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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润英书屋品茗
夜深人静了。灯下随意翻动着新出版的《陶澍集》，一种纷扰的思绪和沉甸甸的感觉充塞心头。是孤独，寂寞？感慨，悲怜？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惆怅？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情怀？抑或是抚今追昔，顿然有悟？也许，这只是一种连自己也描述不清楚的心境。
翻开《陶澍集》上册，一幅“陶澍拈花微笑图”跃入眼帘。图像的上方，有陶澍亲笔题诗：“平生未见先生笑，今日拈花喜若盈。池馆香催桃汛稳，似闻河水已澄清。”（是年，陶澍主持疏浚吴淞江，农田获大丰收）诗的右下方盖有“江南江西总督关防”、“江苏巡抚关防”、等六枚大印。这就是清代名臣陶澍。聆听其朴实无华的自白，目睹那心诚天地阔的气派，不由得使人从浮躁不安的思绪中平静下来。
最初听说陶澍之名，是在三十余年前的中学时代。那时，史无前例的“文革”风雷已震动故乡那古老宁静的湖乡小城。记得那是个酷热的夏天，学校已“停课闹革命”了。由于我不是出身“红五类”家庭，所以未能获得北上“取经”或南下“串连”的资格，只好闷在家中，成了“逍遥派”。中断了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别了天真浪漫的同窗学友，五光十色的理想被打得粉碎，不免有些失落和苦闷。开始，颇通文史的父亲总找出家藏的一些文史书籍，让我一本接着一本看。过这种“逍遥”的生活虽然偶尔也会有些莫名的、淡淡的伤感，但有书可读的日子毕竟是快乐的。后来，家中的藏书被抄没了，无书可读，不仅无法逍遥自在，还有些坐立不安起来。一天，我乘父亲上班之机，背着忙碌的母亲溜出了家门，来到了小城的最繁华的街区“四牌楼”。这里，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大大小小的喇叭里，传出各造反组织高高低低的宣言之类。还有红红绿绿的传单，从不同的楼层飘舞而下。我好奇地捡了一些传单匆匆回家，希望借这些“前线战报”，了解外面的世界。那些各色各样的小报中，有一条消息特别使我惊愕——“历史从头看，陶铸靠边站！”陶铸，不是我和同学们都喜爱的《松树的风格》的作者么？不是我们曾经十分敬仰的中央首长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好不容易等到傍晚时分，父亲才下班回来。我连忙将那张小报递给他，求救似地问：“陶铸因‘历史问题’靠边站，这不会是真的吧？”父亲接过小报迅速扫了一眼，平素慈祥和蔼的脸上现出了少有的愠色与不平。晚餐时，父亲只是沉默寡言喝着闷酒。我们全家人也因此未能像往常一样，听父亲绘声绘色地讲述“七国争雄”或“三国鼎立”之类的历史故事。
直到夜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门前的柳树荫下歇凉闲聊时，父亲似乎才撇下烦闷与沉思，突然问我们姊妹：“你们都是中学生了，听说过清代有个名叫陶澍的大官吗？”他见我们都不解地摇头说没听说过，便继续说：“清代的这个陶澍与当代的陶铸，都是陶氏之后呢。相传，陶之得氏，源于帝尧陶唐氏。晋朝有个陶渊明，有学问，善诗文。他一生蔑视权贵，虽做过县令一级的官，但很快就辞了官，归隐山林，讴歌自然，躬耕自食。陶澍仰慕陶渊明的才气和人品，并以陶渊明的后人自居，称‘陶公古隐士，何以兴起百代之贤豪？高人性本薄尘网，云归鸟倦弥知劳’。陶澍和陶铸都不愧为陶唐氏之后，他们也都很有文才，而且好学力行，会办实事。他们虽然学不了陶渊明的归隐山林，但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也堪称伟大。”接着，父亲讲起了陶澍著有《陶文毅公全集》《蜀輶日记》《陶渊明集辑注》等传世，只可惜今已少见流传；他讲起“清官陶澍”的故事，并且感叹：“陶澍的政绩，在当时是朝野闻名的，可惜后世人们似乎将其人其事给淡忘了。”
岁月漫漫，往事如烟，记忆却历久弥新。那个繁星满天的夏夜，月光将柳树的身影涂写在庭院中。池塘边传出青蛙们的唱和声，给闷热的夏夜更增添了躁热的气氛。柳树下，一介平民家庭的两代人，在回首历史、感时忧国的氛围中，赞叹着读书人身居斗室、心系天下的高尚；喟叹着历史上如陶澍那样的人物，名声、事业几至不传的遗憾。那时，我虽然还不太懂得那些远逝的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史事，也不太理解父亲为什么会从陶铸而想到陶澍并兼论及陶渊明，只是带着疑惑而饶有兴趣地聆听着、思考着。
三十余年过去了。如今，我所从事的史学学业及古籍编辑的职业，使我有幸能再读陶澍；当搜集整理陶澍的著作被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之后，我又有幸担任了《陶澍集》的责任编辑。
