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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小胡子”斯大林腾出了手，便来算这一笔旧账。斯大林骂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毒害青年”。日丹诺夫比斯大林的调门还高几度，骂左琴科是“无原则无良心的文学流氓”、“文坛的渣滓”、“既无廉耻又无良心的丑恶的淫乱的野兽”。
肖斯塔科维奇的《见证》为左琴科“小胡子”的故事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在左琴科的故事里，这个粗汉有一部大胡子，审查人员说这胡子不能要，不然人们会以为他是我们的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他们在匆忙之中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左琴科去掉了大胡子，但是留下了小胡子。左琴科的故事里的这个粗汉留着小胡子。斯大林看了之后很生气，他认定这是说他。”〔15〕
两处版本的情节是一样的。山羊胡子、大胡子都避开了，不想撞上了小胡子，小胡子才要命。
阿朱别依曾担任过《共青团真理报》总编辑。他说，当时的报社曾有专门的带着放大镜的值班员。这个值班人的职责是，仔细观察领袖的照片，防止出现什么不当的地方，一旦发现这种情况就要把铜版送回制版厂重做。“因为总有一些警惕性很高的读者，不断向编辑部（不止是编辑部）寄来过做过标记的照片”。在那千方百计将领袖“伟大”起来的世风中，最先受到毒化的是那些无聊而又心术不正的人，但受害的却是所有的人。“文革”时期，因为领袖“宝像”吃苦头甚至丢了性命该有多少？我到报社工作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仍能体会到阿朱别依的谨慎和惶恐决不是危言耸听。况且，斯大林是一个对于自己的形象有着病态的留意的人。
曾任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高级官员，在1938年逃亡到美国的列夫·费尔德宾在《斯大林肃反秘史》中说，在很长的时间里，斯大林看上去仿佛从没认真刮过脸。这是因为他脸上布满了痘痕，他用的保险剃刀又难以把那些凹陷处的毛发剃干净，这些残剩的胡碴反而使他的脸显得更加凸凹不平。如果让理发师使用刮脸刀，又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但斯大林又不肯容忍自己这美中不足。他的卫队长保克尔便亲自担负起给斯大林刮脸的任务——这个匈牙利人过去干过理发师。保克尔成了“第一个获准把刮脸刀刀刃伸向领袖咽喉的人”。魅力，真是值得冒险的一件事情。
（五）
2000年11月9日的《参考消息》转载了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介绍了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从文章中我知道，毕加索是一名法共党员，而且也曾因为斯大林画像惹起一场风波。
很多人请求毕加索为斯大林画像，这些请求当中有没有斯大林本人的意思，文章没有透露。但都被毕加索拒绝了。1949年，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曾有人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的画像献寿。毕加索以“拿不准斯大林的面部特征”相辞。他只是画了幅一只手举起的酒杯，酒杯上方是两行文字：“祝你健康！”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法兰西文学报》主编阿拉贡决定出一期专号。他约请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肖像，还给他送去了斯大林的照片资料。
毕加索在3月8日就完成了这画像。3月12日，画像在专号上刊出。“肖像画的是年轻的斯大林，头发浓密，嘴部被胡须半遮住了。他的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有一种追梦人的神情，脸部轮廓鲜明”。和纳尔班迪安用“鸭子”的视角画的斯大林完全不同。毕加索对他的情人说，他“想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普通人的人民之子。不要任何军装和饰物”。
现代主义绘画大师毕加索幼稚得像个孩童。影视明星在传媒平台上疯舞的时间再长，其媒介形象的极限也无非是转化为公众的偶像，多几个追星族罢了；政治人物大剂量的媒介形象信息注射进受众的感官，在他们的心理上产生的是图腾式的崇拜幻觉，其极限是转化为信仰的、意识形态的、道德的符号。几十年持续不断媒介形象的信息攒射，“全世界无产者”的脑海里只有在“鸭子”视角下制造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伟大”的斯大林，他是“父亲”。毕加索画变形的女人身体画得太多了，“变形”成癖，竟将人民的“敬爱的父亲”变形为“人民之子”。
