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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要给自己的作为或者主张去找合法性，如果能从榜样人物身上给自己找出佐证来，那不就很能挺起腰板来么？齐宣王现在就正做这种事呢。
齐宣王有个大园林，这也算是统治者穷奢极欲的一个表现吧。齐宣王大概也觉得这种穷奢极欲有点儿理不直、气不壮，怎么办呢？
齐宣王问孟子说：“听说大圣人周文王的花园方圆足有七十里，有这么回事吗？”
孟子一听，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啊，想想，噢，和梁惠王一个腔调！
孟子回答说：“听说是有这么回事。”
齐宣王一听，乐了：“哈哈，原来圣人也搞这一套啊！还真够奢侈的，搞七十里的大园子，也太大了点儿吧！”
孟子把眼一翻：“大？老百姓还都觉得小呢！”
“嗯——？”齐宣王纳闷了，一不留神说漏了嘴，“那，我的园子才四十里，老百姓为什么还嫌大啊？”
孟子说：“周文王的园子方圆七十里，砍柴的进去砍柴，打兔子的进去打兔子，大家当然觉得小了，人家周文王可是与民同乐嘛，自己的园子也是大家的园子。可大王您这园子呢，嘿，我才一入境的时候，先打听打听齐国有什么禁忌没有，免得一不小心再触了霉头，别人就告诉我了，说哪里哪里有大王一个花园，方圆四十里，风景这边独好，可是，千万别靠近了，在这里边要是杀一只鹿，能按杀人罪把你办了！大王，您看看，您这是花园吗，明明就是设了个方圆四十里的超级大陷阱！老百姓要是不嫌大，那才怪呢！”
齐宣王一听，心说：“我没事问他周文王花园干吗，我这不是顶风放屁——自己臭自己么！”
孟子继续阐述他的与民同乐思想，齐宣王闹了个自讨没趣。像建造园林之类的工程，历来都是个大动作。帝王园林规模越来越大，装饰越来越奢华，可“与民同乐”却没见有出现过，而且连提这个话头的人也越来越不大容易见得着了。
由此我倒很想说说帝王大工程的这个话题。以前一般遇到的说法都是，好皇帝体恤民力，好官也都劝说皇帝不要轻易去动什么伟大工程；相反，暴君大多喜欢建设，阿房宫、长城、迷楼、艮岳等等等等，不论是为了国防还是为了个人享受，反正一动工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人，耗费多少年的时间，老百姓是吃不消的。
乍看起来，确实如此，可是，实际上，这还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时候，甚至还是有不少时候，劳民伤财是非常必要的。就一个庞大的帝国来讲，有时当皇帝不想继续劳民伤财下去的时候，反倒会出问题了。
我这个逻辑看似荒谬，嗯，让我慢慢来说。前面的话题好像沉重了些，那这里就先多扯几句，从几个有趣的小东西入手吧。
有些书，有些道理，是要用岁月来体会的。有一次，我就体会了一回。
我每次和小外甥在一起的时候，和他都有一件必做的功课——比武。小外甥那时在儿童班刚学了跆拳道，拿正宗的跆拳道功夫跟我过招，嘴里还总是念念有词，什么“上方格挡”，还什么“下方格挡”的，一进攻拳拳到肉，一防守章法森严。我更厉害，我是无招胜有招，一套王八拳出神入化、变化无穷，和他战在一处，一二百个回合不分高下。
比完拳脚再比兵刃。当时电视正演《西游记》的动画片，我和小外甥一人一根金箍棒（塑料的，孩子他姥姥买的地摊儿货），真假美猴王再战三百合。
美猴王终于分出真假了，六耳猕猴（也就是我）倒在沙发上，大口喘着粗气，实在是折腾不动了，可真美猴王还是不依不饶，最后见我实在不打了，自己又窜上跳下，给姥爷捣捣乱，给姥姥捣捣乱，没有片刻的消停，所有人都深受其害。
某一次的这个时候，我看着他闹得正欢，突然想起了狄更斯小说里的一个情节：旧伦敦的资本家雇佣童工，伙食待遇非常苛刻，可怜的孩子们不但要超负荷工作，还根本吃不饱饭。
资本家是不是太坏了？太抠门儿了？
可资本家有资本家的道理。
人家资本家主要倒不是真在乎那点儿粮食——多一勺粮食能有几个钱——人家就算有再多的粮食，就算有再高的利润，也不让童工吃饱。他们真正的理由是：人在青少年的时候血气方刚、精力充沛，一旦吃饱了饭，得闲就得闹事。所以，资本家怕，怕的是童工闹事。
我那一刻看着小外甥，突然真切领会了狄更斯笔下那些资本家的心理：要想让小孩子能老实待着，最好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吃饱。——各位，如果你家里的小孩子总闹得你心烦，那你就用这招，每天只给他吃到六成饱，准管用！
这件事还让我重新领悟了中国一句最常用的名言——吃饱了撑的。这句话以前都只是随口骂人用，此刻才领会到了它的深层涵义，觉得这句名言里的道理实在太高了，饱含着对人性的深刻洞见和对政治哲学的透彻理解。如果现在还流行在课桌上刻座右铭，我一定给自己的桌面上刻上这句话。
