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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把我从床头打到床角，从床上打到床下，外面的雨声混合着我的哭声。我哭号，躲避，最后还是冒着大雨上学去了。我是一只狼狈的小狗，被宋妈抱上了洋车第一次花五大枚坐车去上学。
我坐在放下雨篷的洋车里，一边抽抽搭搭地哭着，一边撩起裤脚来检查我的伤痕。那一条条鼓起的鞭痕，是红的，而且发着热。我把裤脚向下拉了拉，遮盖住最下面的一条伤痕，我最怕被同学耻笑。
虽然迟到了，但是老师并没有罚我站，这是因为下雨天可以原谅的缘故。
老师教我们先静默再读书。坐直身子，手背在身后，闭上眼睛，静静地想五分钟。老师说：想想看，你是不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昨天的功课有没有做好？今天的功课全带来了吗？早晨跟爸妈有礼貌地告别了吗？……我听到这儿，鼻子抽搭了一下，幸好我的眼睛是闭着的，泪水不至于流出来。
正在静默的当中，我的肩头被拍了一下，急忙地睁开了眼，原来是老师站在我的位子边。他用眼势告诉我，教我向教室的窗外看去，我猛一转头看，是爸爸那瘦高的影子！
我刚安静下来的心又害怕起来了！爸为什么追到学校来？爸爸点头示意招我出去。我看看老师，征求他的同意，老师也微笑地点点头，表示答应我出去。
我走出了教室，站在爸面前。爸没说什么，打开了手中的包袱，拿出来的是我的花夹袄。他递给我，看着我穿上，又拿出两个铜板来给我。
后来怎么样了，我已经不记得，因为那是六年以前的事了。只记得，从那以后，到今天，每天早晨我都是等待着校工开大铁栅校门的学生之一。冬天的清晨站在校门前，戴着露出五个手指头的那种手套，举了一块热乎乎的烤白薯在吃着。夏天的早晨站在校门前，手里举着从花池里摘下的玉簪花，送给亲爱的韩老师，她教我跳舞。
啊！这样的早晨，一年年都过去了，今天是我最后一天在这学校里啦！
当当当，钟响了，毕业典礼就要开始。看外面的天，有点阴，我忽然想，爸爸会不会忽然从床上起来，给我送来花夹袄？我又想，爸爸的病几时才能好？妈妈今早的眼睛为什么红肿着？院里大盆的石榴和夹竹桃今年爸爸都没有给上麻渣，他为了叔叔给日本人害死，急得吐血了。到了五月节，石榴花没有开得那么红，那么大。如果秋天来了，爸还要买那样多的菊花，摆满在我们的院子里、廊檐下、客厅的花架上吗？
爸是多么喜欢花。
每天他下班回来，我们在门口等他，他把草帽推到头后面抱起弟弟，经过自来水龙头，拿起灌满了水的喷水壶，唱着歌儿走到后院来。他回家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浇花。那时太阳快要下去了，院子里吹着凉爽的风，爸爸摘下一朵茉莉插到瘦鸡妹妹的头发上。陈家的伯伯对爸爸说：“老林，你这样喜欢花，所以你太太生了一堆女儿！”我有四个妹妹，只有两个弟弟。我才十二岁……
我为什么总想到这些呢？韩主任已经上台了，他很正经地说：
“各位同学都毕业了，就要离开上了六年的小学到中学去读书，做了中学生就不是小孩子了，当你们回到小学来看老师的时候，我一定高兴看你们都长高了，长大了……”
于是我唱了五年的骊歌，现在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送别：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人生难得是欢聚，惟有别离多……”
我哭了，我们毕业生都哭了。我们是多么喜欢长高了变成大人，我们又是多么怕呢！当我们回到小学来的时候，无论长得多么高，多么大，老师！你们要永远拿我当个孩子呀！
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宋妈临回她的老家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跟弟弟再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那个四眼狗上马车的时候说：
“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那个人说：
“等到你小学毕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虽然，这些人都随着我的长大没有了影子了。是跟着我失去的童年一起失去了吗？
爸爸也不拿我当孩子了，他说：
“英子，去把这些钱寄给在日本读书的陈叔叔。”
“爸爸！”
“不要怕，英子，你要学做许多事，将来好帮着你妈妈。你最大。”
于是他数了钱，告诉我怎样到东交民巷的正金银行去寄这笔钱到最里面的台子上去要一张寄款单，填上“金柒拾圆也”，写上日本横滨的地址，交给柜台里的小日本儿！
我虽然很害怕，但是也得硬着头皮去。这是爸爸说的，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
“闯练，闯练，英子。”我临去时爸爸还这样叮嘱我。
我心情紧张，手里捏紧一卷钞票到银行去。等到从高台阶的正金银行出来，看着东交民巷街道中的花圃种满了蒲公英，我高兴地想：闯过来了，快回家去，告诉爸爸，并且要他明天在花池里也种满蒲公英。
快回家去！快回家去！拿着刚发下来的小学毕业文凭红丝带子系着的白纸筒，催着自己，我好像怕赶不上什么事情似的，为什么呀？
进了家门来，静悄悄的，四个妹妹和两个弟弟都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他们在玩沙土，旁边的夹竹桃不知什么时候垂下了好几个枝子，散散落落地很不像样，是因为爸爸今年没有给它们修剪、捆扎和施肥。
