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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无为”更有着深刻的内涵。
寒山和尚一首偈诗最具言简意赅，意象明洁：我心似明月，碧潭清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
“道之无限”与“心能作佛”
庄子的“无限之道”
庄子哲学与禅宗均追求无限，即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纵观《庄子》一书。对无限的赞美不胜枚举。他所赞扬的“大鹏”，能“水击三千里扶摇而上者九万里。”（《逍遥游》）他所赞叹的“神人”，能够“乘云气，御飞龙，神游乎四海之外”，而且，神人“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级。”（《逍遥游》）就是在庄子著作的字里行间里，也可见出其文气势恢宏，如光电狂风，上击九霄，下抨六级，汪洋姿肆，字里行间无不透出“道之无限”的庞宏。
在庄子眼里，“道”是宇宙最后的根源，是一种远远超越人类感性认知和理性逻辑的关于世界本体的思想观念。“夫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渊乎其不可测也！”（《天道》）“道者，万物之所也。”（《渔父》）“夫道，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大宗师》）所有上述种种皆说明了“道”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性质，人类时空的形式是不能容纳、解释“道”的，“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知北游》）——这种对世界整体和共同根源的深刻探索，反而最终显现了庄子哲学立足于平地的自然、实在，显现出”生活美“的真实形态，并非该于崇拜超自然幻境的宗教类虚无。
虽然“道”是一种“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的东西（《大宗师》），但是人还可以通过直觉和体验感觉到，也就是说，以一种难以言表的超理性直觉“发现”它，似乎神秘，但并非虚妄，最终能得到一种逍遥任游、自由超越的精神感受。
禅宗的“反照之心”
禅宗的“心”也是包容一切的无限理念。《宗镜录》上讲，“心能作佛，心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如此十六字，就几乎完全言及了“心”的博伟与无限。与此相类的，还有“三界之中，以心为主，能观心者，究竟解脱，不能观者，永处缠缚。”（《心地观经》）：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无有边畔，亦无方圆大小，也非青黄赤白，亦无上下长短，亦无嗔无喜。无是无非，无善无恶，无有头尾。“（《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般若品》）这些都从不同角度言及了”心“的广大与无限。
禅宗有关“心”的理念庞杂包罗，有“真心”和“无心”的概念。随着历史发展，禅宗的心性论逐渐向“道本虚空”、“无心合道”等方向发展，也就是“即心是佛”、“心净成佛”、“见性成佛”，并一直强调“空寂灵知之心”，认为每个人的“心”都是自己的，认识自己的关键在于“反照”，而不是求助于从外界中觅寻。“一切众生，不拣愚智善恶，乃至禽兽，所有心性皆自然，了了常知，异于木石者，且不是缘境分别之识，亦非证悟之智，直是真如自性，不同顽虚，性自常知”。因此，不怕念起，只恐觉迟，能做到“心不起念”，泯歇妄心，便能做到“存境存心”。
禅宗的“心”还表现在初入禅境的喜悦之中。所谓“三禅之乐，世间第一，乐中之上。”《杂阿含经》中这样描述“心”愉悦的状态：“从内心而发，心乐美妙，不可为喻。乐遍身时，身诸毛孔，悉皆欣悦。尔时五情虽无外尘发识，而乐法内出，充满诸根，五根之中，皆悉悦乐。譬如石中之泉，从内涌出，盈流于外，遍满沟渠。三禅之乐，亦复如！”由此，“心”能益知，“心”能开慧，“心”能使人大彻大悟。
禅宗一直认为“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上讲：“故知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若悟，即众生是佛。”《淮摩经》也讲：“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禅本身就是一种大智慧的心法，是一种超越日常知识的明心见性的感知。希运禅师说得最恰当：“诸佛与一切众生，惟是一心，更无别法。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青不黄，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计新旧，非常非短，非大非小……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惟此一心即是佛。佛与众生更无别异，但是众生诸相外求，求之转失。使佛爱佛，将心捉心，穷劫尽形，终不能得……此心即是佛，佛即是众生。”
