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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大诗人。吏部郎毕卓（字世茂）有首诗最能表达这些人的“精神境界”：“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再说潘岳。史称，“（潘）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诌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潘岳母亲多次劝说儿子不要太趋时附利，诫训他“尔当知足”，潘岳充耳不闻，锐意仕进。近十年之间，潘岳除给贾谧当枪手外，确实写了不少著名的诗赋，就《西征赋》、《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十一首》、《家风诗》、《于贾谧坐讲汉书诗》、《金谷集作诗》等等。才能归才能，官场游戏又是另外一回事。平日大家济济一堂，吟诗作赋，吟酒赏花，也就一清客而已，最高的官也就做到给事黄门侍郎，在司局级就打住了，怎么也升不上去。虽然短时间内任过长安令一个实官，但因母疾去官，可见连钱也没捞多少。郁闷之余，潘岳便作《闲居赋》，抒发自己“拙宦”的委屈与不满。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天妒仙侣。晋惠帝元康八年（公元299年），潘岳的爱妻杨氏忽然身染重病，不久，香消玉殒，离开了她所深爱而且又深爱他的美男子丈夫。古往今来，丑夫美妻，俊夫丑妻，婚姻虽属美满，毕竟当事者和局外人都有遗憾之意，至于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的夫妻，更是遍布世间，比比皆是。潘岳、杨氏这样一对绝配伉俪，古今罕有，他们之间的脉脉深情，也非常人能所理喻。爱妻死后，美男子神伤情摧，哀痛欲绝。痛定之后，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爱情《悼亡诗三首》及《杨氏七哀诗》。兹录其一于下：《悼亡诗三首之一》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怳如或存。回遑忡惊惕。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隟来。晨溜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
回思妻子仙逝后的一年间，潘岳情真意切，心情摧沮，空屋之中再也看不到爱妻的美好俏容，墙壁上却仍留存有杨氏的书法手迹挂在原处，睹物思人，悲何以堪！无论是清醒或睡梦之中，潘岳总是沉浸在怀念之妻的辈伤之中。诗人也曾希望自己能仿效先贤庄子那样达观（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旗踞鼓盆而歌），但哀愁缭绕在心间，永远拂拭不去。
后世文学批评诸家言及潘岳作品，皆有褒赞钦服之语：“潘文浅而净”（刘义庆《世说新语》）：“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陨流”（刘勰《文心雕龙》）：“潘诗烂如舒锦，无处不佳”（钟嵘《诗品》引谢混语）：“安仁质胜于文，有古意。”（陈绎《诗谱》）：“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陈祚明《采菽堂古诗》）：“安仁情深，抒写新婉”（黄子云《野鸿诗的》）……只有情真才能语切，潘岳仅凭这数首情之诗，就足以为后世诸生所推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席之地。
当今时世，猬琐中年的“生官发财死老婆”成为津津乐道的三大“喜事”，当然不会产生情深意切的悼念亡妻的作品。（历史上能与潘岳悼之诗相提并论的，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苏轼《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另一首就是唐代元稹的《遗悲怀三首》，兹附录于下，读者可以把元稹的“悼亡诗”与潘诗一比高低：「遣悲怀三首」元稹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画箧，泥他沽酒拔金钗。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皆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祸不单行。亡妻之痛未消，潘岳年才数岁的儿子又因病早夭。鳏夫丧子，雪上加霜，犹可哀痛。当其时也，形容憔悴，身心交瘁的大才子肯定会仰天长叹，泪水涟涟，追问命运的不公与死生的无情，痛悼人生的无常与苍天的不平。然人生命数，福兮祸兮，人在当时均惘然无知。稚子娇妻，一时归于黄壤，毕竟亲人送葬，保全首领安息于地下。如果潘岳的妻儿一直平安无恙，几年之后，与潘岳三族同被绑缚闹市，刀光血影之下，离情恨意就绝非笔墨所能表达的了。
