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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检察方面驳复辩护方面所提出的证据（在此阶段，检方仍可针对辩护证据提出新的证据，作为驳复证据）。
（七）辩护方面反驳检察方面的驳复证据（在此阶段，辩护方面仍可提出新的证据，但以针对检察方面在上一阶段所提出之驳复证据为限）。
（八）检察方面作总结发言。
（九）辩护方面作总结发言。
（十）检察长致“终讼词”。
（十一）法庭作出判决并宣读之。
由以上看来，法庭实际进行审讯的过程基本上是符合法庭宪章的规定的，虽然为了审讯便捷起见它与宪章规定有时也有细微的出入。记得在检察长致“终讼词”之后，被告辩护律师曾经请求法庭予以最后答辩的机会，法庭以违反宪章规定和没有必要为理由而断然拒绝了。可见，法庭在最大可能的限度里是恪守宪章规定的。
但是，由于宪章系英美法系的人员所起草，而法庭多数成员又是习惯于英美法程序的，所以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实际上法庭的诉讼程序始终未能摆脱英美法系的影响。例如，宪章第十二条“审讯之进行”中虽规定了“本法庭（甲）将审讯工作严格地限制于迅速审理控诉中所提的各项问题”及“（乙）采取严厉措施以防止任何足以引起不合理拖延审讯之行为，并排除一切与本案无关之问题及陈述”，然而，在实际上，法庭并未大刀阔斧地这样办，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听任辩护律师们（主要系美国律师）无休止地在英美法系的复杂繁琐的习惯程序规则中钻空子。这种现象特别表现于下面两节要讲到的“证件的提出及采纳”和“证人的出庭及受讯”两个方面。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英美法系的证据法则是世界各法系中最复杂、最繁琐，而且最形式主义的一种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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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证文件的提出及采纳的程序
（一）作证文件的种类和性质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证据主义”，即法庭的最后判决必须根据法庭已经正式采纳了的证据而作出，因此，诉讼双方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用全力去搜集有利于己方的证据向法庭尽量提出，并促使其采纳。这无论是对检察官方面或者被告辩护律师方面说来，都是一件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
在整个的审讯过程中，法庭耗于听取和采纳证据（包括证件和证人）的时间几乎占全部审
讯时间的2/3，共约十六个月之久。诉讼双方的一些最激烈的争辩也是在听取证据阶段发生的。
证据一般可以分为两种：证件和证人，亦即中国所谓“物证”和“人证”。
关于证人的提供、出庭作证及受讯的复杂程序，将留待下节说明。本节所要论述的是远东法庭在作证文件（简称“证件”或“文件”）之提出和采纳的程序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遵守的一些规则。在全部审讯过程中，法庭采纳了双方提出的证件达四千三百余件之多（经提出而被拒绝接受者不计算在内）。这在世界司法史上是打破记录的。
关于证件的提出及采纳，法庭宪章第十三条“证据”中有如下的规定：
（甲）证据之采纳本法庭不受技术性采证规则之拘束。本法庭将尽最大可能采取并适用便捷而不拘泥于技术性的程序，并得采用本法庭认为有作证价值之任何证据。被告之一切自供或陈述，均得采用。
（乙）证据之关联性本法庭得命令在提出任何证据之前，将该项证据之性质先行陈明，以便决定其是否（与本案）有所关联。
（丙）各种可采纳之特定证据下列各种特定证据得予采纳，但上述一般原则之应用范围并不因此而受任何限制：
（1）任何文件，凡经本法庭认为系由任何政府所属之任何官吏、公署、机关或军事人员签字或发布者，不问其保密等级如何，对其出处或签署亦不必有所证明。
（2）报告书，凡经本法庭认为系国际红十字会或其会员所签发者，或系任一医师、医务人员、调查员、情报员或法庭认为对报告熟识之人所签发者。
（3）证人经宣誓提出之书面供词，各种证词或任何经签字之陈述书。
（4）日记、信札或其他文件，包括经宣誓或未经宣誓之陈述，经本法庭认为含有与所控罪行有关之资料者。
