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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理想世界的产物。浪漫派不太一样的，浪漫派有各式各样的浪漫派。法国浪漫派非常之厉害，但是它产生的果实，实际上并不都是苹果，桃、梨什么都有。可是在他们浪漫派滥觞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对不对，那个时候确实是覆巢之下怎么会有完卵呢？中国的戏剧在那个时候被压了一下。可是呢，在那个之前，京剧出来了，乾隆时期，京剧一下就起来了。其实它早就蕴藏了很多东西，就像元杂剧的产生一样，在这之前中国做了很多很多准备，包括它的语言上的准备，像绝句，律诗什么的，不太适合戏剧语言，所以它一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顶峰。关汉卿这些人，就是这么一个顶峰。然后我们这边开始程式化的东西出来以后，外国人一打“我们的竹幕关了那么久，一打开了以后，哎呀，不行了，我们得向外国学习。”我们现在有话剧，“春柳社” 1907年第一次在东京搬演了《茶花女》。后来又有易卜生那样的戏的时候，正是我们中国从程式化的表演，向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发展的时候。西方恰恰它又向程式化这边发展，它的现实主义已经到头了。从易卜生社会问题戏的时候，它已经开始程式化。到斯特林堡的时候，已经很强的表现主义出来了。当然斯特林堡这个人也是一个大天才了，他有他的生活中不愉快的东西，穷而后工。不愉快常常使人思索。所以常常使人能够做出很美的作品，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受苦才能出美丽的作品。但是受苦确实对人的思索是有利的。一个戏剧好与不好，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就是你思索不思索，你使你的观众思索不思索。有好戏。用这个方法可以评价我们现在的电视剧，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我常常从这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中国从西方学习很多东西，有一个东西大家没有注意就是基督教。中国的戏剧对基督教的学习，这点呢，我觉得是应该重视的，应该重新认识这个东西。因为基督教在西方对于他们的影响非常之大。比如我们第一个以西方的方式来研究戏剧的王国维，他强调了很多东西。他其中一个就是“欲”。他认为“生活”“欲”“痛苦”本身就是一回事，当然他是接受了叔本华的影响，“悲观论”了。当然这个“欲”是指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然后后来呢，我们最早的几个戏，像《黑奴吁天录》就是那个Uncle’s Tom’s Cabin，就是《汤姆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中间的基督教思想是非常之重的。写这个人 Elizabeth Store伊丽莎白·斯托夫人，我印象她是一个quake。earth quake，quake的意思就是在上帝面前振动，这个戏充满了基督教悲天悯人的东西。有时候是直接受基督教的影响，还有一种就是从戏剧体现出来的基督教的思想。当然《茶花女》是最早演的戏，《茶花女》如果你细究的话，它没有演整个《茶花女》。它只是演了《茶花女》中间的一幕，可是《黑奴吁天录》可以算作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这是曾孝谷改编的。曾孝谷把从头到尾的七幕戏全都演下来了，它们不是美国的《黑奴吁天录》是中国的《黑奴吁天录》。我插一笔就是讲两个东西对戏剧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是美术，一个是诗。
我们最早的戏剧实际上是美术家写的，曾孝谷是李叔同的同学，他们一起跑到日本去，东京美术学校去。东京美术学校当时非常之难考，他们大概是考上的惟一的两个中国学生。当然后来越来越多，东京美术学校当时大概有一百三十几名中国学生，都跑那儿去学画。《茶花女》第一次演出，李叔同参加了演出，然后田汉翻译了《莎乐美》。《莎乐美》不知道你们熟悉不熟悉，非常有名的一个圣经故事。这是中国第一个译得比较全的戏，《莎乐美》实际上是来自《圣经故事》。然后1934年茅盾翻译了《耶稣与淫妇》，淫荡的妇人，这个故事也是圣经故事。大家大概也都知道有一个妇人，她是犯了通奸罪，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们谁没有心里这么想的，你们谁心里是圣洁的话，你们就可以向她扔石头，谁也不敢扔。其实大家心里都有这个“原罪”。然后就是讲诗和中国戏剧的关系。有人说月亮是哪国的圆，说月亮是哪国的圆，我倒不知道，可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写过像中国人这么多的关于月亮的诗。因为中国人不论你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是一个有中国文化修养的人，你看到月亮的话，就自然想起了家。普林斯顿出了一本书叫做Poetry and Poetes，《诗和诗论》。中间有一段关于中国诗的阐述，他也是这么说的。他说“诗在中国国民的生活中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起码是在农业社会的中国，有着不可取缔的重要性。他说不管什么样的人作诗，大家走路分别的时候要作诗，看景色好要作诗。皇上赏赐下边的臣民的话，也常常以诗的方式，那是最大的奖励。臣民表示对皇帝的敬意也是用诗来表示，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西方是没有的。尽管所有的国家的戏剧的开始都是从诗开始的，所有的文化开始也是从诗开始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里的都是诗，中国的《诗经》里的也是诗。可是中国的诗叫《诗经》，外国人翻成The book of songs。因为《诗经》过去是唱的，叫唱本，外过人翻。可是中国人叫“经”。有可兰经，伊斯兰教的可兰经，有佛教的楞伽经，当然还有圣经，他们就是宗教为经，所以说中国人以诗为经。