陶澍，清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元1779年1月17日）出生于安化县小淹乡陶家湾一个家道中落的诗礼之家。父亲陶必铨是位家无余财的读书人，以教书为业，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他认为，“天下之能苏万物者，莫如雨”，于是给儿子取名澍，字子霖，号云汀，希望陶澍将来能成为有用之才，泽及苍生。据陶家湾一带民间传说，小淹乡畔的资江之滨，有虾公山、蜈蚣山、鸡公山三座山；江流中有一块巨石，形似官印，俗称“三公抢印”。鸡公不能入水，无法得印；蜈蚣怕鸡公，不敢抢印；虾公能在水中畅游自如，自能夺印。陶澍家在虾公山，其名、字、号均带水傍，故时人传其为虾公精转世，当然会得到官印。传说归传说，实际生活中的陶澍自幼受家风熏陶，勤恳朴实，聪颖好学，在乡里素有神童之称。他经多年苦读，于嘉庆七年（1802）考中进士。此后，在京为官十余年，担任过编修、御史、道员、监考、给事中等职。接着，外任地方官，担任过巡漕、主考官、兵备道、按察史、布政使等职，直至升任巡抚、总督，成为名闻朝野的封疆大吏，所历各任，皆能脚踏实地办实事，政绩斐然。
有论者认为，陶澍只不过一介封建官吏，效忠清王朝，不足齿数。陶澍却说：“臣出自草茅，自祖父以上耕读相承，未尝出仕，绝无攀援，惟有愚诚。”那么，陶澍究竟靠了什么法宝，能在错综复杂的清朝官场纵横捭阖、仕途通达，并取得朝野瞩目的成就？且看其所处的时代：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虽然有过“康乾盛世”的辉煌年代，但至陶澍步入政治舞台的嘉庆、道光时期，整个封建社会已急剧地走向没落。官场腐败，吏治混乱，身在官场中的陶澍更清楚地看到：“世风日下，人心益浇，官不肯虚心察吏，吏不肯实心恤民，遇事则念及身家，行法不计及久远。”陶澍阅史阅世也深，阅人阅物也广。他正是凭着不平凡的经历、超常的个人素质及独特的眼光，确实比当时一般官僚站得高、看得远，发现了社会的弊端，并积极寻求解决社会弊端的方略，在政治、经济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正如黄彭年所说：陶澍“独于宴安无事、局守文法之时，洞见症瘕，亟起救药”。陶澍以经世实学为武器，兴利除弊，曾参予过一些堪称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动。他在筹办海运、创制票盐、整顿财政、选拔官吏、奖掖人才、建设书院、兴修水利、赈救灾荒、严禁鸦片等多方面，都颇有建树。
改革需要大无畏精神，而只有清正廉洁的人，才能无私无畏。与当时众多的官僚相比，陶澍独能一反颓败政风，洁身自爱，以廉政勤政闻名于当世。他强调为官之本，“莫重于廉，廉则一介无私”，并曾自表心迹：“要半文不值半文，莫道无人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这是陶澍为官行政的准则，也是他一生勤政廉政的真实写照。道光十年（1830），陶澍任两江总督后，两淮盐政衙门照例送赏需银二万两至总督府。这种“赏需银”，表面看来是合法收入，实际上是盐政官员为自己长期留任肥缺，而对大官们的一种贿赂。陶澍坚辞不受，坚决予以裁革。后来，他兼理两淮盐政，又以“总督养廉已极优厚”为由，拒绝领取盐政养廉费。史称陶澍“胸怀无城府，待人表里如一”，亦属的评。与陶澍相比，那些人前自称是“公仆”，吃喝玩乐享清福的冒牌“清官”们，以及那些一朝权在手，便把利来捞的贪官们，就不啻天壤之别了。
为官清廉，则能大公无私，一身正气，处理好各项政务。即如当时的盐务，清政府仍沿用明代的纲盐制，即由少数盐商垄断食盐购销。后来，这些垄断纲商甚至不需经营食盐，只将专利凭证转手卖给他人，即可坐得巨利。贩运者因而成本增加，不法官吏又对盐商勒索种种浮费，盐商则抬高盐价，将负担转嫁平民。盐价昂贵，官盐滞销，私盐泛滥，给民众生活及政府财政都造成极大困难。针对盐务的弊端陋规，陶澍以惊人的胆魄，对盐政进行了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他取得魏源、包世臣等人的大力支持，首先在淮北二十九州县取销纲商对食盐的垄断。他颁令改行票盐制，允许商人自由领票贩运食盐，但必须照章纳税。这样，过去的垄断纲商就不能坐享巨利了，贪官污吏的盘剥也大大减少，而盐税收入则大大增加，吏民称便。因此，票盐制被人们称为“百世之利”。陶澍兼理盐政八年，革除了垄断商贩的束缚，使商业资本在食盐的运销领域中能自由发展。他是率先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制的地方大员，大胆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并取得了轰动朝野的成就。
陶澍的廉政务实作风，实源于他“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他生长在安化农村，干过打柴、放牛、捕鱼等体力劳动，因而懂得民间疾苦。吃饭想到耕夫，“常恐七尺身，远愧一囊粟”，喝茶念及茶农，“谁知盘中芽，多少肩上血”。他深知“民以食为本”，决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