远比物理学的测量复杂，因而在客观化能力或产生歪曲或错误的可能方面也就更加不确定。
事实上，可能的对整体的构造有三大类型（请看第三章第五节）和许多亚变型。这在一切领域内都是如此。这就一下子显示了无意识决定的因素以及对现实起到客观化或歪曲作用的同化因素。应该说由于这些因素，社会学家对于事实的观察总是在改变事实。他或者加以丰富而不篡改，因此应用的仅仅是概括客观联系并使之在观念上能被理解的种种框架，或者使事实偏向一些漏掉主要内容的图式或多少系统地歪曲主要内容的图式。这三大类型是相加组成型或原子组成型（社会被设想为已经具有所要解释的特征的个人的总和）、显露型（社会总体产生出新的特性并把它们强加给个人）和关系总体型（从一开始就改变着个人同时还能解释整体变化的相互关系系统）。然而，按照所有选择的模式类型，而且是根据一般的理论理由而不仅是根据在社会群体中所受到的个人主义的或专制的教育等等而选择（无意的或有意的）的模型，所搜集的事实必然会从它们被选择的时刻起，以及对它们从确证到解释的全部构造过程中，都被改变。所以，在塔尔德认为是模仿开始的地方，杜尔克海姆看到的是形成性强制，帕尔多看到的是遗传本能的表现，等等；在唯心主义者认为是散布在群体中的“学说”影响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的是深刻的冲突，而学说只不过是冲突的象征性反映和意识补偿，等等。
但是显而易见，如同内省错觉提出了一个令心理学感兴趣的事实问题，培养出社会学家的社会对社会学家思想的改变，以及试图构造社会材料的社会学家以他的思想对社会材料的改变，也构成使社会学本身感到兴趣——因为它能加以研究——的社会事实。虽说社会学的认识论问题比心理学的更为复杂，可是它没有什么不能解决的。我们将在E节中看到，通过何种智力的非中心化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D．经济科学也遇到同样的困难。要证实这一点，只须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多么强调古典经济学是同社会阶级相联系的一种意识的反映就可以了。结果是，一条经济规律不管对所考察的事实来说有多么精确，人们总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规律从属于一个相对特殊的结构，而这结构，经济学家又认为是具有普遍性
的，如果他是在其中培养成长的，同时又是他通过非中心化程度不足的模式予以设想的话，那么这一规律究竟有多少普遍性呢？当布鲁德尔明确指出，问题在于“各种结构和各种条件，而不仅仅在于物质条件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条件”，在于“社会结构和条件”，直至“文明”时，他就说明了计算资料和统计资料虽然在经济学中比在社会学中要易于收集，但对经验的客观释读以及解释的认识论问题就其原则而论在前者和后者中仍然是同样复杂的。
相反，人种学显示的一个极大优点是研究观察者并非其中一员的那些社会。但是，问题依然是要确定，观察者面对外在于他的资料，给资料引进哪些为其构造所需的观念工具。即使人们对弗拉来尔、列维－布律尔或列维－斯特劳斯的哲学过去和智力习惯一无所知，人们也并非完全不可能通过研究他们对神话的议论和他们对其研究主题的思考方式来加以重新构造。这时的问题是：弗拉采尔所引用的观念联合规律、列维－布律尔的逻辑相对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是更接近这些学者的思想呢，还是更接近这些研究者的思想。但是，人们一眼就看出结构主义之所以比其他两种主张更适合于事实（而且这与可能保留有列维－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前逻辑”主要内容的建构主义没有任何矛盾之外，只要人们忘掉技术，不再谈论根本的异质、总的“精神状态”……），丝毫不是因为它局限于复写观察资料，而是相反，因为它使事实同具有事实的轮廓、不歪曲事实而使事实能按照解释的一般方式得到理解的那些代数－逻辑体系融成一体。
在语言学方面，所观察的事实对观察者的改变更要少一些，因为语言学家由于职业的关系就是一个比较学者。他并不把一切都还原成他的语言，同时他对所研究的各种语言之间的差异与相似之处都同样感兴趣。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这丝毫不意味着理论是与所要解释的事实相符的复制品。因为，语言结构主义越向前发展，它就越走上通过逻辑－数学结构使材料得到丰富的抽象模式道路。最后，人口学是我们各学科中在主客体关系方面最少产生人文科学所特有的问题的一门学科。这是因为它所涉及的是较易于定量的资料，所以它遇到的这些既造成人文科学困难、又成为人文科学特有财富的循环或辨证情况也最少。
以上简略提出的种种困难可能看起来是无法克服的。但是当人们比较一下科学心理学的创始阶段——一门其中困难格外显著、格外严重的学科，和它现在的状况——一门逢勃发展的学科时，人们就可以完全放心，并设问人们究竟用了什么隐秘方法达到了虽说还没有完全克服这些困难、但却揭去了它们的神秘面纱这一步呢？
E．这些方法在原则上是比较简单的。但事实上由于实验的困难而较为复杂。一种认识方式的主体被他研究的客体所改变并反过来改变客体，这样一种情况，构成典型的辩证相互作用。可是，研究辩证相互作用的方法主要有两种，而它们恰恰也是人们通常以辨证的字眼来描述的那两种。这就是一方面，按照相互作用的发展本身，换言之，把相互作用置于历史的或发生的角度来加以阐明；另一方面是以不平衡和重新平衡，或者说以自动调节和因果相互作用循环这种办法来加以分析。
例如，在心理学方面，在解释甚或描述性地分析有关成人的行为或意识的种种事实时，最有效的分解方法就是描述这些行为从童年时代起的发生情况。这样做有两个道理。第一，只有对反应体系的形式加以研究才能提供原因性的解释，因为这样一个结构只有在人们了解到它是如何构成时才能被理解。甚至是那些动力为同步的调节也还需要了解它们是如何建立的。这里还是一样，对发展的研究成为解释性的。第二，只要一个被认为属于成人个体的结构有可能被揣想为属于观察者的成分多于属于被观察对象的成分时，对结构各个发展阶段的研究就能提供一整套人们难以任意使之符合主观理论要求的客观参照材料。换句话说，如果被怀疑的结构只存在于理论家的头脑中，那就不可能在主体以前各阶段中发现其逐渐形成的痕迹，而如果能一步一步地追寻其形成过程，那就再没有理由怀疑它的最后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