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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美洲大陆当时土著人，当时估计有五千万到一个亿。但是现在，它现在人口为什么那么少，它90％的人口死于由于这些殖民者带去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因为它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它没有接触过这种传染病。夭亡了90％的人哪！这是影响人类进程的。
有一些图可以体现当时的情形，就是在鼠疫，即黑死病在欧洲流行的时候，出现这些什么情况呢？就是抬尸体的人都不够，动员什么呢，动员把监牢里面的罪犯全部拉出来抬尸体。刚开始是用棺材，后来没有棺材就挖洞，一个洞里面埋几十个。后来挖洞也不够了，挖沟就用于那种情况来处理尸体。后来挖沟都不能挖，就扔到废弃的河滩里面。结果就用犯人把它推进去，最后这个瘟疫结束以后，发现这些犯人都已经受到了制裁，就是他们没有一个能活下来，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也跟我们现在很多相象，它也是谣传跟哪个动物有关系，像伦敦街头就有人在那检疫，就跟我们老太太戴着袖标在检疫一样的。有人在那打狗，说这个东西跟狗有关系，其实它跟老鼠有关系是吧。有人在打狗，有人在那测血象，测血的颜色和粘稠度。它当时没有（现代）血象的概念，测血液粘稠度。还有就是说也有很多谣传，说这个病跟隔壁张三有关系，跟隔壁李四有关系，然后宗教团体或者什么组织就把张三、李四就捆起来，架上火把他烧死。事实上一场恐慌来了以后，各种的社会文化心理现象都会产生。而不仅仅是一个干巴巴的数字。
中国人情况怎么样呢？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中国历朝历代，它的瘟疫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我这里不能够完全地来回顾，只能简单地讲一下，中国历史上的疫情是非常多，比如说汉代末年的，从汉桓帝到汉献帝中间经过一个汉灵帝，总共前后七十三年当中发生了十次大的瘟疫。当时由于我们也没有这一个像欧洲这种统计，它当时有一个文学家是这样写的。“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就是说家家户户都在死人，要么就是满门的死掉，要么就是一族人死掉。当时那个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伤寒论》序言里面就讲十去其七、八，就是十个人当中死七、八个，实际上这种瘟疫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非常严重的。
到了民国年间有了统计制度，就可以用数字来说明。就是1932年的霍乱流行，当时我们受感染的城市是三百零六个，患病人数是十万零六百六十六人，死亡人数是三万一千九百七十四人。像鼠疫1920年、1921年在东北东三省流行的，当时东北的人口是比较稀少的，当时死亡人数是九千三百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这个瘟疫是全人类的。我今天带来一本书就是《二十世纪史》里面就谈，其实这个全球化是多方面的，全球化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大势，我们当然从积极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是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全球化，是民主的全球化。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瘟疫问题也在搞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说一场瘟疫的流行跟战争，跟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很相关，它实际上也是爆发全球影响，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第二个问题我要讲的，我特别要提出来，对于这场瘟疫的思考不能仅仅是关注于那种古代的案例。我觉得对待这种传染病，其实我们人类在近二十年有非常好的社会动员机制，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隔离预防反应机制。这点我就觉得应该说我们讲医学史有时候还要聚焦于当代史。比方说我再举一个案例就是1996年在南非曾经爆发过一次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它的起因是一个加蓬医生，他那个地方有艾博拉病毒的感染，艾博拉病毒大家知道是一个出血热症状，得了以后就是七窍出血，在短期内就会死亡。它比SARS更可怕。它是在非洲丛林里面一种变异的病毒引起的。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这个加蓬医生就到了南非的这个经济首都约翰内斯堡来治疗，治疗的第三天，由于在处理它这个血液分泌物的时候，有一个护士就来给他收拾这些残留的这些东西，结果那天护士早上恰巧她浇花的时候手指被割破了，这样的话它那个通过血液就传染了。七天以后这个护士就已经昏迷了。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这个南非整个就启动紧急的预案措施，一个是把这个护士，跟她接触过的二百一十六人全部隔离起来。而且马上给媒体做了一些交代，而且马上启动就是说那种防生化武器的设备，那种叫“屏蔽护理系统”。因为它这个南非呀，它曾经在研究非洲热带病的时候有这种系统，“屏蔽护理系统”就是说人和病人是零接触，所有都是零接触。而且马上启动这种系统，所以它这场灾难基本上没有波及别的人。后来就是当时在南非社会引起这场灾难，因为艾博拉病毒非常历害，结果就死了这位护士。所以这位护士后来南非人认为她是民族英雄。
