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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目睹河边被伐倒的树木让他备感痛心，旅程返回后他马上写了一首“致宾塞的杨树”的挽歌，而且义愤填膺，用尽所有的音节和词汇控诉这件可恶的事情：“我亲爱的白杨，你们稀疏的枝条被屠戳了／闪耀的阳光也被屠戳或扑灭，埋入落叶／全被伐倒了，伐倒了，全被伐倒了。”霍普金斯是圣阿洛伊修斯修道院的神父，当时他作为耶稣会会士，置身于牛津的反基督教的氛围之中，他和著名的前任神父邓斯·斯科图斯一样感到孤独无助。他献给他和他的城市《灰色美》—一首十四行诗，是表达最微妙的牛津诗篇之一，它的起首诗句似乎被钟塔的变换的钟声本身震动了：“钟塔的城市和钟塔之间的繁枝／布谷声声，钟声密集，云雀迷人，马儿轻步，河流环绕……”
当时牛津的赞誉声也像汽笛声一样飘过了大西洋。自从华盛顿·欧文1831年获得牛津大学名誉博士头衔以来，几乎所有19世纪重要的美国作家在他们的欧洲之行中都会在牛津（和斯特拉福德）停留。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纳撒尼尔·霍桑、赫尔曼·麦尔维尔、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他们纷至沓来，欣喜若狂。麦尔维尔1857年写道：“古老的珊瑚礁，被绿色的波浪冲刷着，座座礁石露出水面，这就是牛津。”他赞美草地（“像台球桌的绿色台面一样柔软”）和僧侣制度的改革：“正如修道院骑士是僧侣和士兵的一种结合一样，这是僧侣和绅士的结合。”牛津成了渊博学识的田园牧歌，农家风情的学院生活，对那些来自新大陆① 的作家们看来，这就是欧洲文化。尽管爱默生也注意到了，这些学院是“上等阶层深造的学院，不是供穷人上学的地方”，但这和君主立宪制一样，是英国特有的。面对美国大学生和游客越来越崇拜牛津的现象，马克斯·比尔博姆写道：“美国人完全有存在的权利，但他们应该避免在牛津动用这种权利。”即使这种挖苦也无法阻止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为他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冠以牛津教育的形象。
亨利·詹姆斯是典型的英裔美国人，他的有关其同胞偏爱牛津的描写无人能及。他说他的同胞们在那里找到了科学和情感、虚荣和轻浮的统一：“牛津使劳动变得可爱，使闲暇有了尊严。”在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一位虔诚的朝圣者》里，亨利·詹姆斯描写一位病入膏肓的美国人瑟尔再次回到他的母校的情景。瑟尔对陪伴他参观牛津的朋友讲道：“我相信，欧洲没有别的地方能令我们野蛮的心灵如此深感钦佩的。”他们认为学院的园林是“英国最美丽的，是英国制度最成熟最甜蜜的果实……在那里，你可以永远躺在草地上，而且幸福地相信，整个生活就是一座古老的英国的大花园，时间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英国的下午”。可这田园诗般的画面是不是一个假象呢？当瑟尔在牛津去世之前，他不禁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是一个幸福的谎言吗？”
1975年，美国作家詹姆斯·布利希被埋葬在霍利威尔公墓，瑟尔也埋葬在这里，他或许可以从地上欣赏到上面美丽的大草坪。和亨利·詹姆斯一样，布利希在英国定居了下来，成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主要是由于参与创作《星球大战》系列而出名的。但这位出生于新泽西的牛津迷1964年也创作了一部关于罗杰·培根的传记式长篇小说《米拉贝利博士》。据说，这位13世纪的方济各会学者，他的实验室曾经设在福利桥上的门楼里，他的试验轰动了全欧洲，而且他预见了火药和飞机的发明，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中世纪的科幻小说主人公。
1895年，一部震撼了牛津神话的长篇小说问世了—托马斯·哈代的《无名的裘德》。那是一个局外人的故事，裘德·福莱想走出黑暗前往光明，步入“学者的天堂”。他从贫困的家庭出发，走出乡下，前往克利斯敏斯特（意指牛津）学习神学，但所有的学院都拒绝了他，包括比伯利奥学院（意指巴利奥尔学院）的院长。裘德—“一个好学但没钱的人”，像他这样既没钱又没有关系，在当时的贵族大学里是没有机会的。最终，他成了一名石匠，修补着隔断他求学之路的墙壁，直到早早地离开人世，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
这是一部现实小说，主人公来自工人阶层，死于贫困交加，偏偏又是死在牛津，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在这个维多利亚时代末的崇尚成功的社会里，这部小说开始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因为《无名的裘德》破坏了一个民族神话。之后过了很久，在大学改革之后，哈代才在牛津受到尊敬（1920年他被授予名誉博士头衔）。今天，在他的小说主人公生活的耶利哥有一家以裘德命名的酒馆；1996年，迈克尔·温特博特姆以凯特·温斯莱特为主角改编的电影《骚动的心》① 也引起了轰动。
