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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
的根本所在。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八德”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这“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勤、俭、刚、
⑦
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
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
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
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
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一宗宋儒”,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
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详览前史,讲求
①
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
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
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是主张“理学经世”的。他早在从唐鉴学习理学时就说过:“镜
海先生 (指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致经济之
②
学,即在义理之内。”后来他一直坚持认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
其中矣”,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义理之学”内。在曾国藩看来,“义
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义理”与“经济”是体用本
末的关系,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
③ 《杂著·日课四条》。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杂著·日课四条》。
③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④ 《书札·与葛睾山》。
⑤ 《家书·喻纪泽》。
⑥ 《家书·复邓寅阶》。
⑦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① 《年谱》。
②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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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他又把
义理与经济视为内与外的关系,说“大本内植,伟绩外充”。
基于理学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对儒学的“礼”作了独到的发挥,说:“尝
④
谓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又说:“古之君子之
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
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⑤在此,他把“礼”或“礼治”理解为“治世之术”,学“礼”也就是学“治
世之术”。曾国藩崇尚礼治,就是他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理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主张“荷道以躬,讲求务实创新。他
针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提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
①
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因此,他“于朝章国故,如《会典》、
《通礼》诸书,尤以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
②
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还向清廷建议:“欲
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
③
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他反对不思变故,主张因时变通,提出“道之
废兴,亦各有时”,认为“适时则贵,失时则损”,而“善趋时者,贵先时,
④
不贵后时” 。他竭力主张:“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代之所未及
者,可以自我创之。”⑤
总之,曾国藩接受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所以他能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起突出的作用,成
为“中兴名臣”之首。
3。戊戌变法前后的重要思想家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战争
的结局,都是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
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西学、新学也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猛
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的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
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维新派试图通过实行“富国
强兵”的新政,挽救民族国家的危机,因而使这次运动具有爱国主义的性质;
他们通过向西方寻找真理,传播资产阶级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
“西学”与“中学”、“学校”与科举的争论,形成了崭新的资产阶级启蒙
思潮。因而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时期,维新派
③ 《文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④ 《年谱》。
⑤ 《杂谱》。
① 《书札》。
② 《年谱》。
③ 《奏稿》。
④ 《文集》。
⑤ 《湘乡曾氏文献》,第6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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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反对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把中国传统的
辩证法思想与西方近代进化论结合起来,形成了以进化论为主要特征的哲学
体系。而这种中国式的进化论哲学,正是他们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康有为
的“三世”说是较系统的历史进化论;梁启超的“三世六别”的历史进化论
是对康氏学说的补充和发挥;谭嗣同也主张变易哲学,宣扬“器变道变”,
“一切皆变”;严复则通过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介绍达尔文的“物竞
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说明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须根据进化的规律进
行变法维新,激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1)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康有为 (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后
人称他为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他出身于官僚地主家
庭,早年受过儒家传统教育,又研读过佛教、道教经典。清朝政府的腐败和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使他对封建的旧学逐渐产生怀疑。后在上海、香港等
地接触了比较多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转而学习西学,开始知道西方国家自
有一套东西,不能再把它们简单地看作“夷狄”,从此有了改革中国政治的
念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学说,成为当时向
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自1883年到1898年,他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其中最著名的
是1895年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应试的举人上书皇帝,即所谓“公车上书”。
通过上书,他系统地提出了变法维新的方案:在政治上变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为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和保护新兴的民族工业,在文化上废除封建教
育,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民主主义文化。1898年6月11日,
光绪帝为了挽救清朝面临的危机,宣布变法,并召见康有为,让维新派参与
“新政”。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变法”。但是,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很
快镇压了变法运动,光绪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害。戊戌变法失
败后,康有为逃亡国外,逐渐走向保守,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辛亥
革命后,他主张尊孔读经,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
康有为的著作很多,《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
《戊戌奏稿》影响甚大,另外还有《内外篇》、《诸天讲》以及《论语注》、
《中庸注》和《孟子微》等等。
变易进化观是康有为哲学思想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也是他倡导变法维新
的理论依据。他的变易进化观,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成果,
又吸取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在总结早期改良主义变法思想的基础
上,试图突破其前辈“器变道不变”的思想局限。
康有为强调变易进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普遍的法则,他说:“盖
变者,天道也。天不能有昼无夜,有寒而无暑,天以善变而能久;火山流金,
沧海成田,历阳成阴,地以善变而能久;人自童幼而壮老,形体颜色气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