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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昏主则不然，以聚敛者为足以称其欲，巧佞者为足以悦其心。胶固而不移，纠结而不释。如是则忠正者不得入，小人进而君子退，欲国不危，岂可得也？
纳谏亲贤说在中国是有传统的。
朱棣以明君自许，他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传统。
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治国理想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摒弃了“申韩刑名术数”，全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的“敬天保民”的思想。其核心，不仅承认天命，鼓吹天人感应，而且重视人。人君要行仁政，要保民如赤子，以天下人心之好恶为取舍。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主举贤纳谏，人臣礼乐和谐。整个社会应是一个以道德、礼教相约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秩序的社会。可以说朱棣的治国理想便是儒家的政治理想。
五、贤君？暴君？
但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仅是朱棣的言论，它既是说给子孙听的，更是说给天下臣民听的。他希望子孙之承业者可以长治久安，也希望借此把自己描绘成贤君圣主。然而，他是否真的按他所说的行事呢？事实证明，朱棣对他所宣称的信条并不总是严格恪守。他有时是随心所欲，有时甚至是干脆背离了他宣称的信条。
先说敬天法祖吧。朱棣本为藩王，乃朱元璋的第四子，并不具备继承皇位的资格。事实上，他的父亲确也按照“天命”将他的长兄朱标立为太子。懿文太子死后，又立其子朱允炆为皇太孙。如果朱棣安于天命、遵奉祖训、谨守礼法，便不会导演出靖难那一幕戏剧了。然而他无法抵制皇位的强大诱惑力，由于他镇守边塞、节制诸军而养成的实力更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终于突破天命和礼法，要自己去改变既降的命运了。
经过三年多的征战，朱棣取得了胜利。将入南京金川门时，编修杨荣拦马问道：“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朱棣恍然大悟，遂先谒孝陵然后再入城即皇帝位。从这些事都可以看出朱棣既不相信天命，也不敬祖宗。他的谒陵不过是做个样子给天下臣民看的。敬天、法祖都不过是驾驭天下的工具而已。因此，清代史学家谷应泰说：“至若司马之心久暴于路人，齐鸾之谋早形于咨议，乃犹南向让三，连章劝进者。欺天乎？吾谁欺也！”
然而，朱棣又非宣称自己是上承天命不可，不如此，则不足以制天下。我们不妨再回过头来看看朱棣精心炮制的即位诏：
朕荷天地祖宗之灵，战胜攻克，……诸王大臣谓朕太祖之嫡，顺天应人，天位不可以久虚，神器不可以无主，上章劝进。朕拒之再三而不获，乃俯徇舆情，于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
朱棣不一定真的相信天命，但以当时人的认识水平，对于能以一隅之兵在短短三年之内便赢得天下的原因无法说清楚，他们完全有理由怀疑上天眷佑朱棣，朱棣本人也难免产生这样的幻觉。当然，朱棣更希望天下臣民都相信自己的得位是由于天命，他不能超出历代以武力、智术夺得天下的君主的思维模式，要借天命来宣传自己上台的合理性。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进一步了解朱棣的天人观。比如朱棣虽然宣传天人感应，但是他对“祥瑞”等迷信却是不尽相信的。永乐二年七月庚申，山东临清县奏野蚕成茧，且进献野蚕丝二十六斤。这被人们看做是上天所降之祥瑞，是皇帝有德所致。礼部尚书李至刚请率百官朝贺。朱棣曰：“野蚕成茧亦常事不足贺，使山东之地野蚕尽茧，足以被其一方而未能遍及天下，朕之心犹未安也。朕为天下父母，一饮一食，未尝忘之，若天下之生民皆饱暖而无饥寒，此可为朕贺矣。”乃止。朱棣的期望很高，以福被天下为念，其头脑还是清醒的。其他，如臣下奏献瑞麦，朱棣斥为“谀佞”，臣下奏贺柏树生花，朱棣斥为“世所常有”，“何益于用，何利于民”，民献嘉禾朱棣称“但得四序协和，四海康乂，黎民衣食给足，即是国家之福。一物之异，皆偶然耳，何以贺为”等等，都表现出朱棣对于“祥瑞”的态度。
第106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6）
下面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不妨录之如下：
永乐七年八月甲子，山西代州繁峙县献嘉禾凡二百七十九本，行在礼部尚书“请率群臣上表贺”。上曰：“……今苏松水患未息，近保定、安肃、处州、丽水，皆雨雹，浑河决于固安，伤禾稼。且四方之广，尚有未尽闻者，不闻群臣一言。及弭灾之道，而喋喋于贺嘉禾，谓祯祥圣德所致。夫灾异非朕所致乎？
