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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秦帝国，宽厚仁义就是最大的治国方法。而扶苏，骨子里就有这种方法！
其实，他的名字就注定了他的结局，那么悲伤而零落，让人还没有品赏完他的名字就开始对他的结局伤感了。秦朝之灭，无数的人有无数的看法，并且有理有据。这其中的看法里，却有一种假设，如果是扶苏当国，秦朝会不会按照始皇帝的意图二世三世万万世地走下去？答案似乎不那么确定，因为关于这位封建帝国的第一位太子的资料太少了。我们只能从有限的文字中来探悉出他的“仁德”，我们不需要再探悉出“治术”，因为在当时的秦朝，“仁德”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治术”。
扶苏何以死？因为一纸假诏！但从其与
秦始皇的言谈中，我们看到的是，凭他的智慧不可能辨识不出诏书的真假。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只是因为他的父亲是秦始皇。
公元前209年
当刚做了七个月的皇帝胡亥在寝宫里肆意妄为之时，远在大泽乡的一群贫苦农民却是愁眉不展。他们本是奉朝廷之命去戍守咸阳，但连日大雨耽误了行程，按照当时律法，误期者当斩立决。两个带队队长陈胜和吴广在一起商量说，误期是肯定的了。逃跑是死，起来反抗也是死，同样是死，还是后者有点意义。
这一年是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离秦朝灭亡还有三年。
其中一个队长陈胜在决定要造反后又遇到了一个难题，那就是以谁的名义来造反。他不可能就这样跑出去跟那九百名农民叫喊造反了，农民一定把他当成是疯子。虽然，他当初说自己是鸿鹄，还讥笑那些不知鸿鹄之志的农民燕雀们，但老实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鸿鹄的志向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他自知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来影响那些农民兄弟们。
在这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两个人抱着脑袋想到了两股风。第一股风是楚国的项燕，两人的理由是，项燕做楚国的将领的时候，多次立有战功，又爱护士兵，楚国人很爱怜他。有人认为他死了，有人认为他逃跑了，总之这个人的去向是神秘的。
但这理由因为出自两个农民之口，所以就流于表面了。细细推敲之，他们之所以选择项燕，最深层的原因很可能是在秦统一过程中，楚国是受秦国军事打击最重，损失最惨重的国家。所以，楚国的抗秦、反秦之火就烧得特别旺。特别是楚国末期的名将项燕，被秦朝大将王翦灭掉后，项燕之名忽然比先前升高了数倍。而且还有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在社会上流行，正是众人备为推崇的“天人合一”境界。
另一股风在现在看来是极端可笑的，且看他们的理由：我听说秦二世是
秦始皇小儿子，不应当立为皇帝，应当立为皇帝的人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多次劝诫秦始皇的原因，皇帝派他在外面带兵。现在有人听说扶苏没有罪，二世却杀了他。百姓多数听说他贤明，却不知道他已经死了。现在果真把我们的这些人冒充公子扶苏的队伍，向全国发出号召，应该有很多响应的人，我们借他的名义来反对小胡亥。
但从字面意义上来看，陈胜是想举着敌人哥哥的旗帜来反对敌人。再看他的话，就有“弟弟不仁夺位，哥哥现在来要了”的意思在里面了。我们不得而知，陈胜和吴广当时是否想到这一点，但其淳朴而直接的这两个理由却是让他们乘风而起的可靠保证。
举项燕，可以让更多苦秦已久的人加入到自己的战团中来；举扶苏，让人对胡亥产生更大的愤怒。当陈胜、吴广举事而成后就再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不提项燕，因为势力已雄厚；不提扶苏，因为不想让扶苏仁义之光遮盖住自己的叛乱之名。
而有幸为这一论述作证据的则是西汉贾谊的和宋朝的苏洵，倘若将两个人的观点糅合到一起，就是这样的：秦在挺进中原与六国混战时，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而获胜只是其中一个小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当时六国也是“仁义不施”，和秦国相比，大家半斤八两。六国国内之所以没有人起来造反，是因为养客之风盛行，天下人才都被国家或者是国家的代言人养着呢，普通老百姓根本搅不起大风浪来。但是，到了秦朝末年，秦始皇命令杀名士，把大批的击剑抗鼎之徒都赶进了民间，所以，才出现了无数的刺客。陈胜以一农民而掀起灭秦大浪，无非是因为秦朝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公元前209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匈奴冒顿即位为单于，开始统一蒙古草原。为后来西汉在北方的疲于奔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中原，陈胜、吴广打着扶苏与项燕的旗帜开始反秦。陈吴反秦一事让我们看到了并应该反思的一个事实：扶苏已死近一年，他的仁德还可以被人拿出来当令箭。那么，若他仍活着，而他的仁德能沐浴人民，天下该是什么样呢？！