石榴树大盆底下也有几粒没有长成的小石榴，我很生气，问妹妹们：
“是谁把爸爸的石榴摘下来的？我要告诉爸爸去！”
妹妹们惊奇地睁大了眼，她们摇摇头说：“是它们自己掉下来的。”
我捡起小青石榴。缺了一根手指头的厨子老高从外面进来了，他说：
“大小姐，别说什么告诉你爸爸了，你妈妈刚从医院来了电话，叫你赶快去，你爸爸已经……”他为什么不说下去了？我忽然觉得着急起来，大声喊着说：
“你说什么？老高。”
“大小姐，到了医院，好好儿劝劝你妈，这里就数你大了！就数你大了！”
瘦鸡妹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我对老高说：
“老高，我知道是什么事了，我就去医院。”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镇定，这样的安静。
我把小学毕业文凭，放到书桌的抽屉里，再出来，老高已经替我雇好了到医院的车子。走过院子，看到那垂落的夹竹桃，我默念着：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了。
林徽因：中国知性男人的精神符号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这一年的四月天刚刚过去。风吹过初夏的某个黄昏。我把电脑里一组用排箫吹奏的乐曲打开，然后像旅行一样，在林徽因的时光里一直走。
一直走。
时间往回走，风隔着世纪的时光吹拂一个女人白色的衣裙。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女人的地位低于男人。这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以及男子休妻的“七出”之条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人的价值观里，阳总是优越于阴。即使柔弱能胜刚强，柔、弱、暗、下也总是卑微的，刚、强、明、上则是尊贵的。二者虽然被认为是应当相互和谐的，但还是有尊卑上下之分。
在人类进入文明史的几千年里，中国的女性一般都被藏在历史的黑洞中。这个黑洞是女子们的闺房，只有住在这个房里的人才知晓一切。
20世纪初，一场由知识分子领导的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进行民族自省的思想文化运动，使中国女性的地位开始有了改变。中国妇女先觉者以与新文化运动共体的方式，张扬着自我的独立品格，开始探索妇女解放的道路，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些有别于传统女子的新女性，看到了她们激荡着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
但是，这一批批女性觉悟者的探索并不顺利。
这种探索是摸着石头过河。又是由男人主导和推动的。探索者中真正有清晰认识的理性自觉者并不太多，她们既没有组织也缺乏交流，溃不成军。而在这些可数的女子中，惨淡经营并满目疮痍者不乏其人。真正的幸运者则寥寥无几。
林徽因是这个探索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
说她很特别，第一要素当然是她取得了探索的成功。而且她找到的道路华丽而完美。在上个世纪留给我们的记忆中，她不但是优雅睿智的美女才女，而且是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瞩目成就的职业女性和有成就的专业工作者。
她的名字与三个顶级的男人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天才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金岳霖。
梁思成是她的夫君。对她既呵护体贴，又理解欣赏。他们一生相濡以沫。徐志摩把她作为诗意的源泉，情感的梦幻，后来为听她的演讲魂归蓝天。金岳霖则是为她固守自己的柏拉图式爱情，终身没有娶妻生子，却一生相伴其邻。
而林徽因自己，是建筑师、教授、诗人和作家。
上世纪30年代以来，她在文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从1930年到1945年，她与梁思成一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保护了不少古城，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不少奥秘，协助梁思成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她在建筑领域的成就，还体现在参与设计国徽、人民英雄纪念碑，改造传统景泰蓝，和梁思成一起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撰写《中国建筑史》（辽、宋部分）、《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建筑方面的著述，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一级教授。专业造诣不让须眉。有一幅照片记录了她和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