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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七玄河上钓叟在《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也批评了叶名琛的迷信，说他“命悬于乩语，谋决于签诗，其蔽至于斯也”。
叶名琛的愚昧，对于现代的我们而言，真是不可思议，堂堂大员怎么可以轻信乩语，什么“十五日后无事”，什么“静静静”，完全是麻痹叶名琛，我们真要怀疑操演的术士是不是英军派来的汉奸？又要怀疑叶名琛的肩上是否长着一个健全的脑袋。叶名琛终于没有落到好下场，像猩猩一样关在笼中展览，身死异国。他以迷信误国的罪过，永远不会让国人饶恕。
鸦片战争失败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了，领土被割裂，主权受破坏，外国商品源源不断涌入，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鸦片战争的教训是深刻的，失败的原因与文化有重要关系。如果当时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高级官员没有方术迷信观念，许多战役就不会失败。侵略军不过是盲人骑瞎马，在中国是不会轻易得逞的。因此，我们亦可以说：中国屈辱的近代史之门是方术的迷信开启的，严肃地清算术的迷信的破坏作用是十分必要的。愚昧和落后就会挨打，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个道理。
一 发气禁架
中国传统方术有诸多种类，翻
检古代的目录书，不难发现方术的归类皆有不同。《汉书·艺文志》把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方术归于方技略，把天文、历谱、五得、蓍龟、杂占、形法等方术置术数略。
早期医药术最初被作为方术之一，由巫士掌握。岐伯、俞跗、僦贷季、雷公、医和都身
兼二任，既是巫师，又是医师。医药术注重天人观念和阴阳五行观念，对人体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脏腑关系、经络现象以神秘主义解释。汉代以后，医巫逐渐分离，宋代学者认为医术是各种术数的本源，由医术派生出种种荒诞的术数。《宋史·方技传》云：“天有王相孤虚，地有燥湿高下，人事有吉凶悔吝，疾病机瘥，圣人欲斯民趋安而避危，则巫医不可废也。后世占候、测验、厌禳；至于兵家遁甲、风角、鸟占、与夫方士修炼、吐纳、引、黄白、房中，一切妖诞之说，皆以巫医为宗。”
养生术是有关延年益寿的方术，传说伏羲彭祖都有一套养生方法，通过修炼可以长生成仙。养生有各种功法，华陀有五禽戏，陶弘景有六字诀，民间有易筋经、八段锦。
房中术是有关男女性生活的方术，又称阴道、九一术、御女术、交接术。《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房中术文献八家、886篇。晋代房中术达数十家，进入全盛阶段。唐宋以后，房中术暗中流传，日益衰微。房中术是古代的性科学，但存在愚昧、损人利己的观念。
占候术以自然现象占验吉凶，侧重于观察气、云、雨，旁及各种物象，其目的在于推测灾祥。《四库全书·占候提要》指出：“占天本以授时而流为测验灾祥，皆末流迁变，失其本初。故占候之分天文。名一而实则二也。”汉代的谢夷吾、段翳、公沙穆偏好占候。唐代李淳风撰《观象玩占》，清代江宗沂撰《云气占候》。占候术对于研究古代物候、气象、农事有一定价值。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选择最佳地点作为宅地的方术。它可以分为选阴宅和选阳宅两大类。风水术孕育于先秦。周公和樗里子重视相地，晋代郭璞撰《葬书》，奠定了风水理论；唐代杨筠松撰《三龙经》，丰富了风水理论。宋至清，风水术分为形法派和星气派。形法派重视形胜，星气派重视封理和星气，形法派比星气派更加普及，风水术的阳宅理论有待重新发掘和利用，对于认识和改造环境有一定意义。
测字术是通过拆解组合文字，随心附会的方术。测字术于秦汉萌生，唐宋普及，明清泛滥。宋人笔记载有不少测字的事例。测字术的代表作有《字触》、《测字秘牒》，测字不以科学为依据，望文生义，任意解释。测字过程中有一定的趣味性和知识性，或许有利于开发智力。
巫蛊是古代巫师使用邪图，企图加害于人的一种迷信。蛊是一种毒虫，古人把许多毒虫放在器皿中，使互相吞食，最后剩下不死的毒虫叫蛊。
巫蛊之术在战国就产生了。战国人托名吕望编撰的《六韬》有文：“伪方异伎，巫蛊左道，不祥之言，幻惑良民，王者必止之。”
汉武帝时发生了历史上最大一次巫蛊案狱，死者数万人，《汉书·武帝纪》、《汉书·江充传》作了详尽的记述。
发气禁架术是古代的一种巫术，相当于现代的气功师发外气，用气去改变事物的状态。
《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闽中（今福建泉州）人徐登擅长禁架。徐登“本女子，化为丈夫”。他发气时“禁溪水，水为不流”。他“贵尚清俭，礼神唯以东流水为酌，削桑皮为脯。但行禁架，所疗皆除”。
徐登的弟子赵炳也擅长禁架，“禁枯树，树即生荑”。“又尝临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张盖坐其中，长啸呼风，乩流而济。”
晋代葛洪在《抱朴子》也记载“道人赵炳，以气禁人，人不能超。禁虎，虎伏地，低头闭目，便可执缚。以大钉钉柱，人尺许，以气吹之，钉即跃出射去如弩箭之发”（见《后汉书·方术列传》注）。
