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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也不太准确。我们仔细考察，实录所列瓦剌之罪是“表辞悖慢”、“多所请索”。瓦剌所争的，首先当在于控制鞑靼，称霸蒙古，还难于“与中国抗衡”。瓦剌很难既攻击鞑靼又侵略明朝。从地理上看，饮马河与开平、兴和、大同相去甚远。阿鲁台说“扬言袭己，因而欲窥开平、兴和、大同”，不过要挑拨明朝与瓦剌的关系，诱使朱棣出兵，代己当敌。阿鲁台说“愿率所部为先锋”，也不过是虚晃一招。事实上，后来朱棣出兵瓦剌，阿鲁台按兵不动，并未助战，甚至朱棣率明军旋师，路过阿鲁台的家门，阿鲁台竟然称疾不朝，可见阿鲁台的傲慢与狡诈。阿鲁台并未把大明天子放在眼里，在他看来，朱棣不过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对象。阿鲁台不来朝见，朱棣无可奈何，为了自己下台，反向阿鲁台致以慰问。朱棣岂不知阿鲁台阳顺阴逆？只是不便说破罢了。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随之出兵瓦剌，在这场政治游戏中，鞑靼、瓦剌也各有自己的小算盘。他们要和要打也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第139节：天下一统（23）
清初史学家谈迁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说：
夷狄相残，中国之利。本雅失里戕我使臣。至干王略。今瓦剌马哈木等乘其弱灭之，是代我洩愤也。鞑靼阿鲁台请复仇，仇不在我。马哈木等又请征阿鲁台，两置之，听其争长。败则重困，胜亦力疲，因势图功，此卞庄子刺虎之奇也。乃封阿鲁台，贾怨瓦剌，轻万乘以先之！后阿鲁之叵测，适足嗤于瓦剌也。
朱棣不仅未能“以夷制夷”，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明人的一些著作，同样批评朱棣说：“瓦剌马哈木等闻朝廷封阿鲁台为王，皆怨，朝贡不至。”他们认为瓦剌的逆命完全是由朱棣政策所造成的。这与我们前面分析朱棣封瓦剌马哈木等为王，引起本雅失里、阿鲁台的不满是意思相同。此时瓦剌立答里巴，也是以全蒙古可汗自居的。
然而，朱棣亲征瓦剌，固亦有其利益所在。一个强大而逆命的瓦剌，是朱棣所不愿看到的。朱棣能够躬擐甲矢，不避霜露，深入漠北，击走瓦剌，无疑要自示勇武无敌，以树立个人威望，但它同时也可以使明朝北边获得安定，因而这次北征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值得肯定。
永乐十二年六月到八月，朱棣率领明军与瓦剌经过一番激战。永乐十三年正月，瓦剌马哈木等遣人谢罪。自此后数年中，鞑靼、瓦剌与明朝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他们都与明廷保持了通使、通贡、称臣的关系。鞑靼、瓦剌之间的仇杀则如故。只要他们对朝廷不“逆命”，朱棣一概置之不问。这时明廷在三者之间实处于居高临下的超然地位。瓦剌欲袭鞑靼，先通报于朝廷。鞑靼战败瓦剌，也向朝廷献所俘人马，朝廷则陛赏征战有功者。鞑靼被瓦剌战败，朝廷则加意抚绥“鞑靼来归者”。瓦剌为鞑靼所败，朝廷亦遣使慰问。鞑靼朝贡有横行于市者，朝廷则送阿鲁台自治。这期间朱棣对鞑靼、瓦剌的政策，真有“以不治治夷狄”之意，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种政策是较为成功的。
永乐十九年正月，阿鲁台遣都督脱木儿等贡马。脱木儿等至边境“要劫商旅”，“虏自是骄蹇，朝贡不至”。鞑靼再次与明朝闹翻，于是，又有朱棣于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亲征。关于这次亲征的原因，明人郑文彬认为是：“永乐十五年，马哈木死，封其子脱欢为顺宁王。阿鲁台恚，遂叛，入寇兴和。”阿鲁台的背明，是由明廷引起的：“封阿鲁台则瓦剌叛，封脱欢则阿鲁台叛，亦其势然也。”完全归咎于明廷的措置失当。
朱棣欲做一位超迈千古、君主华夷的雄王。他对边外臣民是“来者不拒”的，同时又是“逆命必歼”的。“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可以概括朱棣对鞑靼、瓦剌的全部政策。朱棣并未试图分治蒙古，“以夷治夷”，也并没有什么别的妙算，“来者不拒”、“逆命必歼”，如此而已。“逆命必歼除之”，成为朱棣顽固坚持的信条。他执拗地要让一切“逆命”者就范，而不问这要花多大代价，是否有必要。仅以阿鲁台的“骄蹇”、“携贰”、“所部侵略边境”便一再劳师远征。再永乐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出塞，均未遇敌，更可以看出朱棣的一意孤行。
对于朱棣的政策，谈迁评论说：
文皇始征虏，不寝处阿鲁台不置也。亡何，封阿鲁台则征瓦剌；又亡何，信瓦剌则征阿鲁台。十年之间乍臣乍叛，乍赏乍谴，在虎狼之虏不足责，而庙算互异，非所以昭威信于万里之外也。若曰阿鲁台侵略，则瓦剌之侵略亦见告矣。且遁在阿鲁台，迁其罚于兀良哈，曰彼党逆也……盖鹜远略，慕奇策，不欲虚其羁欤病�
朱棣哪里骛到了远略，慕到了奇策？一意孤行，死而后已！
至于“分则易制，合则难图”这句话出自黄淮之口，并非指鞑靼、瓦剌言。永乐九年闰十二月，阿鲁台派人向明朝要求将吐蕃、女直作为自己的部属：“请女直、吐蕃诸部属其约束。”朱棣以问左右，多请许之。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独不可，曰：“此属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上顾左右曰：“黄淮如立高冈，无远不见。诸人如处平地，所见惟目前耳。”
