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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藤”流动，因此这些人大学毕业后很少回来，造成各州的“脑力外流”。
这一点，看看美国最精英的高中生毕业后的走向就能明白。1942年设立的“西屋奖学金”（WestinghouseScienceTalentSearch），旨在发现高中生中的科技人才，全国每年只有40人入选最后一轮。从1960年到1989年，一半进入最后一轮的学生集中到7所精英大学读书。其中1／5到了哈佛，其次是MIT、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1964年设立的“总统奖学金”（PresidentialScholarsProgram），旨在选拔全国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每州只有两个名额，如同参议员的名额一样，另有15个机动名额。从1987－1989年的数据看，这些学生中的一半也都到了7所精英大学读书。哈佛吸引了这些学生中的18％，其次是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MIT、杜克、密歇根。
上名校立即会为自己的事业带来优势。《财富》杂志1990年的调查印证了名校这块敲门砖有多硬。《财富》征集了将近15000位在《财富》500家精英企业和500家精英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等等）中任CEO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3％的CEO是大学毕业生。其中19％来自“常青藤”。培养这些CEO最多的还是7所精英大学，依次为：耶鲁、普林斯顿、哈佛、西北大学、康奈尔、哥伦比亚、斯坦福。
高学历、名校的奖赏大，激发了高中生的野心。美国的考试服务业，一下子成为一个富得流油的产业。高中生的学术表现也有所提高。就个人而言，野心是奋斗的开始，也是成功的基石。但就群体而言，野心带来的未必就是成功。特别是当大家都同时有了野心、你发奋我也发奋的时候，马上就会造成通货膨胀式的水涨船高的局面，野心在个人成功中的价值就可能贬值。一个1990年代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高中生希望长大成为企业总裁、工程师、律师、医生、体育明星。但是，根据对2005年的就业预测，在1990年代希望成为律师、法官的高中生，到2005年他们真正成年、开始在这些行业就职时，实际的职务空缺只有这些学生人数的1／5；在作家、艺术家、娱乐圈和体育界中，竞争者比实际位置多出14倍。所以，有些人担心：这些孩子是否野心过度？
野心过度也好，野心勃勃也好，1990年代以来的美国高中生，已经与上两代人大不相同。在未来十到二十年间，他们将构成20－50岁的社会中坚力量，改变美国社会的景观。
首先，美国是一个注重平等的草根社会。而这一代人，从小就一心想往上爬，对自己生长的社区没有太大的承担。他们的理想是成为脱离草根社会的精英。他们的成功可能使一些基层社会失去大量人才。第二，这代人之间竞争惨烈，结果是贫富分化空前之大。如今美国的高考，特别是进入“常青藤”的竞争，已经成为未来成功的通天梯，家长常常在孩子三四岁时，就开始加大教育投入。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家庭，就有了巨大的优势。他们可以一年支付两三万美元送孩子上私立学校，支付两万多美元的大学申请咨询费用，以及各种各样昂贵的暑期班、家庭教师，等等。这使得穷家庭的孩子很难与之竞争。
这一代高中生无疑将是美国受的教育最好的一代。同时，他们又是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满足成人对他们的要求的一代。他们的生活都围着考试和各种各样的申请转，想方设法让自己被别人接受，而不是挑战既有的权威。他们虽然重视教育，但是动机常常并非是对知识的渴求、对真理的追寻，而是六位数的工资。1986年，耶鲁毕业班竟有将近一半的毕业生跑到大国际金融集团FirstBoston去〖JP2〗面试。1969－1970年，美国通过资格考试的新律师有19000人，这个数字到1989－1990年就涨到47000人。但是，辛辛苦苦创造知识但工资菲薄的博士却没有人读。从1969－1970年到1989－1990年，美国的博士和本科学士的比例已经从0。064下降到0。04。结果，博士课程的外国学生越来越多。
野心勃勃的青春期（3）
未来的美国，阶层可能不断分化，并且逐渐固定。这代人长大后，不仅会形成新的既得利益，甚至有发展出一个变相的贵族社会的可能。到那个时候，美国也许又需要一场新的社会革命。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1）
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大学申请战与社会服务