贾南风这边，更是荒淫放恣，一爽到底。她先是借看病为名，与太医令程据搞在一起，肆无忌惮，“乱彰内外”。而后还觉不过瘾，天天派人从宫外哄取美少年俊小伙入宫，败火过后，常常是杀人灭口，把这些“药渣”统统做掉。洛阳城南有个管治安的小吏，“端丽美容止”，平时工资微薄，忽然身上穿戴奇异，所佩珠玉皆罕见内廷之物。他周围的同事察觉其事可疑，禀报上司，派人马上把他拘押审问。这个漂亮小伙辩称：“先前遇见一个老婆子，说她家里有人得病，巫师卜卦说要一位居于城南的年青男人至家禳解，并有重酬。我贪财心切，就随她前往。中途换车，我被藏在盛放衣物的箱笼里，走了十几里，过六、七道大门，箱笼一开，忽然见到壮丽精至的楼台殿阁。我问老妇人这是哪里，她回答是天上。马上有人过来伺候我沐浴熏香，好吃好喝过后，又给我换上华美的衣服，带入室内。屋里有一个妇人，大概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矮小，皮肤青黑，眉间有痣。我和她欢渡数晚，共寝欢宴。临别时，这矮胖黑妇人赠我这些衣物饰品。”大概这个小吏床上功夫好，人又美貌温存，深得贾南风喜爱，故而留其一命。堂上堂下人听小吏辩说，纷纷窃笑，皆明白了事情原委，知道这位同事和当今傻冒圣上是“同情兄”，替惠帝出汗出力。
众人昏昏之间，也不是没有清醒之人。南阳人鲁褒作《钱神论》以讥时世：“钱之为体，乾坤之象，亲之如兄，字曰孔方。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纷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拨，怨仇非钱不解，今闻非钱不发。洛中朱衣，当涂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凡今之人，惟钱而已！”
除此讥讽之论以外，还有对国家大事切忧于心并泱泱作论上表朝廷的正人直士。太子洗马江统见迁居关中匈奴等少数民族时有纷乱，便上《徙戎论》，以警朝廷。他先是旁征博引，历述先世夷狄，“怪气贪婪，凶悍不仁……弱则畏服，强则侵叛”的旧事，又讲东汉马援、魏武帝曹操迁移羌戎于关中的弊害，指出东汉以来的种种迁移政策皆是“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关中土沃物丰，殷实富足，帝王常以此为都城，“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且，当时乘其部族衰弊，迁徙这么多戎狄之人于关中，汉族士庶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况随时间推移，繁衍众盛，“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伺隙乘便，辄为横逆”。因此，朝廷应该凭借当今兵威方盛之时，把北地、京兆等地的羌、氐各族，迁移至其原来居住的旧地，“各附本种，返其旧土……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虽然并州胡人（匈奴）、氐、羌等族“天性骁勇，弓马便利”，但大晋一统后这些族属正处于“势穷道尽”的状态，“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这些措施得以执行，必能“创业垂统，谋及子孙”，否则，“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最后，江统又明白深刻地指出：“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芥之忧。惠此中国，经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江统论上，朝廷不用。不到十年，江统的忧虑皆成现实。匈奴、鲜卑、羯、氐、羌，纷纷杀入中原，大地板荡，黎民涂炭，一发不可收拾。公元216年，大英雄曹孟德把降附的匈奴人分为五部，立单于呼韩邪（魏朝当时改姓刘）为部师，在当时的兹氏县（今山西汾阳）和祁县、新兴（忻县）等地居住，渐渐与汉人混居杂处，许多人从事农业生产。但匈奴屠各族的刘姓贵族仍持有旧时声威，又有现成的五部军事组织，一呼百应；此外，散居上党的还有匈奴别种羯族许多人，他们也常常遭受当地汉族地主的歧视与欺压，加上居于并州附近虎视眈眈的鲜卑族、扶风等的氐族、以及自东汉以来散居关中诸郡的羌族，数股势力都蠢蠢欲动，只要有机可乘，“仇恨的怒火”终会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当其时也，有识之士皆早已看出离乱战杀之征。“关内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索靖的《出师颂》书贴于2003年由嘉德公司拍出2200万人民币，由故宫博物院拍得。当然，此贴真伪很值得怀疑）。
晋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征西大将军赵王司马伦宠任属下孙秀，在西北地区与雍州刺史解系交恶，互相攻讦，更相上表朝廷。晋廷朝议后，以梁王司马肜氏替赵王司马伦职务，征司马伦入朝为车骑将军。解系的弟弟解结时任朝中御史中丞，就在司空张华前力陈孙秀祸乱氐、羌的事情。张华闻知后，就让梁王司马肜到任后诛杀孙秀。孙秀惊惧，派好友辛冉携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