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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方向报警器。
下午快下班时,伦敦方面“识认”出了两个塞浦路斯人。他们不是真正的塞浦
路斯人,但确实是兄弟俩。他们都是希腊老共产党员,20年以前,他们离开希腊本
土来到塞浦路斯。雅典很快通知伦敦说:他们的真名是康斯塔波普罗斯。塞浦路斯
也有消息说8 年前他们不见了。
克罗依登移民登记表明,斯台发尼兹兄弟俩5 年前以塞浦路斯正式公民的身份
进入英国,并得到居住的许可。
切斯特菲尔德的登记表明,他们3 年半前才从伦敦迁来,长期租了一所房子开
酒馆,又在康普敦路租了一套小住宅。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老实的和奉公守法
的公民。小酒馆每周营业六天,午饭时人不多,但晚餐开到很晚,并供应可以带走
的份饭,生意很兴隆。
在这个派出所里,除了金所长之外,只有六个人知道了这件事。对其他警察只
说是一个全国性的贩毒案,让伦敦的人来,是因为他们认识那些人的面孔。
太阳下山后,普雷斯顿在派出所里结束了自己的工作,到伯金肖和他的小组这
里来了。
他离开派出所前,诚恳地向金所长表示感谢,谢谢他的帮助。
“你要到那所房子里去盯梢吗?”所长问。
“是啊,我到那儿去。”普雷斯顿说。“你为什么问这个?”
金所长苦笑了一下。“昨晚半夜的时候,楼下来了一个倒霉的搬运工,好像是
什么人把他从轻骑上打倒,把车给骑跑了。我们在福杰姆伯路找到了他的轻骑,一
点儿也没坏。而且,他对攻击者的描述很清楚。你不大出来,是不是?”
“是这样,我不会常出来。”
“那太明智了。”金所长说。
罗依斯顿先生住在自己的家中,还要每天装得跟往常一样,上午去商店,下午
去玩保龄球。增加了的吃喝必须在天黑后才能去买,以免引起邻居们的怀疑。他还
给送上来一台小电视,用他的话说是为了“楼上的孩子们”,于是,他们便住下来
等着和看电视。
罗依斯顿夫妇挪到了后面的卧室去住。那个房间中的单人床搬到了前屋,盯梢
的小伙子们轮流在床上休息,另外还搬来一个带三脚架的双筒望远镜和一架照相机,
白天用长镜头拍照,晚上用红外线镜头拍照;两辆汽车都加满了油停在近处。兰。
斯图尔特的小组在派出所里负责通讯联系,一端通罗依斯顿家,一端通伦敦。
普雷斯顿到来时,看到四个人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巴尼和芒戈刚从伦敦回来,
一个躺在床上,一个躺在地板上呼呼地睡大觉。金格正坐在逍遥椅上,悠闲地抿着
刚沏好的一杯茶,伯金肖像泥菩萨一样,坐在椅子上,透过透明窗帘盯着对面的空
房子。
在风里雨里熬了大半辈子的人,这种生活是很舒适的。感到温暖、干燥、有足
够的薄荷糖,还可以脱掉鞋。过去那些艰苦的日子,他是饱尝过了的。目标房子的
后面有一堵15英尺高的混凝土墙——足球场的,这就意味着,没有必要派人躲到后
面的树丛中去过夜。普雷斯顿坐在他与照相机之间的空椅子上,接过金格递给他的
一杯茶。
“你带来秘密小组了吗?”伯金肖问。他是指技术处那些用于秘密搜捕的擒拿
高手。
“没有,”普雷斯顿说,“一个原因是,我们还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人;另一
个原因是,里面一定有一系列的报警器,他们能知道有人进去过,而我们却看不到
;最后一个原因是,我要等那个大鱼露头。他一出现,我们就用车跟上他。兰。斯
图尔特的小组可以来接管这所房子。”
他们默默无声地坐在那里。巴尼醒了。“电视有什么节目?”他问。“没什么,”
金格说,“傍晚新闻,老是那一套废话。”
24小时之后,星期四的傍晚,也是在同一个时间的新闻却很吸引人。在他们那
小小的荧屏上,他们看到首相站在唐宁街10号的台阶上,身着蓝色衣服,面前是一
片新闻电视采访记者。
她宣布,她刚从白金汉宫回来,她已经要求解散议院。紧接着,全国就要开始
准备大选,时间定为下个月,即6 月18日。
接着的节目都是围绕着这个新闻,各党派的领袖和显赫人物都在表达他们必胜
的信心。
“换个节目吧。”伯金肖对普雷斯顿说,但没有得到回答。普雷斯顿盯着荧屏,
陷人沉思。他终于开了口:“我想这回我可找到了。”
“哎,别跟我们打哑谜了。”芒戈说。
“什么呀,约翰?”笑声停下来后,伯金肖问。
“我的截止时间。”普雷斯顿说,但他却拒绝讲明什么事。
