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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扯远了，回过头来再说孟轲，大家读完《孟子》就会知道了，这位老夫子还是很有些任侠之气的，不愧山东好汉的称号。但是，再拽的牛人也抵不住岁月，如今，面见梁惠王的孟子已经老了，梁惠王都管他叫“叟”了。
错失两位国宝级人才，又交了一辈子霉运的梁惠王会不会吸取以往的教训，重视孟子这位大儒呢？
我们看到忧心国运的梁惠王才一见到孟子，就迫不及待地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老孟啊，你大老远地来我们魏国，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高招儿没有？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
开篇的时候难免要对背景多交代一些，这句“不远千里而来”还是值得解释一下的。前面说过，分裂时代，或者说多个政权林立的时代，也自有其好处，最明显之处便是，言论自由还是很有保障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参照一下爱德华？吉本的名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当中的一段：
古罗马的暴君也自有他们的优势。我们先来想一想现代的暴君：他在国内也许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但面对国际的舆论，他却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所要加害的人，可以在逃出国境之后很容易地找到安身之处，他甚至还可以凭自己的能力积聚一笔财富，获得发泄不满的自由，或许还能找到机会进行报复。但罗马帝国却称得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反对派还能逃到哪里呢？“不论你到了哪里，”西塞罗曾对一个被流放的朋友说，“记住，你一样是处在征服者的淫威之下。”
呵呵，点到为止。我们试想一下，虽然后世把儒家推向了政治思想的最高处，把孟子尊为亚圣，但是，如果孟子真的生活在一个大一统的专制王国里，可能早就被迫害死了——我说这话可是有根有据的，后文再来交代。
孟子的人生很像他的祖师爷孔子，一样地广教弟子，一样地周游列国，向各个诸侯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就连屡屡碰壁、积了一鼻子的灰都和孔子像得一模一样的。但好在当时社会里的所谓“碰壁”并不就意味着断头台和监狱，通常，孟子都会受到很好的招待，好吃好住，还有钱给他花，他对国君提的意见哪怕再尖刻也不会给自己招来任何人身安全方面的风险，至多人家国君“顾左右而言他”也就是了。如果意见始终不被采纳，那就拍屁股走人，再到另外一个诸侯国去碰碰运气，虽然各个诸侯国之间征战连绵，互相敌对，但只有在极特别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诸侯国国君派人限制知识分子行动自由的情况——比如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的那个非常著名的事例。这真是个知识分子和投机家的黄金时代呀！
孟子带着一班弟子，怀着满腔的热忱，在车轮滚滚之中流窜于国际社会，以超人的耐心向一位位国君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力图改变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孟子交上的霉运一点儿也不比梁惠王逊色，他虽然总能受到礼遇，受到尊重，可理想和主张却总是无法实现。坚忍不拔的孟子屡战屡败，然后又屡败屡战，要知道，在那个时代里，挨个诸侯国地上门去推销他那套理想的政治主张，其中难度可比现代社会里挨家挨户上门推销劣质化妆品要大得太多了。和后辈同乡秦叔宝比起来，孟子在这些年的推销生涯里虽然没能够“锏打山东六府”，却当真做到了“马踏黄河两岸”。最后，孟子这位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终于放弃了，退而和若干弟子一起整理文献、著书立说，这才有了这部《孟子》。书中记录了孟子多年来漫长的旅程，走过了多少了名胜古迹啊——孟子时代太早，那时候的名胜古迹并不太多，不过他走过的很多地方后来却都成为别人眼中的名胜古迹了，比如这里提到的古都开封——有弟子对孟子说：“老师呀，您这位当代大儒都走了这么多名胜古迹了，这真是一次全面的文化之旅啊！您的理想无法实现，旅途当中便充满了苦涩之感，使旅程变得更有味道，所以呢，学生建议，您这部书干脆就叫做《文化苦旅》好了。”
孟子摇了摇头，说道：“做人要厚道。这么酷的书名，虽然很贴切，可还是留给后人来用吧，我这书呢，咱就起个俗书名算了，就叫《孟子》吧，虽然不太吸引读者，不过，反正又不指望它卖钱。”
另一位弟子点头赞许：“对呀，老师说得对，咱们这个时代的书不是拿到市场去卖钱的，这我方才倒忘记了，方才我还想着从您的籍贯考虑来给书名想点子，叫《山东宝贝》呢。”