就此而言诗也是中国的一种宗教，既然它是中国人的一种宗教，它就会对中国的一切文化形式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有着奠基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玩诗就是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了。诗最后已经不是诗了，诗的一个小砖头，诗如果是一个房子的话，这个小砖头就是字。纽约一个诗人他给自己筑了一个房子，叫做“煮字斋”，煮这个字，“两句三年得”，两句才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我写了两年我写出这么两句，你要是不喜欢，我就颠儿了，我就当隐士去了。农民造反也写诗，《温州台树旗歌》，不知道你们背得怎么样，“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起义，哪国起义要写诗的，咱们中国人起义要写诗。端盘的《呈寇公》，有那么一个小女孩端盘，结果寇准请一个人来唱堂会，唱完了给她一卷丝绸，她嫌给得少，端盘的看不过去了，写了一首诗。俾女也可以写诗的“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绫织得成”。一个普通的端盘的，同样一比的话，那么他们的《茶花女》或者《卡门》这些戏剧的话，他绝对不会以诗作为它戏剧的一部分。中国就不得不以诗作为戏剧的一部分，当然诗这么重要的话，国家浸淫诗浸淫得太久了，有时候也会出麻烦。到了后来谁想当官，诗写得好，但是我讲的诗不光是一般的诗了，文字写得好也是诗，铿锵悦耳。《出师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帅三军，北定中原。”这就是诗，所谓的诗它不光是诗本身，格律，它是诗意在里头。就是启功先生讲的，所有文化艺术的东西，它到了一个高的层次，内心的自然的抒发层次它都是诗。所以恩格斯说人类的发展是最大的诗。中国人就说史诗，什么东西很好，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诗，所以中国戏剧的诗化是非常多的。
这样的话，中国戏剧它不得不为诗做出牺牲，在元杂剧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迹象了，密西根大学的一个教授，他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中国人写的戏曲，实际上常常是为诗做借口的。匆匆忙忙跑到一个境界一停，抒发，诗，两个人唱来唱去，唱来唱去。崔莺莺送张生大概唱了四十几段，外国诗剧也有，但是绝对没有那么唱的。比较好的就是你可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间那段楼台会，也挺漂亮，The more I give；The more I have；because both are infinite。我给的越多，我就得的越多，因为双方的爱都是无限的。它有诗意，它是绝对不可能允许自己的演员在台上唱四十几段，过去叫听戏。中国的诗中间它这种空，诗这种空灵，它这种写意性的话，它必然会在戏剧中得到它的反映，所以中国的戏中间大写意非常之多。诗里头它有跳跃感，我就讲地球吸引力，诗就是飞的东西，所以中国人可以台上转一圈，三千里就过去了。这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容易理解，几乎不需要理解，因为他就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他可能是一个文盲，但是他懂诗。因为当时在元杂剧产生的时代，就像在莎士比亚产生的时代一样，它是诗的时代，sonnet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代。伦敦当时居民80％都是文盲，可是呢，莎士比亚的诗琅琅上口，好多诗老妪能懂，老太太能懂。老太太不见得会写字，也许呢，这个不认识字，反而是理解诗的一个有利条件。walter Ong有一个人类学和语言学结合的大学者，他讲了这么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当人类的交流不是通过文字，而是经过从耳朵到口，这个阶段的时候，诗对于人类心脏的撞击力是无比巨大的。因为你全心全意，你不需要经过文字再翻译一遍到大脑，一个人在想。现在我们看《诗经》屋里头焚香夜读，读出一点一点味来，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像当时那样天高地广，男男女女采着茶叶在那儿合唱，那种感觉绝对没有了。所以这也是诗剧之所以必然要走向低潮的原因之一。因为当时那个社会没有了，当时那种算时间的方式没有了。西方它为什么很早它就没有这个诗剧了？没有以韵文为对话的剧了？因为它很早地进入了工业社会。工业社会算时间比如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本，或者电脑，一个本。它算时间，它是以小时甚至以分钟算的，过去算时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