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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摆脱殖民桎梏的两条道路
同样，地球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走向二十世纪的更迭时刻也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期。
自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一个民族反对派开始出现，把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日益增长的对欧洲依附的责任推到了皇室的身上。多次起义失败，但国内的不满情绪终于在1911年凝聚成了一场革命。皇帝不得不退位，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帝国宣告结束，中国成了共和国。几乎和所有这样的情况一样，各种不同的派别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这个国家。较温和的“国民党”主张进行逐步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新青年》派则认为这不够迅速和不够广泛。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以后。1921年夏，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1893…1976）。他虽然也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但却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载体不是数量较少的工人，而是农村的广大贫苦农民。
两个政治阵营都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相互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时明显处于优势；毛泽东的“红军”一直处于逃逸的处境，最后导致了1934至1935年传奇式的“长征”，经历了11000公里的旅程，几乎横穿整个中国。途中，很多人掉了队，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毛泽东的队伍。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队伍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少到一万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在那里，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了他改造社会的事业。
（插图：原文第154页。文字：毛泽东。在中国到处可以看到他的雕像。）
日本于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相互敌对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和解，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者。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不容日本称霸的美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胜了敌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在不久就爆发的内战中，共产党得到了千百万农民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到1948年秋，共产党控制了这个巨大的国家；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而印度的默罕达斯·甘地（1869…1948）却完全走了另外一条道路。如果说有哪个政治家是一位圣人，那这个人不是毛泽东，而是甘地。甘地对人应该怎样生活，完全有另外一种设想，而不是世界各处流行的“现代化”。他说：“我坚信，如果印度取得了独立，它将走另外一条道路，全世界都迟早会认识到，人应该生活在农村，而不是在城市；在茅屋里而不是在宫殿中。千百万人不可能在城市或宫殿里和平共处的。我认为，没有真理和不放弃暴力，只能导致人类的毁灭。但真理和无暴力，却只能在农村中得以实现。”
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对甘地来说，是不能通过武力达到的，因为这会丧失很多生命。对他来说，暴力和自由是不相容的。就像很多想走一条新的不寻常的道路的人一样，甘地一开始也受到人们的嘲笑和讥讽。但他却以自己的才智和超凡的忍耐，成功地使印度走向了独立。他所实行和组织的不抵抗主义，使英国人最后不得不做出让步。然而，他所梦想的一切种族、一切宗教和一切等级和平共处的国家，却没有出现。在印度生活的印度教和穆斯林之间一再发生暴力斗争。最后，政界的一些主要人士决定，把印度分为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两个部分。甘地最初反对这种分割，但却无法制止。这块次大陆上的真正和平，至今也没有到来。
40．敌人站在右翼！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实行了议会民主的政治体制。但这些年轻的民主国家，战后由于经济极度困难处境都很艰难。在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和波兰，反民主的右翼势力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独裁统制。意大利人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发明了所谓“法西斯”的政治体制，旨在建立一种与社会主义和议会民主不同的模式作为第三选择。
