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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国藩的哲学思想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也是个毁誉悬殊的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不能不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骂；
但就其思想来说，在清末至辛亥以后都有一定影响，所以也不能不加分析地
一笔抹杀。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祖籍衡阳，先世
后从衡阳迁至湘乡，遂为湘乡人。道光十八年 （1838）进士。曾“师事”理
学大师唐鉴，从倭仁等讲习程朱理学。先后任礼部、兵部侍郎，官至总督、
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咸丰、同治年间，他奉清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
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死后清廷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
留有奏稿、书信、日记、诗文等汇编成的《曾文正公全集》。现岳麓书社有
新版《曾国藩全集》。
曾国藩在哲学上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其哲学思想主要渊源于程朱理
①
学。他自称“一代宋儒” ，在论述事物时，常以程朱之说为依据。这样，他
的哲学思想在中国近代社会，自然表现出浓重的守旧性和落后性；但因其长
期治政、治军的实践经验，又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
曾国藩承袭了程朱的理本论，把“理”、“性命”看作天地与人事的主
宰。在曾国藩看来，“我与民物，其大体乃同出一源”，“其理本同一源”。
在谈到理气关系时，他说：“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这与朱
熹“理是本”的思想相合。在程朱理学中，“理”不是指存在于事物本身的
规律性，而是指主宰万物的先验本体即“天理”。曾国藩宣扬“顺性命之理”，
在他看来，“性命”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他言道：“盖自乾坤奠定以来，立
天之道曰阴与阳，静与动之妙，皆性命所弥纶。立地之道曰柔与刚，静翁动
①
辟之机，悉性命所默运。” 曾国藩在此谈到的“理”、“性”、“命”，在
程朱理学中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名异而实同。何为“性命”？曾国藩说，“仁
敬孝慈为则，此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
顺焉而已矣。”在他看来，所谓“性命”，便是封建道德规范和维系君臣、
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伦常关系的原则。从其规范和原则来说，也就是“理”。
他说：“性浑沦而难名，按之曰理，则仁义礼智德之赖乎扩充者，在吾以已
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
②
心且时出不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命”主宰天地万物，也可说是“理”
最终主宰天地万物以*0社会道德伦理。
曾国藩宣扬以“诚”为本的思想，认为“诚”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根
源。在他的著作中，“诚”被说成是一种具有客观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
“窃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德业所以大兴，皆诚为之
③
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同时，曾国藩的“诚”说也
带有陆王心学的痕迹。他在许多的地方把“诚”又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与主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以下凡引曾国藩文，均出自《曾文正公全集》。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顺性命之理论》。
③ 《书札·复贺耦耕中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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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精神。他说：“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
④ ⑤
便是忠信。” 又说：“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比较看
中“诚”的主观属性的一面，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主观精神与运气搏斗。之所
以如此，是基于他与太平天国长期对抗的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历经挫败，最
终赢得胜利既看作是天意，又看作是主观精神奋斗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继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并有所发挥；在论
述知、行关系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特色。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基本上与程朱一致。他说：“格物致知
之物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
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理也”，
①
“此致知之事也”。在他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
皆为“所格之物”，而格物在于“穷理”。朱熹有言：“心具万理，万理具
②
于心”，曾国藩也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
③
心之理，即格物也。”即把“格物”的目的说成是“究其存心之理”。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格物致知”的命题。他说：“朱子曰：‘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
④
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这里，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知”乃是存于心中的“天理”，即曾国藩所指的“存
心之理”、“好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就认识客体而
言。如何识得“天理”？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一理”，“一理”统摄
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把握“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理”。而这统摄万物
之“理”，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
伦常也就成为“格物”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知”
与“行”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
就“知”与“行”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知”先“行”后。他在解释“诚
意”时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
①
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在“致知”与“力行”之间，他强调“力行”，认
为“行”是“知”的根本目的。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
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因此，曾国藩很注
重实效，主张“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②。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终将“别无
所谓实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
④ 《杂著·居业》。
⑤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家书·致诸弟》。
④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杂著·克勤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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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
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③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
①
认为只是“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力
②
去人欲，以存天理”。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格物”、“诚意”。
他说：“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
③
而力卒之”。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
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天理之公”克尽“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以敬恕为养心
④
之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
⑤ ⑥
此立德之基。”在他看来，“‘敬’则存心不放，‘恕’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