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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睡觉，还没干其他事。不是我不愿意干，是她不让我干。我对她的身体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我有时也会特别想要个女人，好让我紧张的身体松弛下来。石留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当然如果让我松弛了她会不高兴，我就不勉强她，她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她不开心我也会不开心。所以我和她也就只能到和衣而睡这个程度。
那天深夜我去敲石留的门。石留开了门，对我说，又睡不着呀。她说完就爬回床上，我也爬上了床，搂住她睡。她穿了件浅蓝色的棉睡袍，我隔着睡袍摸着她的胸部，摸着摸着就睡着了。我醒来时天已经亮了，石留还在睡，她的呼吸很弱，断断续续，若有若无，我看见她嘴角有两撮淡淡的绒毛，她的睫毛还是那样修长美丽。这时我的小和尚开始充血，坚挺无比。我爬到石留身上，双手开始胡乱动作。让我意外的是石留几乎没有抵抗就让我深入了腹地。她只是在下身一阵短暂而剧烈地颤抖后轻轻叹了口气。她的叹息留在我的心里。尽管我当时并不在意，我当时只顾疯狂运动，我的疯狂终于让她开始不断呻吟，不断扭动身体。最后她嗷嗷叫着用双手箍住了我的腰。我把一泡水放出来后，全身肌肉开始松弛，我躺在床上，右手揽着石留的头，回味着稍纵即逝的快乐时光。我并没有做爱后的幸福和享受，心中更多了一些惶恐和不安。那是一种无法交待的惶恐和不安。我和石留的实践终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实践的结果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实践的代价是我终于把一个好女孩拉进了好女人的行列。
后来我对石留的身体渐渐地失去了兴趣，接吻、拥抱开始变得像例行公事。如果我哪天对她情绪激动，那就是把她当成了洪玫。我仍然会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去敲石留的门，然后抱着她大睡。这时候的石留实际上就是一个枕头。但枕头已经醒过来了，她逐渐对我的身体有了兴趣，并且日渐着迷。这是所有被觉醒的女人都要犯的通病。而这时我已确信自己不会找她做老婆了。我仍然沉迷于对洪玫的思念里，无法自拔。
石留上完课后红光满面，精神十足。这一点不像我，我一上完课就像一只癞蛤蟆，软塌塌的。有人耐力好，站一天也不累，譬如说石留。有人说这是锻炼出来的，但我锻炼不出来，我站两个小时就趴下了。当然这也与事业心有关，石留热爱教育事业，我对教育事业一点也不感冒，对学生也没兴趣，当然我喜欢的学生除外。石留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她对谁都一视同仁，关怀备至。所以她年年评先进，年纪轻轻就当了讲师。我比她学历高，教龄也比她长，如今也就是个讲师。
我坐在石留房间里，看到她进来就说，前辈，上完课了？石留一张红脸愈发红了，她说，领导，别埋汰我。说完跑进洗手间洗手，跟着拉尿。她的尿是一阵阵的，拉得马桶里的水哗哗响。我想她肯定四节课都没有拉尿，一下课就有学生围住她七嘴八舌提问，无论怎样无聊的问题，她都会耐心尽心地回答，以免伤了学生稚嫩的心，所以她常给尿憋得满脸通红，一回到宿舍就急着解裤子。一开始她做这些动作很不好意思，那时我们还只是接吻和摸摸乳房，后来她慢慢习惯了，尤其是在我们做爱以后，她甚至当着我就急不可待地把裤子拉下了一半或者把裙子掀到露出屁股，这才匆匆跑进厕所。
第二章四条手印
军伐当了办公室主任后搞了一套改革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限制学生的日常用品，譬如毛巾只能一条，茶缸一只，鞋两双，牙刷一把，牙膏一支等等。还有牙刷牙膏用完要放进抽屉里，这一点学生群起反对，大家都是从小受爱国卫生运动教育的人，谁都知道牙刷放在不通风的地方容易生细菌。我对军伐的改革措施嗤之以鼻，坚决反对。但军伐说这是校长办公会议决定的，校长办公会议我没权参加，也不知道他是唬我还是真有其事。而且我的权限就是执行，不是决策。回到宿舍，我对石留讲了这事，石留却沉默不语。
学校有项传统的功课叫早练。每天六点钟起床铃一响，学生要在十五分钟内到操场集合，先在操场操练，再跑步，从学校门口顺着马路沿一直跑到镇上，回来洗脸刷牙再去吃早餐。我做老师时，每天都睡懒觉，有时睡得像个死人，外面天翻地覆也不知道，有时给闹醒了，听到外面一片噪声，很是反感。我做了办公室副主任后，军伐每天都来敲我的门，要我跟他去督导学生操练。这是一件很要命的事，早知道做主任还有这项福利我就不做了。我站在军伐身边，看着学生一脸痛苦地走着方步，我也跟着痛苦。那时周怡就在队列里对我做鬼脸。她感觉我比她还难受，她就特开心。