到1987年这个时候,欧洲的汽车厂家已经没有谁再生产那种旧式的圆形大灯了,
但有一家还是如此,那就是微型奥斯汀。6 月2 日傍晚,从法国瑟堡开到英国南安
普敦的渡船上下来的一批车辆中,就有这样一辆奥斯汀车。
这辆车是四周前在奥地利买的,开到德国一家地下修配厂进行了改装,又开回
奥地利的萨尔茨堡。行车执照等单据都是奥地利的,开车的这位旅客也是持奥地利
证件,但他实际上是捷克人,是捷克秘密警察和情报组织遵照沃尔科夫少校的旨意
派遣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交通员,把瓦列里。彼得罗夫斯基所需的东西带到英
国来。
在海关,检查了一下小奥斯汀,但什么也没查出来。离开南安普敦码头后,司
机便开上了伦敦的方向。但刚开到这个海港城市的北郊时,他却离开公路,进入一
个大停车场。天已经很黑了,他把车停在最里面,公路上飞奔的汽车是一点也看不
见他的。他下了车,手里拿着螺丝刀,开始卸大灯。
首先,他把灯和灯座间的镀铬复合圈卸下来,又用一把大螺丝刀把固定螺丝卸
下来。卸完后,把灯从灯座中拿出来,把灯座里和灯脚上的连接线拆掉。看起来那
灯很沉重,他把灯装到一个帆布袋中,放在旁边。
差不多花了一个小时,才把两个大灯都卸下来。卸完后,那个小车就瞪着两只
空空的大眼睛望着黑暗的夜晚了。他知道,明天早晨,他就得在南安普敦买两只新
灯换上,然后再开走。
现在,他提起沉重的帆布袋,来到公路上,向港口的方向走回去300 多码。这
里的汽车站是接头地点。他看了一下表,还差10分钟。
恰好10分钟以后,一个穿摩托服的人走到这个公共汽车站。这里没有旁人,那
人看了一下路上说:“末班车总要等好长时间的。”
捷克人松了一口气。“是啊,”他回答,“但还好,谢谢上帝,我半夜里总能
到家的。”
他们默默地等到开往南安普顿的公共汽车到来,捷克人把帆布袋留在地上,上
了车。当公共汽车的尾灯在城市那边消失后,骑摩托车的人拎起提包走开了。他沿
着路边走到一个住宅区,他的摩托放在那里。
他骑回塞特福德,换成汽车。黎明时,又回到伊普斯威奇的切里海斯街的家中,
手中提着等了几周的东西,这是清单中的最后一个部件。第九只包裹送到了。
两天以后,对切斯特菲尔德的康普敦路那所房子的监视已经一周了,但什么结
果也没有。
希腊两兄弟过着平淡单调的日子。他们9 点左右起床,在家里忙一阵子,好像
所有的洗刷打扫都是他们自己干。在中午以前,开着他们用了五年的车到酒馆去忙
活。在那里,他们一直干到半夜关门的时候,然后回家睡觉。没有人来拜访,电话
也很少。有几个电话只是关于采购肉、莱和一些日常琐事。
兰。斯图尔特和他的人在霍利威尔路口的酒馆那儿。他们的汇报也是如此。那
里的电话多一些,但也都是定购食品、订桌子和要求送酒的。作为一个盯梢,是不
能每晚都坐到里面去吃饭的。两个希腊人都是职业间谍,从事秘密工作多年,一个
顾客经常来吃饭并且赖着不走,会被他们识破的。但斯图尔特和同事们都尽力而为。
罗依斯顿家的小组的主要问题是厌烦情绪。在开始的那一段热情冷淡下来以后,
连罗依斯顿夫妇也感到他们在场的不便。罗依斯顿先生曾同意自愿为保守党游说—
—他也愿意随时帮助别人——并在自己的窗前挂上了支持当地保守党候选人的标语。
这样,出出进进就可以多一些了。因为,任何一个戴着保守党玫瑰形徽章的人
进来或出去,都不会引起邻居们的警觉。
从而,伯金肖几个人戴着玫瑰形徽章,在希腊兄弟去酒馆后,就可以出来走一
走。这就使单调的气氛稍有改变。惟一不被枯燥所烦恼的就是哈里。伯金肖。
其余的人,主要感兴趣的就是电视。罗依斯顿夫妇不在家时,把声音开得小小
的。白天和傍晚的主要节目就是竞选经过一周的竞选,三件事情开始明朗化了。
在民意测验中,自由党——社会民主联盟始终上不来。看来,主要的争夺还是
像传统那样,是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第二点,公众民意测验表明,两个大的政党
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的,不像四年前——1983年时,保守党取胜是可以预见得到
的;而且,选民级的民意测验表明,80张边缘选票几乎可以决定国家新政府的颜色。
每次民意测验中,都是些浮动票——在百分之十到二十之间——决定着双方的进退。
第三个变化是,尽管涉及到经济问题和思想问题,尽管各党派都竭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