扶苏之死（1）
扶苏太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太子之位来得快（秦始皇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立他为太子），去得也快（秦始皇尸骨恐怕未寒，他就死了）。
历史对这位太子的记载并不公道，司马迁在《史记》中只是寥寥数笔，却还是侧写旁描。所以，我们想要完整地了解这位扶苏太子，在今天的确是一件难事。
据史料记载，秦始皇因不满一些儒生的复古言论，在李斯的煽动下，于咸阳坑杀了四百六十余名儒生。扶苏知道后，劝谏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秦始皇大怒，将其赶出宫廷去北边给守卫北方的蒙恬作监军。蒙恬，《史记》记载，“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为秦将，攻齐，大破之，拜为内史”，秦扫六合后，“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蒙恬还建造了秦直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振匈奴”。
秦始皇为什么要大怒，除了他性格残暴刚愎自用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扶苏所言乃“柔慈”之语，在这位祖龙眼里，这位长子与自己的行事路线格格不入。细思扶苏的劝谏之言，可谓中规中矩，合情合理。
第一，天下虽然已定，但远地的百姓还四散各处，这样坑杀儒生只会惹来他们的恐慌；第二，儒生们又没有犯什么大错，父亲这样做未免太残酷了些。
如果可以结合所有有关扶苏的历史记载，我们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扶苏并不是只这一次上谏秦始皇的。
《李斯列传》记载：扶苏以数直谏上；农民陈胜也说：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赵高伪造的将扶苏赐死的诏书中，也称扶苏“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
这一切记载都说明了一件事：扶苏经常会对秦始皇的一些所为劝阻，并说出自己的理由。由此可知，他们的父子关系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扶苏被派往蒙恬处作监军是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的事，直到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扶苏被矫杀，两年时间里，秦始皇从未过问过扶苏。
但就在秦始皇临死之前，却“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上写‘与丧会咸阳而葬’”。不管父子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秦始皇在死之前还是很清醒的。他二十多个儿子中也只有扶苏堪当大任，况且又是长子，遵古制，自然会立他为太子。将玉玺赐给他，并让他赶回咸阳参加自己的葬礼。
可惜的是，这“玉玺”和“书”并没有到扶苏手里。被当时的赵高与一直跟随秦始皇巡游的小儿子胡亥拆开了。几个在秦始皇身边的人就一同商议，伪造了秦始皇给丞相李斯的诏书，立胡亥为太子。又伪造了一份赐给扶苏的诏书，用皇帝的玉玺把诏书封好。诏书大意如下：
我巡视天下，祈祷祭祀各地名山的神灵以求长寿。现在扶苏和将军蒙恬带领几十万军队驻守边疆，已经十几年了，不能向前进军，而士兵伤亡很多，没有立下半点功劳，反而多次上书直言诽谤我的所做所为，因不能解职回京当太子，日夜怨恨不满。扶苏作为人子而不孝顺，赐剑自杀！将军蒙恬和扶苏一同在外，不纠正他的错误，也应知道他的谋划。作为人臣而不尽忠，一同赐命自杀，把军队交给副将王离。
据《史记》记载：当胡亥的门客捧着诏书到上郡见到扶苏，打开诏书念毕，扶苏就哭起来，进入内室想自杀。蒙恬阻止他道：“皇上在外，没有立下太子，派我带领三十万大军守卫边疆，公子担任监军，这是天下的重任啊。现在只有一个使者来，您就立刻自杀，怎能知道其中没有虚假呢？希望您再请示一下，有了回答之后再死也不晚。”使者连连催促。扶苏为人仁爱，对蒙恬说：“父亲命儿子死去，还要请示什么！”立刻自杀而死。使者回来汇报，胡亥、李斯、赵高都非常高兴。到咸阳后发布丧事，太子胡亥立为二世皇帝。任命赵高担任郎中令，常在宫中服侍皇帝，掌握大权。
后人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赵高有十足的把握扶苏真能自杀呢？只是因为赵高对扶苏太了解了。《史记·赵高列传》中记载：赵高说，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也正是有对扶苏这样的认识，所以赵高与胡亥的奸计才得逞。不知这是赵高之狡诈还是扶苏之愚蠢。后人对扶苏的评价颇多，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关于他的评价是“故其子如扶苏之仁，则宁死而不请”。明朝首辅张居正说：“扶苏仁懦。”
苏轼评价扶苏之死，认为父让子死，子不得不死才算是孝。而张居正却认为，扶苏虽然“仁”，却是愚蠢之仁，愚蠢之孝，不足为后世效法。
苏轼与张居正一个肯定扶苏，一个否定扶苏，或许是真心实意的，或许只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