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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未尽人生路，一日错信路漫长”。这是李小龙之子李国豪位于洛杉基墓地上的碑铭，而立之年过后，寻章摘句之余，乍读这两句言浅意深的文字，恍然之间又感黯然。
深圳灿烂的南方阳光，总会在每个晴朗的上午从墨绿色的巨型玻璃窗射入办公室，在我桌边的一角映出一块鲜明的光影。暂时忘却奔淌着泪水的深南大道，可以看见远处的许多摩天高楼静静地闪着光，再望远眺就是界河那边香港绿意葱葱的丘陵，起伏跌宕，绿意如滴。所有这一切，这一刻，这瞬间的景像、气味、光影，甚至我闻到南国阳光的香浓气味，都似乎是重复的，此情此景我在从前的某个时刻完全经历过，那么熟悉，那么普通，都又那么令人产生稍许的怔忡。自少年时代起我就常常产生这种幻觉一般的恍惚意念，特别是在风和日丽气候宜人的时刻这种重复生活的感觉会忽然凸现，活生生的，仿佛曾经，令人迷离。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写过一本小说叫做“Timequake”（《时震》），讲的是宇宙间奇妙的“故障”，因时空的瞬间收缩，时间一下子倒退了数十年，人们又重新生活一遍，只有极少数人保留着未被抹去的零散记忆，感觉到“重复生活”的熟悉与迷茫。当然他的小说是虚构，但他一定也会有我这般的幻象才会诱发他写出这部小说。只要仰望星空，想想宇宙之大，想想平素懒得去深究的哲学，世界和人类的荒谬就会令人脑仁发疼。我们总是轻视蚁蝼，还有朝生暮死的蜉蝣，可蚁蝼和蜉蝣是实实在在的，以我们的肉身能感觉它们实实在在的“存在”。Being，etre，存在，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因理智的干扰它们变得那么模糊不定，即使是证实了物质存在的客观意义，即使我们相信人类在更高一级的智慧生物眼中无异于蝼蚁，那么宇宙类似“时震”的交叉错位使这种瞬间的真实感又立刻消失殆尽。
我写下的这些文字，以前的文字，以及以后的无数人写下的千百亿文字不仅是抽象的，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类终究消亡，世界终究消亡，宇宙（我们所处的）也将在五十亿年后完全被黑洞吞噬。但面对如此巨大的想来那么深刻又那么可笑的悲伤，我又忽然发现人类具有无比巨大的勇气，面对无尽的虚空，我们如此勇敢，如此无所谓，如此义无返顾地吃、喝、拉、撒、繁殖，创造历史，书写历史，如此认真，如此玩世不恭，如此坚韧不拔，这需要多么不凡的承受力和深刻的幽默感啊！
是为跋。
锦绣蓉城藏帝家，只是凋零似落花 文 / 梅毅
——前蜀末帝王衍与后蜀末帝孟昶
平素无聊，喜欢翻阅古画帖，特别是对那些工笔人物、禽鸟、阁台，尤为注意。观五代画家黄荃的作品，形神兼备，笔法纤密，构图巧妙，用意精湛，使人对这个公元十世纪生活在成都的画家兴趣顿生。仔细研读黄荃的生平，发现这位画家竟然大半生都生活于被中国文人称为“季世”的混乱黑暗的五代时期，而且作为御用画家侍奉过前蜀王衍和后蜀孟昶两个历史上有名的昏庸君王。
王衍、孟昶与南唐主李煜和宋微宗赵佶一样，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耽花湎酒，终至亡国，可他们在艺术上的造诣都可称得上是真正的大家，无论诗词歌赋画文，皆臻至逸品和神品之境。
相传，前蜀后主王衍得到唐朝画家吴道子的《钟馗捉鬼图》，上面画钟馗正用右手食指剜出小鬼眼睛准备当小吃的场景。王衍也是内行，他自忖，如果把钟馗描画成用大拇指剜出小鬼的眼睛，效果可能会更好，更显衬出钟馗的昂然气势。黄荃受命后，回家琢磨，怎么想怎么不对，皇上的旨命又不能违背。无奈之余，黄荃就重新画了一张钟馗用大拇指剜小鬼眼睛的画，然后，他把两张《钟馗捉鬼图》一并奉给王衍。王衍大为不解，忙问黄荃为什么不在吴道子原画上面修改。黄荃答道：“观吴道子所画钟馗，整幅人物的气力、眼神、筋骨皆落于右手第二指上，如果改为用大拇指着力，原先的人物姿态一下子就散掉了，整幅作品就会丧失原有的人物神采和光芒。而为臣我画的钟馗，人物力道着于大拇指，以此奉上，特供参考。”王衍琢磨一番，大为称赞，遂成一段画坛佳话。