周怡是我老乡。她在武汉长大，后来跟着父母移民深圳。她到学校的第一年没找到机会认识我，所以倍感孤独。这是她自己说的。第二年我开始教她，第一次课我就让学生写自传。写自传有两个目的，一是毕业后要用，一入关人事处就要学生交自传，我是教公文的，学生的自传写不好我要负责任，所以一早就要让他们练，练到毕业时如果还不过关我就劝他回家耕地；二是我有考据癖，特别喜欢考证学生的历史，有的学生很调皮，把过去藏得很深，害得你教了几年书仍然不了解他们，所以必须布置这项功课给他们做，以满足我考据的癖好。当然有的学生很狡猾，他们会把别人的故事拿来讲给你听，如果你不认真考证就会上他们的当。如果认真考证，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当然也有意思得多了。周怡的自传写得真是好，我情不自禁地在班上读了，把她吹到了天上。这就为她找我制造了机会。
晚自习后周怡来我宿舍。她穿了件浅红色的连衣裙，衬得脸上多了点血色，与白天课堂上的苍白对比鲜明。我让她坐在床上，给她泡了杯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因为苦。这些年我一直把苦当饭吃，所以有一点开心事我就特别快乐。周怡喝了口咖啡，苦得直咋舌，她把杯子搁在床头柜上，不再碰它。我们聊了一会儿闲天，聊了些什么我也不记得了，总之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对面教室的灯已经熄了，周怡起身说，我该走了。周怡走了我就关灯睡觉，一点也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原来大家都以为她失了踪，早把女生宿舍搜了几遍，又派了大批男生去海边寻找。因此周怡从教师楼走下去时，真正体会到了众目睽睽的感觉。那天的事就是这样。后来我跟军伐吵架，跟这件事也有关系。我对军伐历来就颇多意见，因为他老是在我上课时偷偷溜进教室。我不管他到底想干什么，是想监督学生还是想监督我，反正这举动很不文明，是一种不尊重人的表现。但他是领导，我不可能对他破口大骂或者冲上去打他一耳光，我最多就提提意见或者忍气吞声。但这事让我很窝火，一直想找他的晦气。
有一个雨天，我在南州的宿舍，有一件急事要找周怡。于是我跑到邮局挂电话。那天是周六，学生可以自由活动，大家都躲着军伐，所以军伐很闲得慌，只好猫在传达室听电话。他没听出我的声音，对我说，学生的电话不传。说完就把电话挂了。他不喜欢周怡，因为周怡老跟我亲近，老不买他的账。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这时变得比外面的雨天还糟糕。我在邮局等了半小时，又挂了个电话，叫门卫去叫军伐听。
我在电话里把军伐臭骂了一顿，他开始还跟我解释，后来就在电话里跟我对骂。这件事后来闹得很大，全校教职员工都知道了，我回到学校就等着领导批评，没想到领导反而升了我的职。领导说，我就是要提拔有个性的人，有个性的人就应该做领导，至于先进人物就继续做先进吧。这样我跟军伐成了拍档，尽管仍然是他领导我，但已经不是原来那种领导关系了。这是一个胜利，当然是一种很尴尬的胜利。我跟在军伐屁股后面就像一头蠢猪。周怡对我做鬼脸就是笑我这个。周怡也就是对我才有点笑脸，她在别人面前一点表情也没有，因为大家都知道两个主任因为她干了一架。说得好听一点就说我和她两情相悦，说得难听一点就说两个主任为她争风吃醋，搞得她在学校很没面子。不过这人脸皮很厚，证据就是她居然还能对我笑。
学校主楼是一栋玻璃外墙的建筑，远看像一扇门，近看像一本打开的书，合起来就是海关学校的意思。我每周有五天在这本书里上班，另外两天又常在这本书里加班。晚饭后我喜欢从书里走出来去校门口的马路上散步，我散步喜欢带一个人，有时带石留，有时带周怡，有时带另外一个学生或老师，这要视我当时的心情。那天我谁也没带，我自己出去了。
学校对面就是工厂，女工特别多，每天黄昏时，很多漂亮的女孩子在路边的大排档吃饭，在马路上散步，我就是冲着她们来的。我把这叫做看风景。我的学生也有一些还算漂亮的，但我不好意思老盯着她们看。如果看得她们不好意思，我也不好意思站在她们面前上课。当然这是以前的事，如今我是领导，不用给她们上课，够胆直着眼珠子看她们了。大家都知道领导就是有这爱好。我在马路上走，盯着一个女人看。之所以说她是女人而不是女孩，是因为她长得很丰满，髋骨很阔，一看就知道生过孩子。我喜欢这种女人。我看她时她也看我，那眼光跟我的眼光没什么差别，这倒让我诧异了。这种感觉就叫似曾相识，我已经十年没这感觉了。这十年来我在路上碰到的人无非两种，一种是认识的，一种是不认识的，认识不认识都不会这样看我，我一般也不会这样看人家，除非对方很漂亮，我实在管不住自己。
那天晚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