（5）如文件之原本不能立即提出，得采纳其副本或其他足以证明该文件之间接证据。
（丁）司法上的认定本法庭对于众所周知之事实，以及任何国家之政府公文与报告和任何联合国家之军事法庭或其他机关之诉讼程序，笔录或判决，皆无须证明。
（戊）笔录、证件与文件审讯之速记记录以及提交本法庭采用之各种证件与文件，均应送交本法庭书记官长登记归档，从而构成法庭卷宗之一部分。
这一条文的内容全是关系证件的采纳。（甲）、（乙）两项是规定法庭采证的规则要力求简单化，避免英美法系传统的形式主义。然而尽管有此规定，法庭在实际审讯中仍然容许了诉讼双方在采证问题上提出的许多诡辩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从而浪费了法庭不少的时间。
条文（丁）项（法庭之认定）是规定承认众所熟知、无须证明之事实的作证价值。这是一般诉讼程序法中都有的。
条文（戊）项是规定证件的采纳及登记、归档的手续。
条文（丙）项是一项最重要的并且关系证件实质的规定。它规定了哪些证件将被采纳以及在什么方式下提出将被采纳。依照此项规定，法庭采纳作证的书面文件，除证人的书面陈述之外，关于证人（包括出庭的和不出庭的证人）的书面陈述或书面证词（亦即所谓“宣誓书”）的如何处理，本章第三节将有详细的说明。大概不外乎下列各种：
1政府公文或国家机关及官吏（包括军事人员）所签字或发布的任何文件。
2红十字会及其会员的报告书，以及个别人员如医生、调查员及其他知悉报告书所述事实之人员的报告。
3法庭认为与案情有关之私人日记、信札或其他任何文件。
4以上各种文件的副本（但需证明原件不能提供之原因）。
在法庭全部审讯过程中所接受的双方提出的共四千三百多件的书面证件之中，摘自政府机关公文档案的证件所占比重最大，而且最为法庭所重视。这种公文档案有的是同盟国政府的，有的是日本政府的。前面已经指出过，占领军从日本政府埋藏的档案库中所攫获的全部日本秘密档案都置放在法庭大厦三楼档案室中，检察和辩护双方都可以自由地在那里去尽量挖掘对于自己有利的材料，作为书面证据向法庭提出。参阅本书第二章第六节。至于各同盟国政府的公文档案，由于它们多属于起诉的国家，检察方面要搜集和提供当然比较方便。况且各主要同盟国都派遣有自己的陪席和助理检察官在检察处工作，这些人对于如何利用自己国家的政府档案和机关文件当然更是熟识。但是，在理论上，被告辩护方面对此也享有平等的权利，而法庭有义务帮助他们行使这种权利。因为，宪章第三章“对被告之公正审判”第九条“公正审判之程序”（戊）项“辩护证据之提出”中有如下的规定：“被告得以书面申请本法庭传唤证人及调阅文件。该项申请书应载明其所设想该证人或文件之所在地址，并应说明需由该证人或文件予以证明之事实，以及此等事实与辩护之关系。如本法庭准许此项申请，则应依情况之需要予以协助，俾获得此项证据之提出。”由于有以上的规定，被告辩护方面要从同盟国的政府公文或机关档案中取得证件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在他们履行了合理申请手续之后，法庭有义务在这方面予以协助，犹如法庭有义务协助他们传唤证人或取得其他的作证文件一样。同盟各国政府对于辩护律师们向它们谋取有利于被告的证据的态度，颇不相同。有些政府对于此事是敷衍的、冷淡的，甚至不合作。有些政府却比较热心。特别是美国政府，它对被告战犯们谋取有利辩护证据的企图几乎做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不但美国政府机关的档案常被辩护律师所利用，而且还有个别的美国显要人物（如国务卿马歇尔，前驻日大使格鲁之辈）特地向法庭提供了有利于被告战犯们的书面证言。
在法庭接受的证件之中，除了政府公文和机关档案（包括机关首长或负责人签署的任何文书）之外，红十字会或其会员团体的报告书和有关的个别人员（医师、情报员、调查员等）的报告，也是重要的一种。在审理被告们的暴行罪（即宪章所称的“普通战争罪行”及“违反人道罪”）的时候，检方提出的这种证件特别多。
法庭也接受了双方提出的与案件有关的私人日记的摘录、信札和其他的私人文件。私人日记中最重要的是前面提过的木户幸一的一部连续写了十几年的巨帙日记（即所谓“木户日记”，共十八册），和西园寺公望口述、由原田笔记的回忆录（即所谓“西园寺原田回忆录”）。这两部书对于起诉期间日本国策的逐步演变以及被告们在当时日本政治舞台上的活动情况记载颇详，诉讼双方都曾尽量从中摘录于己方有利的材料，作为证件提出。至于私人信札或其他私人文件，双方提出的不多。伪满溥仪致被告南次郎的一封乞援的长信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件，它的真伪问题曾在法庭引起轩然大波。这事以后还有机会提到，此处姑不多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