此外，后蜀末帝孟昶，与这位黄荃大画家也有一段“艺术交流佳话”。后蜀广政七年（公元944年），南唐与后蜀结为“友邦”，送来六只江南特有的白仙鹤。喜爱丹青文辞的孟昶忙命人宣黄荃进殿，让大画家为这六只仙鹤图形写真。黄荃落笔如飞，浓点淡染，不大功夫，六只仙鹤或理毛、或整羽、或唳叫、或翘足、或惊恐、或啄苔，“体态鲜活，有愈生者”，喜得后蜀末主孟昶大叹不已，把作画的偏殿也命名为“六鹤殿”。画幅悬于殿中，这位皇上朝夕临视，流连不已。
于黄荃而言，可幸也可悲！可幸的是，两个君王皆是彬彬文士，品画作诗的高手，言语谦谦，和蔼可敬；可悲的是，两人都是盛世亡国之君，只知沉湎于“艺术”，不知体恤政情民意，真个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丹青”，其结果，皆是国破家亡，命丧人手！
前蜀末帝王衍说起王衍，不得不交待他老爹王建。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此人隆眉广面，状貌不俗。但王建年少时是个远近有名的无赖之徒，以杀牛、偷驴、贩私盐为生（很像黄巢，不过规模不如黄巢大，文化修养方面更比不上这个给唐王朝致命打击的强盗头子），当时，邻居都送给王建这位“混混”一个绰号：“贼王八”，可见当时他是多么地讨人憎厌唾弃。后来，赶上唐末乱起，王建也趁机投军，从小兵做起，渐成队将。黄巢攻陷长安，唐僖宗奔逃于蜀地，恰值王建当时为都头，与忠武军将领鹿晏弘一起西迎僖宗，喜得苍惶如丧家狗似的唐皇如捞救命稻草，号王建等诸人所率军队为“随驾五都”。大太监田令孜（当时任十军观军容使）也收王建为养子。唐僖宗还长安后，王建一下子跃为御林军宿卫将领。
僖宗光启元年，大将王重荣和大太监田令孜争权夺利，兵端又起。王重荣举大兵直攻长安，唐僖宗依旧又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向凤翔狂奔。
光启二年，僖宗又逃往兴元，任命王建为“清道使”，背负玉玺以为开路前锋。一行人跑到当涂驿时，栈道被焚，王建冒死牵控僖宗御马，从浓烟中一溜小跑，刚刚奔离，身后栈道轰然蹋断，落入万丈悬崖之下。夜晚露天宿营，唐僖宗枕王建膝方能安眠。半夜醒转，悲从中来，这位荒唐半辈子的帝王忽然被眼前这位出生入死的将军所感动，解身上御衣赐与王建。
兵乱稍息，大太监田令孜觉得自己在皇帝身边不安稳，就以皇帝名义下诏，自己委派自己去给当时任西川节度使的同母兄弟陈敬瑄当“西川监军”。当时王建正拥军在外，带着一帮八千之众的亡命之徒四处攻城掠地，这让陈敬瑄很忧虑。田令孜知道此事后，对陈敬瑄说：“王八吾儿也，派人召他来可为我们效命”。
王建闻召大喜，忙选精兵二千奔往成都。骑兵到达鹿头关时，陈敬瑄又后悔“引狼入室”，派人阻止王建。王建大怒，也顾不得什么干爹田令孜的情面，攻破鹿头关，取汉州，攻彭州，大败陈敬瑄五万兵，俘掳万余人，横尸四十里。陈敬瑄惊吓过度，亲率七万兵与王建相持三个多月，双方久攻不下，互有胜负。此时，唐僖宗已死，有名无实的唐昭宗连忙派人谕和，又派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替换陈敬瑄。唐廷又分邛州、蜀州、黎州、雅州为永平军，拜王建为节度使。
陈敬瑄当然拒绝听命。唐昭宗命韦昭度和王建一起讨伐。韦昭度是个文臣，没什么本事，数万兵马在他指挥下，向陈敬瑄发起数次攻势，皆无功而返。王建趁机让韦昭度回长安继续作他的“太平将相”，劝说“师久无功，您远在蜀地又没什么好处”。
韦昭度迟疑不决。王建就派遣军士把韦昭度从长安带来的一帮师爷亲兵一骨脑抓住，在军门内捆上，碎剐了下酒。然后，王建自己冲进帐内禀报韦昭度：“军士饥饿，正需这些人当饭吃！”韦昭度这种京官哪见过这阵势，吓得差点拉一裤子，马上把符节等等拱手相让给王建，单人匹马慌忙离开四川。待韦昭度离去，王建派兵把守剑门，四川由此同中原完全隔绝。
转回头，王建集中注意力收招陈敬瑄、田令孜两个“瓮中之鳖”。很快，资州、简州、戎州、邛州等诸多州府相继降附，王建包围成都。无奈之下，陈敬瑄与田令孜开门出降。王建先把干爹、干叔囚于雅州，不久就派人把这有老二的干叔和没老二的干爹都干掉了。接着，王建又降黔南节度使王肇，杀东川节度使顾彦晖，又降武定节度使拓拨思敬，于是并有两川兼三峡之地。唐昭宗乾宁三年，唐廷封王建为蜀王，不得不承认这位割据一方的地方枭雄。
唐昭皇帝天佑三年（公元907年），朱温灭唐，派使人谕晓王建。王建不纳，并驰檄四方建议各地军事势力会兵讨梁，“共复唐室”。“四方知其非诚实，皆不应”，可见，王建当时的名声确实不怎么样。
同年，闭起山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