近几年美国经济转型，制造业没落，服务业崛起，白领工作增加，蓝领阶层乃至工会的势力越来越小。反映到教育上，就是高中生毕业当工人的路几乎没有了，大学入学率急剧上升。2005年秋季，预计有1670万新生进入大学，比5年前增长了120万。美国教育部估计，在8年后，这个数据将增加到1880万。根据2000年的人口统计，美国15－19岁的人口，不过2000万出头。1670万新生中，当然包括许多19岁以上的学生，但毕竟18岁是上大学的正常年龄。这么高的新生数字，说明适龄的青年大多数都上了大学，美国正在走向全民高等教育。
美国的各类大学将近4000所，吸收这么多大学生，应该是不在话下。但是，精英大学则是有数的。想上大学的人多了，挤进精英大学的路就窄了。这几年大学录取的竞争白热化，各种大学申请咨询公司应运而生。一个考生的大学申请咨询费高达2万美元以上。虽然各大学一再强调多元化、扶助弱势阶层，并在奖学金等方面向低收入阶层倾斜，但是，由于申请精英大学常常不得不花巨款将自己进行职业包装，穷孩子难以竞争。结果，在精英大学中，弱势阶层的地位岌岌可危。比如，黑人和拉美裔占美国大学生总数的1／4。但是他们在一流公立大学中仅占11％。低收入家庭出身的学生在前51所文理学院所占的比例，也从10年前的13％跌到现在的12％。在社会平等这个问题上，精英大学似乎不进反退。一些人担心，这样发展下去，美国的社会流动将降低，逐渐形成一个世袭的精英阶层，能够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演化成为一个无其名却有其实的贵族社会。
如果你看看近几年来美国的总统政治，不论是布什还是戈尔，或者是克里、迪恩，全是“常青藤”打造的世家子弟。美国的世袭精英已经形成，恐怕是不争之事实。不过，这些世袭精英，并非像欧洲的旧贵族那样高高在上、完全脱离平民社会。美国的建国之父、第二位总统亚当斯曾说，任何社会最终都将由精英统治。美国与欧洲的不同在于精英的形成过程。欧洲的贵族是世袭的，美国的精英却是基于个人的优异品性、在一个开放社会的竞争中自然胜出。现在美国的世袭精英，并不像当年欧洲贵族一样可以继承家族的爵位，而是必须运用家族的经济资源优势，从小对自己进行超强度的训练，保证自己拥有超强的个人素质。换句话说，世袭是一种教育优势的事实，不是社会等级所保障的特权。教育不成功，社会地位就丧失。而在这种精英教育中，对社会的服务，特别是对弱势阶层的服务，越来越被强调。这就培养了世家子弟的社会责任和对下层的了解和同情，多少缓解了贫富之间的文化和社会冲突。
在“二战”前，美国被所谓的WASP所统治。WASP是WhiteAnglo－SaxonProtestant（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的缩写，描述的是美国的“建国种族”。那时的常青藤盟校，大多从东北部（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少数贵族私立学校中招生，形成了贵族学校（常常是寄宿学校）－“常青藤”这样一条龙的WASP教育体系，保证这个阶层在美国的统治地位。“二战”后，格局大变。政府颁布了退伍军人法案，给退伍兵足够的钱受高等教育。许多下层的退伍兵拖家带口地拥进“常青藤”校园。闹得许多传统的知识贵族报怨这些吵吵闹闹、粗俗不堪的退伍兵败坏了校园的高雅气氛，但这些大老粗们却用行动证明自己是“常青藤”历史上最优秀的学生。到了1960年代，以哈佛为首的精英大学，开始以学生的学术素质而非家庭背景为录取的主要标准，强调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平民子弟和WASP子弟能够平等竞争，SAT的高分比显贵家庭出身更管用。特别是各大学强调多元化，采取各种政策向弱势阶层倾斜，种族平权法案也引导学校的录取照顾黑人，一般富裕的白人子弟就不再有往日的优势，如果不属于祖祖辈辈上名校的校友子弟，甚至为了进同一所大学要比穷人或少数族裔的孩子考更高的分才行。这样，“智力阶层”逐渐取代了贵族阶层。
不知不觉中，随着大学竞争的激烈，精英大学的申请者分数越来越高。比如，PomonaCollege2005年招收的学生中，有1／3在SAT考试的语文或者数学项目上获得满分。Davidson则有1／4的学生的SAT成绩高达1500分以上（满分为1600）。这还是几个精英的文理学院，不是“常青藤”。哈佛、耶鲁学生的成绩就更可想而知了。
由于大量学生的SAT成绩都快到了顶，再看分数录取就已经意义不大了。高分只是进名校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高分之外，必须有其他的课外业绩。结果，美国的中学生们在学期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能力，漫长的夏季则成了他们创造自己的课外业绩的繁忙季节。著名的考试补习公司“普林斯顿评论”，还出版了一本《青少年过暑假的500中最佳方式》，告诉学生暑假是为上大学打基础的关键时刻。
要了解这些中学生的暑期计划，我们不妨看几个简单的例子。
克莱顿（JessicaClayton）是一个科罗拉多州的高中生。她的SAT拿了1540分，几乎到顶。她上个学期通过了5个高级课程的考试，这等于提前修完一些大学课程，使她获得了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