就这样，这本险些叫做《文化苦旅》或者《山东宝贝》的书记录了孟子一辈子艰苦卓绝的推销生涯。你有没有过拒绝别人推销的经历呢？我想，大多数人都会有过吧。唉，孟老夫子呀，被人家拒绝了一辈子，直到尸骨全烂了，生前那点存货才卖出去，并且卖了个大价钱——这是不是很像梵？高？
话说回来，孟子“不远千里而来”，正是说明了他那点存货在别处没卖出去，又大老远地跑到河南碰运气找冤大头来了。孟子那样光辉的思想为什么生前总是碰壁呢？为什么他老人家就不能像孙膑和商鞅那样发迹一回呢？慢慢往下看。
梁惠王迫不及待地问：“老孟啊，你大老远地来我们魏国，有什么有利于我国的高招儿没有？”
孟老夫子讲了一辈子仁义，反对了一辈子利，此刻和梁惠王才一见面，就听见生平最讨厌的这个“利”字，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来了段长篇大论：“大王啊，拜托，您别讲这个‘利’字好不好！讲点仁义不是比什么都强嘛！您惦记着您的魏国的利，您底下的那些大夫们也惦记着他们家里的利，士人和庶人也惦记自己那点儿切身之利，一个国家要是上上下下都这样追逐私利，那这个国家可大大的危险了啊！在万乘之国里弑君作乱的都是那些千乘级的豪门贵族，在千乘之国里弑君作乱的都是那些百乘级的豪门贵族，您想想，这些豪门贵族的家业足有全国的十分之一那么多，实在是很不少了呀，可他们还是不满足，还是要犯上作乱，您想想这是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他们都把‘利’字放在‘义’字的前头，典型的见利忘义啊。您再想想，您听说过有哪位仁者会不顾自己的父母吗？您听说过有哪位义人会怠慢自己的君主吗？嘿嘿，没有吧！所以啊，您只要多念叨点儿仁义就什么都有了，谈利做什么呢？”
大家要注意，这一段是《孟子》全书的开篇第一节，意义重大，讲的是义利之辨，具有开宗明义之功。孟老夫子山东好汉式的个人风格在这里也表露无遗，梁惠王的第一句话就被孟子拿一套长篇大论给撅回去了，真不知道梁惠王当时是什么表情。
但是，请大家再仔细一点儿，看看孟子这段义正词严的开场白有什么问题没有？提示：老孟在使坏，在耍花枪。
谁要是看第一遍就能发现问题，智商肯定在五百以上。
有谁发现了没有，孟子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梁惠王问的“利”和孟子回答的“利”虽然都是同一个“利”字，实质却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体会梁惠王的语境，他关心的“利”是如何富国强兵之类的事情，如何摆脱霉运，如何使魏国走出低谷，如何走向繁荣富强，如何让GDP的增长达到一个理想点，这才是梁惠王所关心的“利”，而不是孟子答非所问的那种私利或者小利。所以呢，梁惠王的问题其实一点儿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我们设想一下，比较切实一点儿的回答大概诸如：我们要搞改革开放才行啦，我们封建社会也并不排斥市场经济啦，我们要走一条具有魏国特色的封建主义道路啦，我们要对魏国贵族们开展保持先进性教育啦，然后再提出一二三四具体措施，比如在魏国的一些国有企业搞搞股份制改革试点什么的，再制订几个五年计划出来，等等等等。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时代强人辈出，有说五行的，有玩逻辑的，有讲修身的，有论无为的，但归根到底，真正帮助一个国家走向强国之路的全是那些有切实考虑、有具体方案、有量化指标的改革家。前面讲到的商鞅就是这类人才当中最杰出的一个。
孟子有没有改革的具体方案和量化指标，看到后面才知道，但是就这一刻来说，孟子可的的确确是在诡辩啊。这就是典型的诡辩，乍一听上去慷慨激昂、合情合理、头头是道，听者的心里虽然隐隐约约觉得不大对头吧，可对这话还真不容易挑出毛病来。不过，梁惠王作为当事人，即便一时想不通这层，早晚也会明白，一旦明白了就肯定会对孟子不满：好你个老孟啊，尽跟我玩虚的！都说我们河南人如何如何，看来这山东人也不都是实诚人啊！
老孟在玩虚的，这可不是我发现的，中国历朝历代这么多聪明人攻读《孟子》，早有人发现了。就拿一个最权威的人物说话吧。大家知道，朱熹的《四书集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凡，是多少代读书人的标准教科书。以朱熹的水平，早看出孟子耍花枪了。但人家朱熹也是位了不起的圣人，厚道得很，不像我在这里说孟子是玩偷换概念的鬼把戏，一副刻薄相，他只是注释说：“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真是点到为止啊，既指出了问题，又给孟老夫子留足了面子。
中国人也篡改过教科书
梁惠王这一段，还真得多费一些口舌。前面说了，朱熹给孟子留了面子，可有没有人不给孟子留面子呢？有，提起这个人来更是大大的有名，他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建国以后，非常重视儒学教育，而且以身作则。朱元璋自己本来没受过什么教育，大字识不了几个，可有点儿权力之后，便经常请名儒给自己讲书。实话说，他学得还真是不错的，能写写韵文，更能从别人的文字里读出不少含沙射影的东西来，比如，我刚才夸他“以身作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