有个外国诗人还说过一句名言，大意是：世界上有两种真理，一种是表层的，和它相反的说法都是错的；另一种是深层的真理，和它相反的却还是对的。“吃饱了撑的”无疑属于后者，属于深层真理。我们往前边看看，孟子的思想里，不是有什么让老百姓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国家就能往好了走的说法吗？但这里说，不能让人吃饱了，吃饱了撑的是会出事的。
看看，社会是复杂的，政治是复杂的，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有人可能会猜：“你要说的一定是‘饱暖思淫欲’。”
不是，事情要比“饱暖思淫欲”复杂得多。
有些东西看上去一点儿不沾边，可实际上却大有关联。
比如，有谁想过天津卫和锦衣卫有什么关系没有？
这个问题是不是看上去很蠢，就好像问郎咸平和郎平有什么关系，候宝林和宝芝林有什么关系？
但是，天津卫和锦衣卫还真有关系，这二者同宗同源。
一个是城市，一个是明朝特务机构，无非最后一个字都是“卫”罢了，能有什么关系？
可是，天津卫为什么有那个“卫”字？北京就不叫北京卫，上海也不叫上海卫，重庆也不叫重庆卫？因为这个“卫”本来是明朝初年的一种驻军机构，是朱元璋一项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的体现。朱元璋顾虑常备军的军费开支太大，所以想出了一种“卫所”制度——当你在明史里看到“卫所”这个词的时候，别以为这是卫生所，这里更没画着红十字，这是一种军事单位，分布各地，独立于日常行政体制之外，自成体系，而且通常自耕自养（原则上说），世代相传。所以，锦衣卫是“卫”，在中央，天津卫也是“卫”，在地方，他们其实都是“卫”。
要承认，明初的这种卫所制度还是很先进的，既保障了常备的大军，他们又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不会增加中央财政负担。可是，随着皇帝一代代地传下来，这个卫所制度也跟着一步步地败坏了，能打仗的越来越少，到了崇祯年间，就更是一团糟了，打仗变得非常昂贵了。
崇祯年间是个多事之秋，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真是一个不缺，前几个皇帝早把国家败坏得不成样子了。年轻的崇祯帝很想奋发有为，做一位中兴之主，可是，这个捉襟见肘的烂摊子呀，真不好收拾。
要解决这个，要解决那个，平内忧，除外患，干什么都要花钱，可国库没那么多钱，怎么办？
有人给皇帝出了个主意：“咱们得搞大型国有企业改革。”
崇祯帝一听，马上紧张起来：“国企改革？多大的国企算大型国企啊？为什么要改革？怎么改革？”
大臣连忙解释：“皇上别急，您听我说。咱们现在最该下手改革的大型国企就是邮政系统。邮政系统实在开支太大，效率太低，冗员太多，咱们要是割一刀下去，每年能节约出好几十万两的银子！”
崇祯帝一听，稍稍松了口气：“哦，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你要搞MBO呢。唉，你们这些大臣啊，全都只会给自己谋私利，整天变着法子侵吞国有资产，也难怪我会这么想。”
——崇祯时期的大臣们很多都真是这样，崇祯帝也对他们这一点意见很大，可是多年乱局就像一面筛子，像点儿样的人大都被筛下去了，留在上边做官的还真没几个好东西，官场恶习早就成风了。
那么，这个国企改革的主意是不是一个好主意呢？当时怎么就有什么邮政系统呢？
先说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在城市的街道边上常见到一种东西——邮亭。我们平时买报纸、买杂志什么的都在邮亭买，可很多人不知道，邮亭这个东西确实历史悠久啊！
有多久呢？从秦朝就有了。
——是不是有人反对？是不是有人会说：“秦朝哪儿来的报纸、杂志啊，那就更别提邮亭了。”
那我倒反问一句：都知道汉高帝刘邦在没造反之前做的是秦朝的“亭长”，谁知道这个“亭长”是什么？
呵呵，“亭长”就是“邮亭”的头儿。
所以呢，当你再到街头邮亭买报纸、杂志的时候，一定要对邮亭里面的工作人员报以崇高的敬意，甚至，你不妨赶紧巴结他们一下，谁知道哪位现代亭长会不会有刘邦的命呢？
可是，事实上，刘亭长当然不卖报纸，也不卖杂志，也不卖电话卡，更不兼营公用电话业务。当时的所谓邮政系统主要是传送公文用的，也负责一些地方行政治安，总之，刘邦时代的亭长比现代的亭长要牛，大小也算个基层干部。从秦朝以后，邮政系统历来都有，只是名称和功能经常有或多或少的改变，除了传送公文之外，还充当地方招待所。到了明朝朱元璋的时候，把邮亭改称“驿”，姜育恒不是有一首流传很广的歌叫《驿动的心》么，“驿动”这个词恐怕是他生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