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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鸟是日本外交界一个比较年轻的人物，以善操英语及鼓吹勾结德意、对英美采强硬外交等主张见重一时。白鸟为一极端的沙文主义者，早年即与法西斯煽动家大川周明有所勾结，鼓吹联合轴心国家，继续侵略中国，反对英美及苏联。1931年“沈阳事件”发生时白鸟正任外务省情报局局长，他在宣传中对中国极尽恶毒诬蔑之能事。其后借军部之力，坚持主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并提倡所谓“亚细亚门罗主义”及“日本皇道精神”。在驻意大使任内和担任松冈外相顾问官时期，他都曾竭尽全力去促成德日意三轴心国反共军事同盟的缔结，认为非如此不能建立“世界新秩序”。当时日本舆论界称松冈洋右、大岛浩和白鸟敏夫为“轴心外交三男子”，绝非偶然。
铃木贞一
五十九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供职参谋本部，历任部员及新闻班长等职。
铃木于1928年至1945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陆军省军务局课员（1931年）；内阁调查局官员（1935年）；陆军第十四联队长（1936年）；兴亚院政务处处长（1938年12月至1941年4月）；兴亚院代理总裁（1940年）；近卫内阁及东条内阁之内阁企划院总裁兼无任所国务大臣（1941年4月至1943年10月）；所谓“无任所国务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是不主管或领导政府任何一部的国务大臣，故又称“不管部国务大臣”或简称“国务大臣”。他是内阁阁员之一，参加一切内阁会议和决策。就政治地位来说，他和其他管部的阁员是完全平等的。内阁顾问官（1943年11月至1944年9月）；大政翼赞会理事（1944年）。
铃木在日本法西斯军阀群里也是一个“后起之秀”。以资历论，他不但比荒木贞夫、南次郎、俊六、松井石根、小矶国昭等人差得很远，就是比起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等人来也还是“后进”。他在陆军将领中的资历只是同武藤章、佐藤贤了等人不相上下。但是由于铃木热中于政治活动，并富于谋略、善用权术，因此他在政治上的升调比他们都快，官职也爬得最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不过是参谋本部的一个普通职员，但是由于他坚决主张日本退出国际联盟，遂博得军部领导人的赏识。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铃木便大显身手，在策划侵华的中心机构兴亚院担任要职，并一度代理总裁。日本政府的“兴亚院”在远东法庭英文文件上的译名系“China Planning Board”——“中国企划院”。这个不顾字义而专论实质的译法是可取的。因为，日本政府的所谓“兴亚院”名义上看来似乎是旨在振兴亚洲，实际上它完全是一个策划侵略中国的专门机构。它的业务主要是计划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即怎样对中国财富资源和人力物力实行残酷无情的掠夺和剥削，去支持日本的“大东亚圣战”。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发动前后，他在近卫首相及东条首相任内担任国务大臣兼企划院总裁，对动员全国人力财力和加强军需生产去支持侵略战争做出了出色的贡献。无疑地，铃木此时早已成了日本军人侵略集团中的一个要员。
东乡茂德
六十五岁，东京帝国大学文科毕业，连应五次外交官考试始获录取，但这并不能证明东乡的资质鲁钝。考试及格后，东乡即进入外交界工作，历任外务省欧美局第一课课长，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驻德大使馆参事官，外务省欧美局局长等职。
东乡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驻德大使（1937年10月）；驻苏大使（1938年10月）；东条内阁之外务大臣兼拓殖大臣（1941年10月至1942年3月）；铃木内阁之外务大臣兼大东亚省大臣（1945年4月）。
东乡在日本外交家中原是态度比较温和，手段比较稳重的一个。在任驻苏大使的时候，他曾任劳任怨致力于使“诺门罕事件”和日苏渔业问题获得解决。但是他在东条内阁中担任了外相，而太平洋战争正是这个时期发动的，因此他对日本进攻美英各国是负有连带责任的，犹如他对东条内阁坚持继续和扩大对华侵略应负连带责任一样。并且，在日军即将进攻珍珠港的那种箭在弦上、间不容发的时候，东乡还用欺诈手段扣压了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致日本天皇作最后呼吁的电报，故意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挽救的地步。这充分证明：东乡除了应负连带责任之外，他个人在主观上也是赞成这个阴谋的，并且是阴谋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至于他任职不久便因与东条意见不合而愤然辞职，长时间退出政治舞台，以及在日本崩溃前夕曾出任铃木内阁的外相，主张媾和，并曾向苏联呼吁，请求居间调停——这种种以后发生的事实，绝不能用来洗刷东乡对自己以往的行为所应负的责任。
东乡之妻是一德国妇女。在两年左右的共八百一十八次的公开庭审中，这位妇人无间风雨，每庭必到，端坐于二楼日本人旁听席中的一个固定坐位，用耳机倾听审讯的进行，并不时遥睇其夫，目遇时则相对做一会心的苦笑。这事给人们的印象很深，一时传为美谈。
