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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世是非纠葛，完整而真实地披露大师的心路里程，是时代的进步，也为研究者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幽微提供了便利。
继续进行的反思使得文化人群日益清醒，文化积累日益丰富，同时也经常使思绪陷入悖论，情感掺杂苦涩。“四人帮”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权力话语”对文化行为的统治，对具体文化人生存权力的戕夺，使得身处其中的文化人深恶痛绝，使得曾经是“魏阙中人”而又不能完全屏绝“江湖”的一些文化官僚终于也有了某些“民间话语”。文化人群的普遍心态是对“权力话语”大不以为然，对被“权力话语”压制、迫害过的文化人深怀同情，这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自我同情和自我心理塑造。于是，一个重新寻找文化英雄的系列性集体行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回顾一下这个系列性的集体行为吧：周扬的复出，被看做是“文艺春天的到来”，以后，人们发现，周扬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整过的文化人不计其数，综观其一生，他依然是“权力话语”的代表，尽管周扬的有选择、有限定的“反思”曾经得到崇高礼赞，但是，终于无法抵消他长时期、大面积的整人记录。他只能是一个意识形态代言人和牺牲品，远非“反思”中的中国文化人群心目中的文化英雄。从文化主流汗漫开来，这样的寻觅一直延续到胡风、沈从文、钱锺书……
胡风具有颇多“文化英雄”的内涵，他在现代中国“权力话语”确立的初期，便因为“个性话语”被驱逐出局，他手上没有同类的鲜血。特别使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在自己命悬一线之时，拒绝对也已经“落井”的周扬“下石”。“不整人”，“没有整过人”，是一个“整人时代”洁身自好、高标独立的最宝贵的特征。可是，在继续的“向后看”的文化寻觅里，出现了胡风的如是行为和话语：他和冯雪峰同为鲁迅弟子，当冯雪峰在《文艺报》主编任上因为“压制小人物”引起毛泽东雷霆之怒。发动文艺界批判之时，久坐冷板凳的胡风也参与其中。他的攻击锋芒在与会者中间格外突出，除痛批冯雪峰之外，他“还连带着点出了胡适、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生者与死者的名字，还特别指出朱光潜、俞平伯诸人‘都属于胡适那个系统’，是‘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的”〔1〕。
如果说胡风的被驱逐，是“革命文艺”内部“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是胡风十分不情愿的事情，沈从文则多半是自我放逐。因为郭沫若在解放前夕对他有“粉红色”作家的批判，进入新社会，他便如履薄冰。郭沫若这里所指的“粉红色”，显然不是“次红色”，而是类同于“黄色”。沈从文的作品在乡土气息里最擅长渲染的是“风情”。在意识形态争夺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风情”表现存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乡土色彩，因而有独特的文学价值。沈从文的文化经历，是从“丘八”而进入象牙塔，他珍惜自己的文化地位和环境，也形成谨慎怕事的心理。在郭沫若的批判性言词里，“粉红色”原来算不得多么严重，他当年骂鲁迅还用过“反革命”这样的罪名呢。只是今非昔比，当年“创造社”的“流氓加才子”现在已经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这使得沈从文自惭形秽。沈从文从来不曾处于文化论辩和争斗的中心，“风情”和“阶级斗争”如何能够等量齐观？正是在晓风残月一般的“风情”角落里，惯于对人生精打细算的沈从文首先思想的是后半生如何养家糊口，打点岁月。他知道今后的中国文坛，没有他那些“野性”和“风情”的位置。在大风暴到来的时候，找一个偏僻的小港湾歇船晾网，这就是沈从文的精明，当然也可以说他胆小。