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了人们的不满情绪和年轻的民主制度及其无经验的代表人物的弱点。他组建了一支穿制服的打手队伍 — “黑衫党”— 作为反对社会主义活动和维持公共秩序的力量。很多工业家以及市民中的中产阶级，都把“元首”看成是可以在社会党及共产党人面前保护他们及他们的财产的人物。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墨索里尼率领他的4万名黑衫党员“进军罗马”，旨在推翻政府并夺取意大利的政权。直到这时，政府才想到采取行动反对法西斯，并动用了军队。但怯懦的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却在墨索里尼的压力下退让，并任命他为首相。
当人们问起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基础时，墨索里尼回答说，他不需要什么思想，行动比哲学更为重要。法西斯主义的鲜明特点，就是它并不依据自己的思想，而是依赖反对别人的思想：它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反对议会和反对资本主义。全体意大利人民都应该放弃私利，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和谐地共同生活。这个目标，要在儿童时期就加以灌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反对其他民族的斗争中站稳脚跟，才有可能使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成为新的巨人。“信任、顺从和斗争！”这就是法西斯的竞选口号。“元首”借助这个纲领，使意大利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变成了一个极权的元首国家。
其他的民主国家在战后头几年里还能保持稳定。但这个时代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民主政权受到两个方面的攻击和威胁：右翼的保守派政治力量，企图使局势回到民主之前的时代；左翼的力量，企图按照苏联的榜样建立一个新的制度。这些力量对一个国家或者世界的危险性到底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一个政治体制能够为人民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人们生活得越好，极端政治观点就越没有市场 — 或许在这里有必要对“右翼”和“左翼”的概念做一个说明。这两个概念本来是指法国议会的座席排列，保守的议员 — 从会议主席的角度看 — 坐在右侧，而自由派和社会党的议员则坐在左侧。右和左是个相对的概念。今天，对极端的政治观点，人们一般使用激进这个词。
我们再回到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那些稳定的民主国家中，经济不断繁荣，生活水平缓慢但不断提高 — 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在“黄金的二十年代”，生活开始经历前所未有的生气勃勃的景象 — 至少是在大城市里。 新的音乐形式如爵士乐，新的舞蹈如查尔斯顿舞，新的通讯工具如电话，新的生产技术如流水线，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惊奇和欢欣。“美国生活方式”变成了先进的标志。
（插图：原文第158页。文字：1926年美国“生活”杂志的封面。表现了一对查尔斯顿舞者，显示了“黄金二十年代”的时代精神。）
然而，“黄金二十年代”却被纽约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五”所打断。在1929年这个10月25日，戏剧性的股市爆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美国银行要求它们的欧洲债权人立即偿还贷款和利息。通过战争负债最多的德国，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于是发生了货币紧缺，工业生产停顿，企业破产，失业激增，与此同时，极端党派的信徒也随之增加，并拒绝“魏玛共和国”— 根据宪法制定的城市而命名 — 的议会民主制度。 尽管如此，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仍然占有足够的多数，可以在这种形势下对必要的经济措施通过决议。但他们却以今天看来难以置信的轻率把多数扔掉：只是因为对失业保险的资金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一个由议会产生的合法的魏玛共和国政府竟然宣布辞职。帝国国会没有能力再组成新的政府。在这种危机时刻，根据宪法的规定，帝国总统就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关键人物。自1925年以来就担任总统的这位世界大战时期的老将军保罗·冯·兴登堡，却不是一个民主派，而且担任总统也不适合。他听从了儿子和一些老战友的怂恿，为德国做出了后果严重的决定。他不断任命“总统临时内阁”。这样一来，法律不再由议会制定，而是由“临时内阁”提出，由总统颁布“暂行法令”。于是，对民主制度极其重要的三权分立的体制，实际被取消。从形式上看，这一做法似乎并不违反宪法的规定，但那只是紧急状态时应该采取的临时措施。由于这种做法自1930年就变成了正常现象，因而，魏玛共和国实际上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名存实亡。
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党，很久就在德国政治中起着作用；他的飞黄腾达是从世界经济危机时开始的。他提出的口号十分明了，敌人的图象十分清晰，这很容易在这个不满和不安全的时代受到人们的欢迎。“犹太人和共产党是一切的罪魁祸首！”— 谁要是赞成这个口号，谁也就会投希特勒党的票。1932年7月31日的选举中，它获得了37。3％的选票，成了帝国国会中第一大党。
世界大战将军兴登堡本人是反对希特勒的：“你们难道会以为，我的先生们，我会任命那个奥地利的上等兵为帝国总理吗！”这是他于1933年1月27日对他的顾问说的话。但那些顾问却劝说他，不能把议会最大政党的领袖排除在政府之外。而且，一些保守党人士，特别是工业界的代表却支持希特勒，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驯服”希特勒，并为他们所用。老总统的亲信弗朗茨·冯·巴本说：“两个月后，希特勒就会被挤到墙角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