主持人：南非那个灾难，就死了一个人吗。
王一方：就死了一个人，而且他当时还启动了非常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在第十九天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血样送到了美国亚特兰大的（CDC）研究中心，就鉴定出这种病毒的这种亚型，而且把这一个关于这种病毒传播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对艾博拉病毒传播过程的认知。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人类在跟瘟疫的这种共同斗争当中，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的。这一点是可以让大家感到镇定的，就是每一次跟疫病的斗争都是以人类的胜利而告终的。尽管可以胜，但是有时候代价非常沉重，我们刚才讲了，几千万几千万人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另外一个就是说瘟疫它体现一种历史的轮回，像一个钟摆一样的，它总是要隔几十年要回来的，所以我们讲瘟疫是可控不可灭的。所以我们现在说要把它灭掉，恐怕不是人类的初衷，也不是人类的能力所及。
另外一个就是说通过这种瘟疫，人们每一次都在苦难中反思，反思什么呢？是谁造就了超级病毒，它的来源是什么？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恶毒的这种效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的。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样反思来反思去就要反思到人身上来了。很多东西、超级病毒是由于我们大量的对环境的侵入。比方说我们艾滋病就是我们对非洲这样一个环境的侵入。因为艾滋病它本来生存在非洲的一种猴，绿猴的身上。结果因为我们把它，很多人把它、猴子当做美味，吃猴脑，很多人把猴子拉出来做药物实验，这样传过来的。另外就像东北那次大鼠疫是为什么呢？东北的鼠疫存在一个比较大的老鼠叫土拨鼠，当时东北开发的时候，当时御寒就剥土拨鼠的皮，去剥它的皮。这样的话由土拨鼠身上传到人身上。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更多是人对这种自然的侵害造成的。另外就是我们抗生素，高效抗生素、高效杀毒剂的大量使用。因为我们知道微生物世界是一个很完备的世界，它有各种各样的居民，有更多的是良民。按照托马斯·刘易斯讲，其实微生物它的世界跟你完全是和平共处的。它对人类发生攻击的那一部分很小，结果我们恰恰用大量的抗生素、消毒剂把那些正常的菌群，正常的细菌的群落给杀灭了。只有那种产生变异很大的，能够迅速变异的那些才留下来。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用抗生素加速了这样一个对这个劣种的、有害的病毒和细菌的这种选择，用这种人为的力量促使那些超级病毒的产生。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这个观点是这个布鲁克·史密斯这个人在他的一本《未来的灾难》里边也谈到这个观点。
我们刚才讲，我们医学人文的最高境界是要思辨、是要顿悟，所以我们下面就把它引入医学思想史，有一些医学思想史和一些哲学的思考。比方说第一个问题，我们想回答一下什么是已知，什么是未知，什么是全知，什么是不可知。就是说我们现在科学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而且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讲，过去的一百年就是科学的三个事件，一个叫“竞赛”，就是每个实验室都在比赛，谁能够发明最快。然后就是“征服”，看谁的实验室把这个人类的对立面都征服了。然后就“加冕”了，就是说然后就去得诺贝尔奖，去欢呼。就是说科学从新闻事件上讲，这是丹尼斯的一个观点，说这个科学成为一种社会事件以后就这三个阶段，就是竞赛、征服、加冕。这样的话，人们觉得科学力量大得不得了。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把这么一个过程简单化了，其实科学它是探索无知社会的，是探索无知世界的，如果说这个无知都没有了，还有科学存在的必要吗？其实在承认科学自身价值的时候就有一个巨大的无知的世界在那里，包括我们这次对SARS早期的反应。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如果我们像南非人那样，像南非人那样有一种敬畏感，对无知，对无知的东西，对未知的东西有一种敬畏感，我们就可能会很快地去采取一种敬畏或者说敏感的办法。而恰恰我们很多临床大夫，很多的研究者觉得对待这种传染性疾病，对待感染性疾病，人类的办法多得一塌糊涂，怎么可能闹大乱子呢？不可能的。其实我们想就是说，哪怕你已知，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是一个完全的已知，是一个或者我们讲是半知的概念，包括我们现在，我们很多人在追求对这种疾病恐慌的镇定，说我了解多一点就可以镇定，不是这么回事，你任何人的了解都不可能达到一个全知的境地。你不是说全知以后你才能够镇定，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你知道一点就可以镇定，这是一个适宜知晓的概念。
另外就是战争和共生，其实人和细菌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战争是这一次，我们这次在抗SARS的时候用得最多的概念，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