其实，沈从文也对他久违的文坛有眷恋，有试探。他参加全国作协的参观团，到了井冈山；他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旧体诗。新文学作家晚年多写旧体诗，是中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延续至今，比比皆是，没有一个人的水平赶得上从北大荒劳动改造出来的聂绀弩。沈从文还想写井冈山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样的想法，以前的鲁迅和冯雪峰都有过，都没有做成。沈从文想写井冈山原非无稽之想，他出身军人世家，他兄弟沈荃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淞沪抗战，是湘西地方军队重要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贺云卿早年还曾经和沈从文在一个部队系统中。沈从文终于没有写成。思想、情感、语言、细节，达不到融合状态。作家不是万能写作机器。在中国的文化时空里，还要再晚一些时候，当作家的主观精神被完全阉割之后，这样的写作机器才会成批出现。在基本处于蛰伏状态生活了接近二十年之后，沈从文已经变成了一个专业文物工作者。用他自己的解释，他不是专家，而是一个有“丰富常识”者。沈从文没有写小说，是他认为自己“不行了”，即使在毛泽东公开表示希望他写小说的巨大鼓舞下，他也没有能够贾其余勇。而他希望在文物鉴定方面和当时的一些“资产阶级权威”较劲，是他认为自己“行”。他认为自己在文物鉴定方面已经可以和那些毕生吃这碗饭的“专家”们一较短长。从文艺创作向学术研究发展，本来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传统：郭沫若在中国文化界的权威建树，与其说因为他有《凤凰涅槃》，不如说因为他有《十批判书》；沈从文熟悉的“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在诗名大著之后躲进学府悄悄搞起了考古学。这样的人生轨迹，不能对沈从文没有影响。沈从文对文学的放弃，并不是对人世的完全心灰意冷。他在悄悄地研究了十几年文物之后，也希望得到社会承认。他被革命群众想当然、大呼隆地打成“反动权威”，可是，他自己却认为和那些有“遗老”“遗少”气味的真正的“反动权威”不是一路，他是在努力用新思想、新方法进行文物研究。他希望摆脱长期的窘境。他写于1969年的“陈述检讨”说：
“文化大革命”运动已进行三年，各方面都取得全面胜利。艺术方面八个样板戏剧歌舞成就更为世界所公认。惟在文物系统方面，直到如今为止，多只听说某某金石专家“权威”，某某字画鉴定专家“权威”假公济私，营私舞弊，低买高价售出一经揭发，便搞垮了。从资产阶级思想行为私生活破，固然也是一种扫荡。但是他们在国内的“名家法眼”权威性，还是并不曾动摇分毫。甚至于在他们死去以后尚有长远影响，附着于那些名画中，流毒下去。
若我早日得到解放，短时期又不至于被高血压心脏病收拾报废，幸而能活得稍久一点，抢抢时间，挑几十幅被专家“权威”奉为“国宝”的名画，试用土办法学来的文物常识破一破，就这个领域的唯心唯物作一回较量，看是谁有道理，即可证明严格遵照主席《实践论》所指示我们学习知识的方法，得到的常识，将显示无穷威力。而所谓一堆皇帝和专家“权威”的鉴定，都可以怀疑，都可以推翻，还它个本来面目。
如条件许可，又有需要，我希望能作个小文，先试来破一破，他们私生活已有了大量揭发，不待说了。既谈本业，从讲道理出发，也一定会把一些帝王名士、专家“权威”对于若干名画共同作伪造成的现象，用常识判断为“呀呀呜”，这个破便大大不同了。这是不甚费力即可以作到的。
若把我本人尽长远搁在反动专家“权威”名分上，这种破的工作，是不可进行的！
就我所见，《洛神赋图》、展子虔《游春图》、韩滉《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有的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几百两黄金买下，有的还派了人去香港花了若干万港币收回，目前都当成“国宝”看待。用我的常识来破，时代作者就都不可靠，都有问题。有一画还假得十分可笑的，即受专家特别称赞的《五牛图》。〔2〕
读这段文字不由为沈从文捏了一把汗，这段文字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并不在写出当时，而是在“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四人帮”垮台之后，也还有不少本来是受文化专制欺压迫害多年的人，因为片言只语又被打入林彪、“四人帮”一线。从章含之的回忆文章可知乔冠华这样一位才华风度难觅的外交家居然被“莫须有”的罪名断送了正在巅峰的政治前程；萧劲光这样一位资格最老的大将被“上了贼船”的罪名折磨得嗟叹“不知道是见了什么鬼！”〔3〕怪圈并没有因为林彪和“四人帮”的垮台便完全消灭。
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在其《国宝沉浮录——故宫散轶书画见闻考略》中追述：“……唐人韩滉《五牛图》，乃传世少有的環宝，为国内外人士所公认之唐人矩制……所幸此画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画家张大千所得，新中国建国后连同诸名迹，经周恩来总理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