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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数学」在西方文明里叫做numerology。这项学术在中国则始自《易经》；在西方则为古希腊哲人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580～507 B。C。）所倡导，是一种「非科学的科学」。其实「科学」（science），从亚里斯多德到杨振宁、李政道所搞的，也只是人类智能中发掘出来的知识之一环。它如今已变成一种「超发展」（overdeveloped）的学问，在「现代文明」（Modern Civilization）中简直是罢黜百家、独崇老子的一霸。可是在将来的「超西方」（Post─Western）和「超现代阶段」（The Post─Modern Era）里，那些「低发展的知识」（underdeveloped learnings）和「非科学的科学」（unscientific sciences）是否也有「突破」（breakthrough）之一日，吾人不知也。不过搞学问不应太自我设限就是了。
其实我们对清末国是的解释，还是以阴阳家的「气数已尽」四字，最为切当。「气」者，朝气也、暮气也、死气也……中医所谓「精、气、神」是也。满清末年，可说三者皆死。
「数」者，数据也，data也。除掉那些「非科学」的甲子、乙丑不谈，其它的「科学数据」如人口过剩、民穷财尽、民不畏死等等各项统计，都注定满清王朝，非灭亡不可。
甚至就以当朝统治者找「接班人」的独家数据来说吧！康熙皇帝统治了六十一年，死后还有十八名皇子－－十八个合法接班的班子。可是到清末同光宣三帝（或加上咸丰成四帝），却连一个儿子也生不出来了。咸丰帝后妃成群，也只有一个最狡猾的慈禧，替他生了个儿子，这也就耐人深思了。
朋友们或许要问：皇帝生不生儿子，还要麻烦「现代」史学家们叨叨不休吗？答曰：是也。皇帝生不生儿子太重要了嘛！我国春秋战国时代，列强之间订立国际条约都要把「毋易树子」（也就是不可以小儿子，尤其是小老婆生的儿子来代替大老婆生的大儿子做接班人），「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等等家庭小事，写入国际公法，以维持世界和平。
因为在那个「一家统治一国」，「国家强于社会」的时代中，一个有关键性的家族里，大小老婆打架，是会影响国际和平，引起世界大战的。其实当代中国还不是如此？！
笔者走笔至此，不免想起我国近代大思想家梁启超先生来。梁氏在他的《新民丛报》上诋毁我们举世无双的《二十四史》说，我国诸史非史也，「帝王家谱」也。梁氏着书于「西学」初来之时。日译西书有限；他自己又不通蟹行文，弄点西学皮毛便抢新学，骂起祖宗来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帝王家谱」的重要性远大于「历史」啊！所谓「正史」者，其内容原是以「帝王家谱」一门最为重要嘛！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先圣先贤不是早有明训？！
做皇帝、做大独裁者，要日理万机，明察秋毫。那项繁重工作，岂是一个精气神皆孱，连个儿子也生不出的像溥仪先生那样的人，所能胜任的呢？
总而言之，时至晚清，我国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大清气数已尽，不是出几个像李鸿章、邓□□一类的人物，搞两下什么「中兴」就可挽救得了的。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征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张作霖、毛□□……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不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邓□□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千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
邓□□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
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干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 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一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斤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座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
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锈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爱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罔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挺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