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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杰由“贼”变成“官军”后，非常能干，数次大败李自成、罗汝才、张献忠等人。即使后来他的老上司贺人龙、孙传庭等人或为朝廷诛死或为贼兵所害，惟独高杰能独善其身不败，一直保存“有生力量”。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朝廷授高杰为总兵，命其驰救山西。天下纷乱之际，高杰盗贼本性重犯，面对势若山来的李自成军连战连北，但在败退途中仍“纵兵大掠”，一丁点儿没有“官军”气象（相反，当时的李自成倒一改昔日凶残面貌，爱民如子，加上李岩等知识分子出身的书生帮忙，宣传搞得不错，老百姓乐呵呵地瞎唱：“吃他娘，穿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
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高杰率兵南遁。南明的弘光帝（福王朱由崧）封他为兴平伯，以扬州为驻地。由于高杰部队抢掠的恶名远扬，扬州士民把四城紧闭，防贼一样紧守，不让高杰部队入城。高杰震怒，勒兵攻城。同进，他还派兵于城外到处抢掠妇女，奸淫抢劫，无恶不作，使得“民益恶之”。如果在平日，不等御史纠劾，朝廷早会有人挟旨而来，光是高杰攻城抢掠人民的罪过就够杀他一百个脑袋了。但当其时也，内忧外困，朝廷正倚重武将，而且弘光帝又深感其“推戴之功”。无奈之余，史可法也从中“和稀泥”，把瓜州让给高杰部队进驻。高杰知道扬州城他也攻不下，就顺势收下史可法的“人情”，不久，奉弘光朝廷命令，移镇徐州。
高杰本性强横，与“兄弟部队”如黄得功、刘泽清等明领关系恶劣，不能协同作战。但是高杰最后也深为史可法的忠义所感动，真的与之商议“恢复”之业，并自告奋勇，领兵奔赴归德，直逼荆、襄之地。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2月，高杰抵达归德，命令驻守睢州的明朝总兵许定国来拜见自己。乱世之际，武人都想拥兵自重，最怕的是被人调离原先的守地，如此，则恐羽翼尽失，任人宰割。因此，高杰的到来让许定国非常担心。此外，高杰还在李自成手下当“贼头”时，有一次他率兵袭取许定国的老家太康，当时曾杀光了这位明将的一家老小妇孺。如此深仇大恨，许定国自然不会忘却。
许定国先卑辞下意装孙子，推诿睢州军务缠身不能前往，同时，他又派人送信要高杰到睢州来“视察”他自己的工作。高杰欣然接受，按时赴约。其属下李成栋等人都劝他不要这么轻信许定国，“（高）杰心轻定国，不听，遂入城”。酒席宴间，高杰喝得高兴，又觉得自己是方镇大员，出言肆意，吆五喝六，严命许定国到期外出移军，并令他送儿子于高杰军中为人质。
许定国心中虽然又疑又恨又气恼，表面却一口应承下来，并趁高杰欢笑之际，送上数位绝色美妓侍寝。不仅如此，许定国还给高杰身边的数十几个亲兵每人“配送”两个美女。高杰酒酣之余，回到客舍大玩“groupsex”。而后，他又累又乏，呼呼大睡。半夜，忽然一声炮响，许定国兵士争相挥刀闯入。高杰身边数十个亲随听见炮声吓得光着屁股爬起想拿兵器抵抗，但是夜间的“三明治”狂欢害人，都被身边“配送”的美人一人压住一只胳膊死死按住，须臾之间，个个人头落地。高杰自己光着腚也被士兵拖入许定国帐中斩首。转天，被高杰派出去的部伍知道“首长”被杀，悲愤欲绝，包括李成栋在内，高部“官军”猛攻睢州城，破门后，直杀得“老弱无孑遗”。带头造祸的许定国却乘间逃走，向清军投降。
高杰为人虽然骄暴淫毒，但他对明朝仍旧有拥立之心，而且死前“进取意甚锐”，很有进击清军的决心。死后，明廷赠其为太子太保。李成栋等人虽然带兵屠陷睢州，仍被弘光朝廷视为“人民内部”矛盾，加上惹祸的许定国降清，朝廷就更对高杰诸将皆不予追究，仍旧命他们领兵镇守徐州、颖州等地。
弘光昏庸半壁沦亡——李成栋对清朝的降附言及崇祯帝死后的南明，不得不提首先称帝的福王朱由崧。
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是昏庸无道的万历皇帝爱子，多次差点登上皇储之位，但终因大臣们因其不是长子数次谏劝，才让万历帝打消了念头。作为补偿，万历帝在朱常洵“之国”时派一七千一百七十二艘大船，满载金银财宝，大张旗鼓欢送这个宝贝儿子到洛阳享福。
李自成等人早就知道“洛阳富于大内”，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2月猛攻洛阳，把这位重达三百六十多斤的大胖子福王逮住，连同几只鲜肥的梅花鹿一起烹煮，号称“福禄宴”，在庆功宴上让诸位辛苦攻城的老少爷们美美吃了一顿大餐。朱由崧跑得比他爹快，捡得一条小命，仍被堂弟崇祯帝封为福王。由于王府已失，他暂时寄居怀庆。