哈代的小说属于牛津小说（Oxford novel），它是19世纪出现的一种独特的、特别受欢迎的类型。这类小说主要描写一位大学生通过一系列的精神和道德的挑战打通生活之路，通常是“放荡者的进步”而非“天路历程”，而牛津及其各学院则构成了以赌博、酗酒和女人为主的跨学科的情节背景。威廉·萨克雷的《潘登尼斯》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书中的主人公阿瑟·潘登尼斯虽然在圣鲍尼法斯学院（意指彭布罗克学院）失败了，但作为势利鬼他有着牛津人的特有风格：在见过食堂里低层次的人们之后，这位年轻的潘登尼斯先生喜欢上了洗香水浴。
对社会精英的神奇世界的这些描写深得读者们的青睐，尤其当时牛桥还是一个特权者的领地。这些学院具有俱乐部和乡村别墅的气息，只是更为古怪，有独特的接收仪式、服装编号和暗语。校园小说就像对偏僻的高原部落的报告一样讲述了这些奇特的仪式。根据1989年的一篇论文的统计，共有533部长篇小说全部或部分发生在牛津。从爱德华·布拉德利的《弗丹特·格林先生的冒险》（1853~1857年）直到伊夫林·沃的《重访布赖兹海德》（1945年），这种类型书籍的流行一直没有中断过，就连朱利安·巴恩斯的禁令也不管用—20年内禁止写作发生在牛津和剑桥的小说。
可是，牛津小说再精彩也比不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其他人只是写写而已，他却是一生都在体验写作。作为莫德林学院的学生，他表现得就像一个艺术家，杰出的美学家。他的学院房间里摆满孔雀羽毛、百合花和希腊的裸鼻雀标本。他在学生时代有一句名言：“生活在我的蓝色瓷嚣的高水准上，让我一天天越来越觉得难受。”这句话马上就在社交场合流传开来了。奥斯卡·王尔德完美地掌握了牛津最重要的美德：有趣，而且他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在4年的学院生活中，王尔德创造了他的警句、艺术家姿态、幽默、吸引力，还有看似并不费力的传统教育。他的偶像是佩特·帕特尔—布雷齐诺斯学院的院士，前拉斐尔派成员们的朋友。帕特尔著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读物成了王尔德一代人的美学圣经，但帕特尔也向学生们推荐柏拉图的作品。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有关理想国家的思想，从为男性美的辩护、娈童之爱中获得鼓舞，似乎这些证明了他们自己的梦想是正确的。奥斯卡·王尔德曾赞美一位长跑运动员道：“他的左腿是一首希腊诗歌。”如此轻浮地对待古代的和自己的同性性欲，招致了他的同时代人的非议。他后来有一回拜访莫德林学院时遇见的一位年轻的牛津人“是如此具有希腊美，宛如玉树临风”。艾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又名博西）对王尔德的爱情招致了诗人的灾难。比博西的人品更糟糕的是他的诗句，但其中一首出了名，而且在审判王尔德时它被引用了：“我就是那不敢讲出名字的爱。”1895年，王尔德在老贝利法庭里的辩护词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注意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牛津的唯美主义者和同性恋爱之间的联系。两年后他在《狱中记》里做了痛苦的总结：“我一生中有两个最大的转折点，一是父亲送我去牛津上学，二是社会将我投入监狱。”
马克斯·比尔博姆和他的榜样奥斯卡·王尔德一样，也研究古典语文学，但未敢参加考试。当他1890年来到牛津大学时，他抱怨说，牛津“有点像美男层出的曼彻斯特”，到处是难看的电车和新建筑，还有一种“习惯的骚动”。这位“无与伦比的马克斯”（萧伯纳语）在他漫长的余生努力做个花花公子，努力想让自己一直显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似的：“我是一个谦虚、好心肠的小伙子。是牛津让我变得叫人难以忍受。”另外他还创作了近2 000篇漫画、杂文、小说和一部受到过高评价的长篇小说，就是以他那个时代的牛津为题材的畅销书—《朱莱卡·道布森》（1911年）。
小说讲道，朱莱卡来牛津拜访他的爷爷—尤达斯学院（意指基督教堂学院）的院长。这位美女貌如天仙，就连谢德尼剧院里古老的石像见了她也会额上冒汗。所有的大学生见了她都频频回首，包括那位傲慢的多尔塞特公爵。由于她不答应任何人的要求，因而参加撞船比赛的全体队员纷纷跳进河里，为朱莱卡集体殉情。这是一部牛津的讽刺作品，一首讥讽19世纪末花花公子崇拜的挽歌。如今比尔博姆辞藻华丽的小说，一部爱德华时代的模仿作品上已经积满了尘埃，就像兰多尔夫酒店里张挂的奥斯伯特·兰卡斯特的“朱莱卡”绘图一样。
“你们中的一些人来牛津是为了捕猎狐狸，另一些人是为了穿那极其宽大、极不寻常的外套，还有一些人是为了替他们的学院划船，也有一部分人是为了以后有份好工作。”在康普顿·麦肯齐的长篇小说《险恶的街道》（1913~1914年）里，一位学院院长在第一学期的迎新致词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