风波起来了。阿拉贡的妻子回忆说：“从报纸出版的那一刻起，抗议的电话就没有断过。”不仅苏驻法大使提出了抗议，不仅《人道报》登出法共书记处的声明，表示：“法国共产党书记处完全不赞同3月12日在《法兰西文学报》发表毕加索同志所画的伟大的斯大林的肖像。”最让人能够感受斯大林媒介形象影响之深的，还是那些普通“无产者”的反应。“在千百万人的概念里斯大林成了神话中的半人半神”〔16〕。斯大林“就像那只把自己吹得像牛那么大的青蛙，所不同的只是他周围的人早就把他看做牛，把他当做牛一样尊重了”〔17〕。肖斯塔科维奇说对了，媒介形象对于受众和被传者自身的致幻作用是同时产生的，他们可能在同时产生眩晕。连斯大林自己都啧啧于斯大林的“魅力”，何况痴迷的媒介受众呢。有读者写信认为毕加索笔下的不是斯大林：“不，这不是斯大林同志的肖像，他的脸是那么坚定，给人信心和力量。”（显然这位读者没看过斯大林那张长满疤痘的麻脸）美国政治学家伯恩斯说：“由于害怕被人瞧不起，斯大林不得不为自己塑造一个理想的形象。而这一理想的形象反过来又要求别人对他阿谀谄媚，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政治型领袖，甚至知识型领袖”〔18〕。他还认为：“只要大众传播媒介大量报道政界名流，我们中就有大多数人易被这种普遍倾向（伟人决定论）所迷惑”。这两点他都说对了。有读者指责：“在这幅画像里，我们既看不到天才，也看不到敏锐的智慧，也看不到慈祥以及在所有斯大林照片中所看到的幽默……”还有一位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安德烈·富歇隆的在信中说：“我和我的妻子在看到这幅画像时深感震惊……作为斯大林同志特点的至高无上的善良和高贵通通不见了。”他建议“刊登一幅照片本来要更好些，或者最好刊登一幅苏联画家的忠实的画像——幸亏在他的祖国这样的画像并不缺乏”。这位安画家真的内行，不过他指点到斯大林的祖国选“苏联画家的忠实画像”似无下文。
不过，幸运的毕加索不必担心被枪决或者坐牢，一则他是西班牙人，当时住在法国；二则这时的斯大林已经死去了一个星期了。他还能忿忿地对情人发牢骚：“我在斯大林画像的前额上添了一绺头发，为的是让形象具有无产者的气息，而那些人却不愿意斯大林元帅是一员无产者。”〔19〕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苏联访问的罗曼·罗兰就认为斯大林利用各媒体制造自己的形象崇拜，是有意而为之：“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但他猜测：“……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20〕
前苏联“解冻”文学代表人物爱伦堡对斯大林成见甚深，一直不那么恭敬。但他也说：“对于我们的敌人来说，斯大林再也不是一个人了，希特勒或戈倍尔，福莱斯特（美国国防部长，因神经错乱自杀）或麦卡锡，在谈到他的时候都像跳大神似的歇斯底里般狂吠不已。”〔21〕“跳大神”云者肯定是中译者的创造，俄罗斯语汇中大概没有“跳大神”一说，说成癫痫发作大概准确一点吧。爱伦堡虽对斯大林并无好感，但他知道，领袖一经塑造出来就是一种主义，一种信仰，一种观念的化身，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的具体化。他的看法是对的。
罗曼·罗兰、伊利亚·爱伦堡都是具思想家素质的作家。他们对于斯大林媒介形象的政治功能的认识，远远胜于那些对“个人崇拜”的单纯批判。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罗曼·罗兰就已经意识到，斯大林的做法“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在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22〕。这无疑是先知的声音。爱伦堡则认为“斯大林是长期地和有计划地在制造这种顶礼膜拜”〔23〕。这也是智者之言。
至于毕加索，则自我解嘲：“我带了一束花来参加葬礼，它不讨人喜欢。有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是通常，人们并不因为花不讨人喜欢而责骂送花的人。”〔24〕是啊，当官还不打送礼的，毕加索哪想到，自己拿一张热脸贴上了个带刺的冷屁股。
注释：
〔1〕〔7〕〔8〕〔11〕〔13〕〔15〕〔17〕（苏）肖斯塔科维奇：《见证》，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324、331、325、324、325、342、192页。
〔2〕〔9〕〔10〕〔20〕〔22〕（法）罗曼·罗兰：《莫斯科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8、127、127、127、127页。
〔3〕（苏）阿列克谢·阿朱别依：《那十年——回忆赫鲁晓夫当政的十年》第8页（新华出版社内部发行）。
〔4〕（俄）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参考消息》2001年9月24日。
〔5〕（苏）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著：《凯旋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画像》，商务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27页。
〔6〕（俄）列夫·费尔德宾：《斯大林肃反秘史》，群众出版社1984年6月版。
〔12〕（美）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同心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685页。
〔14〕丁贵明：《斯大林扮演者的悲剧》，见《北京青年报》，1994年1月18日。
〔16〕〔21〕〔23〕（苏）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海南出版社1999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