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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想批评谁的时候，经常也祭出这面大旗：你的做法是不合于尧、舜和周文王之道的！那么，我们知道了，尧、舜和周文王属于正面典型，可是，经验告诉我们，单有正面典型是不够的，我们不光需要雷锋和欧阳海，我们还需要刘文采和周扒皮。于是，刘文采和周扒皮的角色扮演就落到桀、纣这二位身上了。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议论：一说圣贤之道，就言必称尧舜，一举坏典型，就言必称桀纣。尧、舜和周文王在孟子时代人们心中的地位就有些像新中国的马克思，而桀、纣呢，就像是资本主义，所以，上纲上线扣帽子的招数由来已久，孟子早就玩过了。
于是，孟子对梁惠王的这段回答我们还可以这样来翻译：“大王啊，马克思说过，统治者要与民同乐，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躲在私家花园里没事偷着乐，你以为你是贫嘴张大民呐？怎么着，你还给我摆脸子？不服气是不是？叫板？跟我叫板可以，可你敢跟马克思他老人家叫板？……就是就是，别看你是大王，料你也不敢……大王啊，您可要小心了，您现在的所作所为可有点儿往资本主义那边靠了，您可要留神哦，别做咱们魏国最大的走资派哦！您要是做了走资派，全国人民都饶不了您，您还想在这花园里偷着乐？别做梦了，到那时候，您哭都没地方哭去！”
对孟子这种回答，梁惠王能怎么办？不满意吧，可又不好反对，因为一提反对意见就等于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成了魏国最大的现行走资派！唉，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拉大旗，做虎皮，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孟子的经典论辩技术，但说到这一段里所表达的与民同乐的思想，那还是相当精彩的。孟子的民本主义精神在这里已经露头了，但是，无论在战国时代还是在以后的专制时代里，构筑这样的与民同乐的乌托邦又怎么可能呢？至于对周文王营建灵台一事的引述，听上去是如此动人，可事实真的是那样吗？尧、舜的时代真的是一个美轮美奂的黄金时代吗？
——谁也不知道！
那么久远的历史，几乎是无据可考的，但现实社会是如此的令人郁闷，那就不妨憧憬一下遥远的理想国吧。而且，如果理想国不仅仅是存在于人们的想像之中，而是当真曾经在古史里面出现过，那不是就意味着那是我们曾经达到过的一个理想的社会水平吗？既然曾经达到过，那我们现在努努力，再达到一次，这岂不是可能性很大的一件事吗？
——孟子的拉大旗，做虎皮，其意义恐怕正在这里。若有哪个不识趣的家伙非要孟子拿出这些理想国的扎扎实实的史料证据出来，那肯定是会无功而返的，并且，以实证的态度破坏许多世代里和许多人心目中的那个永恒的美好梦想，这一定不会招人待见的。汉代大学者王充就曾经人单力孤地这样做过，但他还不是实证，只是揣测。
圣水、清水和脏水
我以为，全世界众多君主的无数名言当中，再没有哪一句能比路易十四的“朕即国家”更牛、更强、更有代表意义了。孟子的时代虽然已经接近了专制时代的开端，他的思想却毕竟是在封建社会的脉络中萌芽成长的。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孟子的民本思想虽然还很幼稚，甚至是——我们在后面就会慢慢看到，是为一个光辉的目标设计了一条愚蠢的路线，但以他的时代来讲，确实是了不起的。到后来孔孟之道成了专制体制下的正统学说的时候，人们却大多专注于孟子思想中有关心性的内容，而忽略了更有意义的民本精神——这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既然都“朕即国家”了，提什么民本思想岂不是大逆不道么？而且，延续到后世的民本主张也和孟子的本意很不一样了，这一点后面再讲。
就这么，孟子的思想精华常常被忽视，被歪曲。对于古代很多需要熟读四书五经来应付科举考试的人来说，我有时会怀疑他们是不是真的认真读书了。如果也“以今度之，想当然耳”一番，从我们身边的例子来看，马克思的思想真是非常精彩的，但当它成了官方学术的时候，味道就开始不对了，比如，有些人为了当官发财，就得先入党，为了能入党，就总得先学点儿马列，那么这个时候的马列就已经不是真正的马列了。当然了，我说的这只是非常个别的现象和非常个别的人，主流还是好的，呵呵。