东条英机
前首相，六十三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长期任职于陆军省、参谋本部及关东军司令部。他是法西斯军人侵略集团中最激进的一个，也是其领导人之一。
东条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职务：参谋本部第一课课长（1931年至1932年）；陆军递信（交通）学校调查课课长（1932年）；关东军宪兵司令（1935年）；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近卫内阁之陆军次官（1938年5月至12月）；陆军航空总监（1938年至1939年）；近卫内阁之陆军大臣（1940年7月至1941年12月）；国务总理大臣兼陆军大臣（1941年12月2日至1944年7月），在此一期间内并一度兼任内务大臣、军需大臣、参谋总长等职。东条于1940年10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东条在远东国际法庭被告二十八名主要日本战犯中是最突出的一个，西方报刊常把东京审判称为“对东条及其他二十七名日本主要战犯的审判”。这是因为东条不但一贯参与对华侵略的种种阴谋，而且是发动太平洋大战的主谋和祸首。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以及此后对英、法、荷、澳等西方国家一系列的猛烈进攻和残酷暴行大都是在东条首相任内实行的，因此他便成了西方国家最痛恨的对象，被它们认为是日本侵略集团中最凶恶的首领。其实，以资历论，东条在法西斯陆军军人中比起荒木贞夫、南次郎，甚至俊六、小矶国昭、松井石根等还只能算是一个“后进”。但是，比起这些人来，东条在性格上无疑地是更富于侵略性和冒险性的，对于执行侵略阴谋是最坚决、最大胆的。在同僚中，东条素有“剃刀”之称，盖其思想之尖锐和行动之敏捷有非常人所能及者。在太平洋冒险失败、日本濒于崩溃之际，东条不但被迫下野，退出政治舞台，而且成了日本人民所痛恨的目标。在日本投降不久，东条于行将就捕之际所表演的那幕“自杀不遂”的滑稽剧被揭露以后，他更遭到日本人民的唾弃和嘲骂。
东条是后来被远东法庭判处绞刑的七名被告战犯之一，也是被判处绞刑的两名日本首相之一，另一名是广田弘毅。
梅津美治郎
六十五岁，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毕业后奉派赴欧洲各国考察军事，归国后历任陆军省军务局课长，步兵第一旅团长等职。
梅津于1928年至1945年间曾担任下列各要职：陆军省总务局局长（1931年）；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1934年至1936年）；广田内阁、林内阁、近卫内阁之陆军次官（1936年3月至1938年5月）；关东军总司令兼驻“满洲国”大使（1939年至1944年）；参谋总长（1944年7月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梅津于1940年晋升为陆军大将。
梅津是日本法西斯军人中资望很高、能力很强的一个，在日本历次的侵略阴谋中，他经常是一个中坚分子。在当时的日本人心目中，梅津被称为“陆军之宝”。在他担任华北日本驻屯军司令官的时期，为了实现日本在占领东北之后进一步吞食中国的侵略政策，他曾千方百计地勾结华北军人，鼓吹“华北自治”，企图使华北脱离中国而建立在日本操纵下的傀儡政权。1935年签订的那个臭名远扬的“何（应钦）梅（津）协定”便是梅津对当时辱国丧权的中国政府利诱威胁的结果之一。“何梅协定”是日本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和分裂中国主权的一个典型文件。它规定了中国中央政府的军队必须全部从河北省撤退；取消河北省国民党党部，不准它有任何活动；并禁止河北省境内的一切反日行为。这个协定只是为了解决一个所谓“河北事件”的问题而签订的，而当时日本人在华北制造的“事件”是不胜枚举的。单就这个“协定”的内容来看，便可以明了日本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屈从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梅津于1938年并曾一度率领日军在华北作战，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少的残酷暴行。在他担任关东军总司令兼驻伪满大使的那五年，正是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发展的高潮时期，梅津用尽了一切残酷手段掠夺、榨取中国东北的财富资源和人民血汗，以供日本维持其罪恶战争之用。由于这种种原因，梅津美治郎的恶名和罪行也是中国人民所家喻户晓的。
梅津出任他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公职（参谋总长）的时候，日本已经是穷途末路、奄奄待毙了。不到一年工夫，它便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在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投降仪式的时候，梅津是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的两个日本代表之一，另一个是代表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的重光葵。
由于梅津和重光是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