“道”与“心”在哲学上大概都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它想所追求的“无限”，在扬弃其中看似不可捉摸的虚幻之后，我们可见出许多积极闪光的东西。这是因为，二者都充分肯定了人在无限的宇宙方面是自由的，肯定了人可以有等同于无限宇宙的力量。庄与禅对无限的追求为后世的人格超越提供了积极的范例。
“齐死生”的洒脱与“离境无生灭”的放达庄子的“生死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家中，对生死问题做过最细致详尽探究的，就是庄子。他认为，死生皆为变化之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庄子·大宗师》）因此，生不必悦，死也不必恶。同时，庄子在生死问题上还表现出极其潇洒安然的风神：“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生乃气聚，如赘疣，并无可乐；死为气散，恰似决溃，亦不必哀。这种对于生死的达观，是庄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在《庄子》一书的外篇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天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庄子·至乐》）上述故事真伪何如，不得而知，但它确实反应出庄子及其后学的生死观，他们把生死与春夏秋冬四时行作等同相待。当然，这种看法也含有否定生命价值的因素，剔除这一消极成分，我们可见出这种思想包含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几千年前庄子就已把生死视为自然的变化。这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在“向死而生”的世界中，死亡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跨越、无法避免的鸿沟。“人生天地之间，若自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潦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哀之，人类悲之……乃身从之，乃大归乎！”（《知北游》）庄子这种豪洒不拘的生死态度，同原始佛教那种把生命本身看作是苦难负累的认识完全不同，虽然有感慨、有叹息，但庄子更多的是“逍遥”的洒脱，是藐视自然困境的豪迈不羁。“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署，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大宗师》）死亡的这种外在必然性，在庄子的哲学思想中，并不是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障碍和不可逾越的无底深沟，它恰恰是人类走向精神自由、磨砺意志的一种命运安排。如果对生死认识得当，保持逍遥、无为之心，在克服生死迷茫的过程中人们反而“足以逞其能”，战胜凝于内心深处的心魔，摒弃利害之欲和哀乐之情，在广袤的精神世界里更加无拘无束地、自由地飞翔。
禅宗的“本来无一物”的生死观在生死方面，禅宗比庄子更远走一步，慧能大师最有名的一首偈句“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行由品》）既是生死泯界的另一种陈述。既然“本来无一物”，生死又何异哉！这种思想，在后代礼禅的诗人伤口中也屡有透露，例如苏轼和其弟子由在渑池怀旧之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诗中寓理成趣，显示了生死聚散无由无根之理。这些都表明，禅宗不仅象庄子那样对生死问题抱达观态度，而且进一步地声称已“悟透”生死。
要做到“离境无生灭”，也就是要做到“无念”。《坛经》讲：“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何名无念？无念法者，见一切法，不著一切法；遍一切处，不著一切处，常净自性，使六贼从六门走出，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自在解脱，名无念行。”做到这一地步，在禅宗大师们看来，生死是那么的简单、随缘。
洞山良竹神师临死前对弟子说：“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劳生惜死，哀悲何益！”法常禅师更是豁然：“来莫可抑，往莫可追。”简直就是素朴的真理性睿语：“人出生不可抗拒，人死亡不能追回，事事随缘，弃却形骸”。道楷禅师死前也很坦然，平静，他甚至还随意写下诗偈：“吾年七十六，世缘今已足。生不爱天堂，死不怕地狱。撒手横身三界外，腾腾任运何拘束！”如此潇洒，连来世如何都无一丝牵挂于心，真个是“本来无挂碍，随处任方圆。”在世界无依、山河无限的禅意里，一切都是无始无终，非生死可拘。
亦禅亦道的东坡居士参禅最有心得，在他的《百步洪》一诗中，洞悟了人生瞬息之短，展现了“此心无住”的生死超然：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离手，飞电过隙珠翻荷。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