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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之唐人矩制……所幸此画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画家张大千所得，新中国建国后连同诸名迹，经周恩来总理批准由香港购回。”〔4〕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也是由张大千携出国外，由香港收回〔5〕。展子虔《游春图》是由张伯驹从溥儒手中购得又由故宫“价购入藏”〔6〕。这些古字画是周恩来在“文革”前指示从香港买回的，而当时鼓着劲要大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正是康生。沈从文不一定完全知道“密毋中枢”的很多内情，但是，当时“文化大革命”的特色他不会看不清楚。如果沈从文当时的这份“请战书”被高层青睐，他可能是要拼老命效劳立功的。而一旦“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变成现实，很难揣测沈从文的批判锋芒会不会被利用成为投向支持那些“反动权威”从海外重金收购《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的周恩来的炸弹。倘若沈从文当时的“批判”愿望得以实现，也有可能使得他在某个时期的形象和冯友兰、杨荣国一时仿佛。当然，历史最终会澹定，只是在扑朔迷离中它还会多绕几个怪圈。正是这历史的怪圈，将知识分子们绕来绕去，演出心灵的痛苦曲线。
中国现代历史的书写怪圈真可以使人叹为观止：瞿秋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定论的烈士，由于李秀成的“晚节不终”，竟连累瞿秋白坟墓被挖；姚篷子分明是共产党的叛徒，姚文元在新社会本来只有夹着尾巴做人的份，偏偏能够因为和“资产阶级权威”较劲，居然平步青云当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一方面可以使得儒冠供尿溺，同时，也偶尔有冷门出现。著名“右派作家”姚雪垠投书请命，要求“给条件”写表现农民起义为历史发展动力的长篇小说《李自成》，得到的条件是：完全自己支配的时间，全国范围的旅行考察，专职秘书，当然，还有最高指示恩宠荫庇下的安全与荣耀。这样的殊遇，为全国老作家不敢想像而又魂萦梦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常态”，“不合作”是特定时期特殊人物的“变态”，就连顾炎武、黄宗羲这样最讲气节、最著名的“不合作”分子，也只是把“不合作”维持到自己为止，他们的子孙辈表现的是空前积极的合作。当年陆放翁坐冷板凳时间久了，自己写诗“立功老无期，建议贱非职。赖以墨城池，淋漓豁胸臆”。陆游一辈子清高昂臧，却为了求赏识主动为奸相韩侂胄写了《南园记》、《阅古泉记》，又上书支持韩侂胄的所谓“北伐”，被后世论为一生之疵。胡风写“三十万言书”，不是要表现他的“反革命”，而是要申明他比周扬更加革命。在1969年的社会话语里，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论是工农兵大众，还是革命知识分子，甚至早已经“入另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毛泽东思想的权威，几乎是万口一词。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京剧样板戏《沙家浜》，不仅是当时的荣耀，以后汪曾祺成为著名小说家，但他依然认为《沙家浜》是自己最重要的作品。为什么？在《沙家浜》里，他投注的精力和热情最多，是“千锤百炼”之作。沈从文对“革命样板戏”的夸赞，显然是当时的真实心态。他希望在书画鉴定方面建批判之功也是当时的真实之想。
沈从文在《陈述检讨——到与不到处》一文中对一些世传名画的怀疑，并非全无道理。遗憾的是没有看见他的真正学术性的具体意见。沈从文也没有能够如其当时所想望的一鸣惊人。所幸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疯狂笼罩一切的话语环境里，沈从文没有得到表现机会，也为他以后的文化形象定格避免了麻烦。其实，他曾经想从学术角度表示怀疑的那几幅国宝级古画，同样的怀疑也存在于其他一些鉴定家心中，随着时间的流动和时代的变幻，更加学术化的意见在不断出现。沈从文怀疑过《韩熙载夜宴图》为后人所伪，时过三十多年，有美籍华人、书画鉴定家方元撰写长文，认为此图实际是从南宋画家为庆贺高宗登基而绘制的《龙溪瑞应图》模仿而来。〔7〕作者比较两图，使人可以清楚地看出，“夜宴图”中的韩熙载和“瑞应图”中的宗泽一般无二。这样的文章发表之时，上海博物馆正在举办与故宫、辽宁博物馆的联展，参观《韩熙载夜宴图》、《游春图》、《五牛图》的人流连日继夜，蔚为壮观。文章虽然“杀风景”却与展览并行不悖。学术研究有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不受政治权力和时尚潮流的左右，便能够尽量展延其内涵，当然，也可能失去了轰动效应。在需要多方面举证的发覆辩难尚无定论之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实际上是学术研究的正常状态。