朱棣能很清楚地看到四方的灾害，不忘以生民为念，特别他不欲闻祥瑞之贺，而把灾异与自己的行政相联系，又从而对自己有所警戒，对群臣有所训谕，这是很难能可贵的。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在朱棣的拒绝之下，群臣仍喋喋不休地以祥瑞为言，固然群臣为讨好朱棣，但君权神授是封建社会的固有观念，是君主政权的合理性的重要说辞，从根本上说，朱棣是乐于听到这类赞颂的。朱棣说灾异也是“朕所致”，实际上也是从反面承认了祥瑞也是“朕所致”，从而肯定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观念。只要这个思维模式不改变，关于祥瑞的祝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另外，朱棣也并不相信金丹、长寿等迷信。永乐十五年八月甲午，行在通政司言，瓯宁人进献金丹及方书。朱棣说：“此妖人也。秦皇汉武一生为方士所欺，求长生不死之药，此又欲欺朕。朕无所用。金丹令自食之，方书亦与毁之，毋令别欺人也。”他甚至并不企求长寿。一次，他与大臣论及此事，说寿夭在天，人贵勉其在己者。人寿百岁，世多有之，然皆身没则无闻。颜子三十，令名无穷，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朱棣更重视的是修人事，他急于建立功业，垂名后世。然而，我们说朱棣急于垂名后世，不如说他更急于建立他当世的威名。朱棣以篡逆登位，为一切谨守封建礼法气节者所不齿，事实上他也被政治反对派指为乱臣贼子。怎样从乱臣贼子变为盛世名王，这是朱棣极费脑筋的事。他常常能够自省，与这一背景有很大关系。
如前所述，朱棣并非绝对不相信天命，不相信灾异祥瑞，不过是他较能够警戒自省而已。永乐年间最大的天变莫过于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日北京奉天殿等三殿之大火了。这一场大火，使修建多年始克成功的大殿毁于一旦，举国震惊。朱棣连忙下诏罪己，征求直言，随后，又下了一道诏书，“凡有不便于民及诸不急之务，悉皆停止，用苏困弊，仰答天心”。可以说朱棣对政务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而朱棣唯一不愿提的事是迁都问题。三殿大火，群臣奉诏言事，言官多以迁都为非，以为上天示警者，盖因擅改祖制迁都北京所致。朱棣震怒，命言官与大臣俱跪于午门外对辩。辩至将午，大臣们窥知朱棣并不以迁都为非便有恃无恐，直指言官“不知大计”而妄言。所幸户部尚书夏原吉从中斡旋，言官才未获罪。关于迁都的辨论也就不了了之。可以看出，对于天变，朱棣并不盲目地忧惧或喜悦，颇能按己意而取舍。他以天命为自己的后盾威吓臣民却绝不让天命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是一位十分聪敏明辨的君主。
至于“保民如赤子”，朱棣又做得怎样呢？
朱棣声称爱民、恤民，在这方面言论甚多。朱棣所设想的是一幅理想的图画。和谐、安宁、殷富、礼让。的确，在永乐二十二年间，朱棣也做了大量安养生民的事。朱棣本人于政事极为勤奋。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事处理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他说：“朕主天下，欲周知民情，……凡书奏关民休戚者，虽小事必闻，朕听之不厌也。”他曾令人将中外官员的姓名书写在武英殿南廊，闲暇观之，以熟悉政情。如此勤政在明代帝王中是少见的。
同时，朱棣本人也是比较节俭的。他曾说：“内库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有侍臣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汗濯更进。”明人称颂朱棣“爱惜下民，屡蠲租赋，犹嗜俭朴，不喜纷华”不为无据。
第107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7）
由于朱棣君臣的经营，永乐初年受战争破坏的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力量日渐增强。然而，众所周知，朱棣好大喜功，永乐一朝不断有所兴作：征安南、下西洋、讨蒙古、迁都北京，未一刻暂息。这与“毋殚其财，毋疲其力”的宣言真是大异其趣。朱棣曾说过：“民不失其养，虽劳之鲜怨，民失其养，虽休之不德。”以朱棣之所为，百姓征战劳作不止，焉能不失其养，又焉能不怨。洪熙元年（公元1425年）湖广布政使司左参政黄泽上言，切中永乐行政之弊：“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巨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其结果只能是“丁男疲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永乐末年，民生情况已经十分不妙。暴发于山东的唐赛儿之乱，便是百姓对朱棣怨怼的真实反映。
其三，说到养士择贤，听言纳谏。
朱棣即位后，标榜偃武修文，他遵重儒学，重视科举，注意人才的培养。在朱棣身边总是聚集着一批文士，明代的内阁制度也因而开始形成。
文献中记载着许多朱棣爱惜、养育人才的故事。永乐二年，状元曾等人受命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由进士文学优等者及善书者为之，是仕途中的重要阶梯。后，朱棣又命侍读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就读文渊阁，曾等二十八人入选。庶吉士周忱落选，他上言自谏少年愿学，朱棣十分高兴，增周忱共为二十九名。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张，光禄寺给朝暮馔，礼部月给膏烛钞每人三锭，工部择近第宅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