1644年，李自成大军中的又一个支部杀到怀庆，已经养成像他爹一样大胖身坯的朱由崧再次面临灭顶之灾，好就好在他已经养成的兔子般狂逃的经验，丢下母亲邹氏，趁乱来个“猪颠疯”，竟也能再次逃过一死，跑至淮安。虽然朱有崧早就“名声”在外，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知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最后仍被马士英和阮大铖这两位奸臣看中，认为此庸者“奇货可居”，便于控制，加上他身属嫡系，最终仍在崇祯帝自杀后不到两个月得以登上帝位，年号弘光。
弘光帝登基后，就用高官厚爵酬谢马士英和拥戴他的四位武将（即“四镇”，包括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新朝气象没有维持多久，马士英就把任兵部尚书的史可法排挤出朝，命这位“史阁部”带兵渡江北上，朝内大权完全落入马士英之手。不久，早先名列“阉党”名单之首的阮大铖又被马士英引荐入朝，并被委以兵部右侍郎的高官，致使弘光小朝廷内党争频起。
四镇之军除黄得功外，其余三将皆骄横跋扈，所统兵将也只知狂掠百姓，遇敌则怯懦无计，只知撒丫子狂逃。虽然总共有数十万明军屯结江淮，但将领们几乎全无斗志，个个都把金银家小安置于江南富庶大后方。这些人贪生怕死，同时又肆无忌惮。官拜东平伯的刘泽清最能道明这些武将心事：“吾拥立福王以来，以此供我休息。万一有事，吾自择江南一郡去耳。”因此，清朝军队在降将许定国率领下渡过黄河，一路势如破竹，明军诸军不仅不抵抗，反而闻讯大掠他们应该加以保护的明朝平民，然后满载辎重向西奔逃。
弘光朝内，仍旧文恬武嬉。马士英一哥们还故意扬言：“岳飞讲‘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真是大错特错。文官若不爱钱，高爵厚禄何以劝人？武臣必惜死，养其身以其待！”爱钱惜身竟成了“硬道理”，可见弘光君臣靡烂的境地。
弘光帝自己也天天畅饮醇酒，吟出“万事不如杯在手，百年明月几当头。”同时，他还天天狂吃猛力春药，夜夜奸淫幼女，祸害死不少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马士英等人又大兴狱案，罗织罪名，杀掉不少与自己有过节的朝臣和士人。由于朝政糜烂，加上令人疑窦从生的“童妃案”、“北来太子案”，“大悲和尚案”，在外拥兵的宁南侯左良玉就打着“清君侧”旗号西逼南京。当时的情势是，一方面，清军昼夜兼程乘势南下，把史可法的扬州城包围得密不透风，另一方面，左良玉的明军也气势汹汹，兵锋直指南京。
弘光帝虽荒淫昏庸，却又讲出一句明白话：“左良玉应该不是真想反叛，还是以兵坚守淮扬抵挡清兵。”马士英闻言大怒，怒目对弘光帝喝道：“北兵（清军）至，犹可议和。左良玉至，我君臣死无葬身之地。宁可君臣同死于清，不可死于左良玉手。”于是明军皆从江淮沿线回撤，死保南京不被左军攻破，却任由清军纵横直前。
左良玉大军抵达九江后，患急病而死。而他手下人数达数十万的明军，全都为其儿子左梦庚所掌握，一行大军沿长江浩浩荡荡而来，不是抵击清军，而是沿途大肆劫掠。黄得功单军一边要抵抗清军，一边又要与左梦庚部队作战。左梦庚在板子矶被黄得功打得大败后，听说清军已至，便率全军投降，并成为日后灭亡南明的主要军事力量。
清军以满汉大军进围扬州的史可法，此前一年，当时受史可法辖制的镇守徐州的李成栋早已因兵力不支带领四千明兵投附清军。
清豫王多铎带着大军猛攻扬州八天，于1645年5月20日以死伤数万的代价终于破城，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扬州十日大屠杀”，八十万人死于清军刀下，而这些杀人的“清军”中，有很多人是左梦庚、李成栋这样的“前”明军。
大清军队直向南京逼来。弘光帝仍旧醉生梦死，麻木不仁，还派人四处逮了数万只癞蛤蟆剥取蟾酥以做春药使用，并叫来戏班子连夜通昼地演戏。6月3日夜间，过足戏瘾饮足酒的弘光帝忽感大事不妙，只带着两个贵妃和几个太监骑兵冒雨悄然遁出，奔向黄得功处，又把一次把他太后母亲扔在城里不顾。不过，这位太后成为奸臣马士英的一件挡箭牌，他挟持着这位不太老的老太太向浙江逃去。马士英这样考虑：清军知道黄得功收纳弘光帝，肯定会猛攻。如果黄得功侥幸胜利，马士英有“护送太后之功”；如果黄得功失败，清军会继续猛追弘光帝，能使他自己“追师稍后”，更便于逃命。
黄得功看见狼狈落汤鸡一样的弘光帝，悲从中来，失声痛哭，说：“如果陛下您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尽力借势作事，奈何听信奸人之言轻出，进退何将所据？为臣营垒单薄如此，怎能护卫陛下安全呢！”
不数日，清军还未追到，已经投降了清军又想新立大功的叛将刘良佐先到了芜湖，身后跟着降清的明军和为数不多的满清旗军。黄得功率军与刘良佐对阵，互相劝说对方投降。刘良佐手下将张天禄忽发暗箭，正射中黄得功咽喉，这位忠心耿耿的大将在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