古人会歪读孟子，但至少还是读了，现代人歪批孟子，不少人却根本没读过。很多年来，一讲孔孟之道，好像就是腐朽没落什么什么，就是站在统治者一边跟老百姓过不去什么什么，现在看看，批错了不是？但现在好像又出来一种新歪——歪捧，矫枉过正，又把孔孟之道捧到老高，捧上天了，说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对现代社会有多大多大的作用和意义等等，附和者居然还很多。其实就我自己的体会，中国历史上这么多大圣人、小圣人，这么多什么浙学、洛学，听上去好像很高深莫测，好像很了不起，可是，多数内容要是拿现在的眼光看看，其实都是很无聊的。了解这些东西的意义是在于了解历史，而不是拿出这些东西武装头脑、学以致用——就我们现代人来说，不了解他们的无聊和有聊，就不容易了解历史，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先人们会这么做、那么做，是因为他们都受到两条河流的影响，一条是历史的河流，一条是思想的河流，这两条河里有不少圣水，有不少清水，更有不少脏水。我们想要了解历史，就什么水都得趟趟，但是，趟了脏水不见得就有理由把脏水当成清水乃至圣水，不见得就非要喝一肚子。单就思想的河流而论，我倒觉得中国历史上还真是没出过什么非常闪光的思想，无论是孔孟还是老庄，还是二程、朱熹、王阳明，大多如此，即便星光一闪，可火苗没着起来便又熄了，把他们捧得太高实在没有必要。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文章，由江西鹅湖写到朱熹和陆九渊兄弟的鹅湖之会，笔调激动，渲染这是中国思想史上具有何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面，双方的学术讨论如何如何精彩纷呈。唉，怎么说呢，从历史来看，鹅湖之会确实意义非凡，可是，我们要是以现代人的知识和理性去听听这帮圣人们在那里你来我往地争论着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所谓的学术问题，那真能把鼻子气歪了。倒是比较晚近的王夫之和顾炎武他们才真正有点儿意思。我的体会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的发展，大体是两头强，中间弱，就是说，真正精彩纷呈的一是先秦诸子他们，一是明末清初的几位大家，但是，真要说能光辉、切实、具体到“三权分立”和“看不见的手”那样的超级伟大到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好像从来还没有过。
这种“没有”恐怕也和漫长的专制传统有关，比如，还是说《孟子》这段内容，这里所表达的民本思想还仅仅是个苗头，实质性内容到后面还会陆续出现。但是，对于专制社会来讲，这哪怕一点点的苗头也是万分可恨的，于是，前面提到过的篡改教科书的主谋朱元璋和帮凶刘三吾不是已经把义利之辨那段给删掉了么，现在我们谈的这与民同乐的一段也在被删之列。刘三吾的理由是：孟子本来说灵台什么什么的，也倒还过得去，可引用《汤誓》里那么一个恶毒的比喻，这实在太过分了。——这也难怪刘三吾，我们读读明史就知道他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这么多年来，朱元璋一直都在接二连三地大搞白色恐怖事件呢，所以呢，对朱元璋恨之入骨、盼着能跟朱元璋同归于尽的人恐怕比当年盼着跟夏桀同归于尽的人更要多。
人民是可以自由迁徙的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
这是第三段会谈，梁惠王向孟子大吐苦水：“老孟啊，你给评评理，你说我冤不冤！我这么尽心尽力地治国，这不，河内地区受灾了，我就把受灾人口安顿到河东去，再把粮食调到灾区，河东受灾了呢，我也还是按这个办法去做。天地良心啊，你看看其他国家的政府工作，你要能找出个比我更用心的，那我就服你！可是，我好心怎么没好报啊？邻国的人口也不见少，我们魏国的人口也不见多，这，这，这，这没道理啊！”
这里得解释一下，梁惠王所谓的人口减少和增多，是有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那个时候，虽然各诸侯名义上还是周王朝的封国，实际上却完全不买中央政府的账了，可以说，一个个都是独立主权国。可是，各国的人口却是可以在国际社会自由流动的，出国不用办护照，入境不用申请绿卡，就连暂住证都不用办。比如说，你是魏国人，生活比较困顿，正发愁呢，就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