葛洪特别相信禁架术。他在《抱朴子·登涉》记载术士炼丹，以吹气或意念禁蛇，“未入山，当预止于家，先学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玄龙、青武、白虎，以卫其身。乃行至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气闭之，以吹山草，意思令此气赤色如云雾，弥满数十里中。”
葛洪在《抱朴子·至理》中对禁架术有一段很精采的长篇叙述：“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已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气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气禁之，皆即绝，此是气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暂经过，无不中伤，而善禁者以气禁之，能辟方数十里上，伴倡皆使无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蛏，皆悉令伏不能起。以气禁金疮，血即登止。又能续骨连筋。以气禁白刃，则可蹈之不伤，刺之不入，若人为蛇虺所中，以气禁之则立愈。近世左慈，赵明等，以气禁水，水为之逆流一二丈……大气出于形，用之其效至此，何疑不可绝谷治病。延年养性乎？”
二 扶乩请神
扶乩，又称扶箕、扶鸾，是一种请“神”的迷信活动。
扶乩请的神是紫姑，紫姑是传闻中的厕神，善于占卜。南朝宗懔在《荆楚见时记》记载每年正月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巫女、何仙”。
扶乩的方法是用乩笔在沙盘上写字。乩笔就是两根小木棒，钉成丁字形。沙盘是簸箕上
放沙或米。进行扶乩活动时，烧香点烛，请神下凡，让乩笔在沙盘上抖动。巫师就根据沙盘上的图形说出是某词某句，根据这个词句预测吉凶。各地区各时期的扶乩方法大同小异。
宋代民间流行扶乩，以文为盛。陆游在《箕卜》诗描述说：“孟春百草灵，古俗迎紫姑。厨中取竹箕，冒以妇裙襦。竖子夹相持，插笔祝其书。俄若有物评，对不顺臾，岂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娱。”陆游以扶乩作为娱乐，一笑了之。扶乩的兴起与科举有关，读书人临考前心中空虚，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陆游在诗中说的“岂必考中否”就是预测科举事。
古代学子以乩仙示题。《子不语》卷二十一记载了二桩偶合之事：“康熙戊辰会试，举子求乩仙示题，乩仙书‘不知’二字。举子再拜，求曰：‘岂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书曰：‘不知不知又不知。’众人大笑，以仙为无知也，是科题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三节。又甲午试前，秀才求乩仙示题，仙书‘不可语’三字。众秀才若求不已，乃书曰：‘正在不可语上。’众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书一‘署’字，再叩之，则不应矣。已而题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乩仙的手法很模糊，这是其高明处。学子很会联想，以“不知”为“不知命”，以“不可语”为“不如好之”，“署”是四个“者”，这些都与考题应验了。如果实在应验不上，乩仙说的“不知”、“不可语”也算是实话。
学子还以扶乩问前程。《阅微草堂笔记》卷四记载：“姚安公未第时，遇扶乩者，问有无功名。判曰：‘前程万里。’又问登第当在何年。判曰：‘登第却须候一万年。’意谓或当由别途进身。及癸巳万寿恩科登第，方司万年之说。后官云南姚安府知府，乞养归，遂未再出，并前程万里之说变验。”乩仙说：“万年。”可以作多种解释，遥远无期；此途不能；万岁（皇帝）开恩之时，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与其中的一种解释巧合。纪昀对这个故事论述说：“大抵幻术多手法捷巧……所谓鬼不自灵待人而灵也。蓍龟本枯草朽甲，而能知人吉凶，亦待人而灵耳。”
扶乩还教人们如何处世，戒贪、克淫，以谨慎行事。《阅微草堂笔记》卷十记载：“海宁陈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坛者安溪李文贞公也。公拜问涉世之道，文贞判曰：‘得意时毋太快意，失意时毋太快口，则永保终吉。’公终身诵之。”由此可见，扶乩有时并不全是迷信。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记载：“太原府纯阳宫在贡院东天衢，明万历年建。凡起造规划，偕仙乩布置。内八封楼、降笔楼，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对额皆乩笔所题，碑记乃李太白乩笔也。用醉翁亭体，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筑师，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产物。
扶乩术受到统治者青睐。明宪宗时，李孜省为了拉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