第140节：天下一统（24）
那么，朱棣率师北征的战绩，又是怎样的呢？
明人称颂朱棣北征的功业，极尽赞美之词，所谓“五出漠北，三犁虏庭”，所谓“北清沙漠，南定交阯，其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嘉靖时曾任兵部主事的袁化（1502～1547）说：“文皇帝躬擐甲胄，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他们都把朱棣北征的武功看做超过了汉唐。曾经随驾参赞北征的杨荣等人，对北征的赞颂，更是无以复加了：
皇上以神武之资，继志述事，旄钺一麾，而龙沙万里之外，罔有遗患，以为圣子神孙万年无疆之业。其于古昔因循不究以蹈后艰者，霄壤不侔矣。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夫岂浅见薄识，所能形容万一哉！然臣荣猥以非才，叨职翰墨，备员扈从于戎马之间，亲睹皇上，躬御戎衣，以临六军，神谟庙算，机敏睿发，出奇料敌，变化若神。天戈所至，罔不披靡，是以扫除胡孽，易若拾芥，此致此万世不拔之功业也。
太子少师姚广孝说：
曾未及月，即抵虏境，群凶嗷嗷，无所逃命。搂其窟穴，尽其丑类，所获马驼牛羊，不计其数。扫净朔漠，洗清草野，士卒卷申，兵不血刃。诚为王者之师，自古所无有也。……颂曰……北南一览，尽归王化，大无外兮。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纪诸史册，刻之金石，昭万世兮。
永乐北征的武功到底怎样？是否由于朱棣北征给子孙留下了“万年无疆之业”？这些都值得仔细分析。先说具体的战功。明人记载征战，对于战功详而复详。一示天子以不欺，二以为纪功行赏之凭据，三借以考察敌我力量之消长。比如洪武年间几次北征战果的记载：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大将军徐达等率师出安定驻沈儿峪口，与王保保隔深沟而垒，日数交战。……大败保保兵于川北乱家间，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其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札儿虎、林赤、严奉先、李景昌、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将校士卒八万四千五百余人，获马万五千二百八十余匹，橐驼骡驴杂畜称是，保保仅与其妻子数人从古城北遁去。洪武二十年五月，冯胜征纳哈出，得所部二十余万人，牛羊马驼辎重亘百余里。还至亦迷河，复收其残卒二万余，车马五万。
洪武二十一年，大将军蓝玉、副将军唐胜宗、郭英讨北虏，虏主数十骑遁去，追获其次子、妃子六十四人，故太子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代王及平章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余口，得宝玺图书牌面一百四十九，宣敕照会三千三百九十道，金印一，银印三，马四万七千匹，拖四千八百四头，牛羊一十万二千四百五十二头，车三千余两。聚虏兵甲焚之。
现在，再来看看关于朱棣北征的记载，以比较之。
第一次北征，永乐八年征鞑靼。
金幼孜；《北征录》：
五月初八日，胡骑都指挥款台获虏一人。
五月初十日，是日哨马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送至大营。
六月初九日，见虏出没山谷中……上麾宿卫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
六月十一日，上先将轻骑穷追虏溃散者……午，始行入山谷中，渐见虏弃辎重，时次长秀川，而辎重弥望。
六月十二日，发长秀川东南行，虏弃牛羊狗马满山谷。
六月十三日，午，次广漠戍，归大营。上逐虏于山谷间。复大败之。
六月十四日，发广漠戍，……余虏尚出没来窥我后。上按兵河曲，佯以数人载辎重于后以诱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
《明太宗实录》卷一百○四：
五月己卯，车驾至斡难河……首虏本雅失里苍黄穷迫，以七骑渡河遁去，俘获男女辎重孽畜。
辛巳，诸将以所俘把秃帖木儿等男妇百余人来见。……自是降附者众。（按，此降附者为家属百姓）
癸未，车驾次清尘河，指挥万忠获虏四人至。
第141节：天下一统（25）
丙戌，下班师诏。
六月甲辰，阿鲁台聚众山谷中……上躬率精骑千余，径至虏阵，……阿鲁台失色堕马，虏死者枕籍……策马走，我师乘之，追奔百余里。虏众溃散。阿鲁台以其家属远遁。
丙午，至长秀川，虏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都督冀）中等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
丁未，上追及虏于回曲津，……我师奋进，大败之。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
己酉，虏见大军渡河，果贪所载物，竟趋而至……遂生擒数十人，余尽死。自是军行，虏无敢窥于后者。
郑晓：《今言》：
五月戊寅，上至兀吉儿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