对沈从文在逆境里希图自救其实可能是自渎的回顾，可以进而观察中国文化学术的百年走向，观察知识分子心路的发展脉络。“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很长时期里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普遍语言，在逻辑上并没有什么错。历史、文化、学术的一般发展规律有这样的成分。从康有为开始，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话语就是对传统说“不”。还是把讨论范围局限在沈从文曾经感兴趣的文物书画领域。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就是对千年以来文人书法传统说“不”的滥觞和大成，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书法学术影响犹巨。如果说康有为的“扬碑抑帖”还是从风格种类的好恶发生偏颇，以后郭沫若的否定世传王羲之《兰亭序》，就是直接要否定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历代“帝王”和“权威”的“旧说”。郭沫若的主要依据是“晋魏时期中国书写文字中还没有楷书”，所以，“《兰亭序》必然为后世伪托”。当时，站在郭沫若一面的学者有宗白华、王一羽、龙潜、启功、于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路、史树青等。而坚持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的只有章士钊、高二适、商承祚数人。冯其庸公开表示不同意郭老的意见而倾心于高二适，但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事情。〔8〕1973年，文物出版社为《兰亭论辩》出版所写的“出版说明”说：“多数文章赞成郭沫若同志的意见，支持他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批判态度推翻历代帝王重臣的评定；……这种争论反映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9〕反对郭沫若意见的高二适也无法拿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的直接证据（这样的证据谁又能拿出？），他只能“依旧说”，甘冒“站在封建帝王重臣立场”的风险。郭沫若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是在1965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的前夕，离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表示“要把自己以前的作品统统烧掉”时间不远。这时候的学术界，已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大破”才可能“大立”，要破得“大”，就在“帝王重臣”头上动土开刀。郭沫若带头，其余那些学术权威纷纷表态。至于这样的“破”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历史被“造反话语”割裂得支离破碎将怎样重新表述，身在话语中心的权威们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像宗白华，以研究魏晋文艺特别是其书法艺术成就，提出“中国文艺觉醒期”，成为影响中国美学界的宏论，否定《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书，岂不有剜心之痛？又如启功，一生恪守“帖学”法乳，难道真正希望中国书法历史三颠四倒？高二适力战群儒，未必能占上风，他当时有一句话：“文人见异思迁，是非无准。岂不痛哉！”〔10〕其实，王羲之之前的三国时期大书法家钟繇的作品，已经是完全意义的楷书，并且一直被后世奉为楷书经典。以后又有确实的文物考古材料证明，在王羲之之前的三国时期，已经有了确定意义的“楷书”〔11〕，恰恰成为“二重证据”。近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和考古研究专家牵头进行的“夏、商、周年代分期”课题的深入研究，得到的普遍意见是中国历史还要上溯。从钟繇到王羲之，历代文献证引不绝，中国书法历史越久远，越符合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而因为要贴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时代最强音，便拿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开刀，这其实是我们的很多前辈在窘境中陷入怪圈而表现出的悖论。
沈从文在窘境下想向书画界的“资产阶级权威”挑战而未得机会，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被剥夺了知识表现的基本权利，包括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的权利。其实，自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人文知识分子的基本劳动，就是对千百年来文化传统的批判与否定。比“兰亭论辨”发生时间更早，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资产阶级权威”要向无产阶级表现革面洗心，早已经向“帝王重臣”的经典遗存开火了。启功写于1954年、1980年修订过的《山水画南北宗说辨》说：“‘南北宗’说，是董其昌伪造的，是非科学的，动机是自私的。不但‘南北宗’说法不能成立
，即是‘文人画’这个名词，也不能成立的。”〔12〕中国画中的“文人画”传统，本来是既有其发生发展脉络，也有其精神内涵的，如果没有了“文人画”，整个的中国画不知将伊于胡底。启功虽然对董其昌如何“伪造”说词喧喧，但这样的结论，怎么也无法让人心服。启功是当今书画界的权威，是前辈，比起在“文化大革命”中间长大的后辈，学问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后辈应该认真地读前辈之书，也正是在这样的读书中间，发现了问题。董其昌不是“前辈”么？启功那样决绝地否定董其昌，继而否定流传千载的“文人画”，这难道是出于纯粹学术的原因？如果熟悉启功的书法绘画，不难发现，他的字和画都是董其昌一路。因为从“旧营垒”中来，反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