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另外就是战争和共生，其实人和细菌和微生物的关系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战争是这一次，我们这次在抗SARS的时候用得最多的概念，就是用战争的模型，战争的这种社会动员来对付SARS这件事。我们经常讲的叫三高一非，高投入、高风险、高组织性、然后非模式化，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每天用的钱不亚于美国打伊拉克每天用的钱了，所以是高投入。然后就是高风险，谁也不能预料这场结果怎么样，我们必须得小心来对付。高组织性，必须得社会各个部门来动员，这就是战争模型的三高一非。但是在面对病毒，有一个内在的这种规律，从病毒的这种生存的条件和方式来讲，我们又不能完全把人和病毒的关系完全理解成为一场战争，这一点我想用托马斯·刘易斯的一段话来给大家，托马斯·刘易斯非常幽默，他用了这么一段话来跟我们讲，他说病毒就是一个活动基因，它来干什么，它到这个世界上，它不是一心一意来制造疾病和死亡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是个小顽童。它来的话就把这个病毒飘拂起来带到那个地方去，把那个病毒，把这个基因片段从这里搬到那里，从那来搬到这里，然后自己在复制过程中创造很多新的基因片段。托马斯·刘易斯这样讲，它如果说没有它存在，我们进化的过程就不会有意义。为什么呢？就是一场乏味的生物牌局，只有胜利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玩下去。如果大家没有胜负之分，没有新旧之分，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变异之分，那么说就那么几个老人，在那里玩牌，一玩几亿年玩下去是非常乏味的。病毒的出现是帮助人们在生物进化当中，把这个牌玩得更精彩，玩得更有花样。他是这样讲的。
但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就是人和病毒，而且大量的病毒，实际上我们可以利用病毒来做基因治疗，病毒某种程度从群体来讲，病毒它实际上是跟人类共生的，而且长期共生的这么一种微生物。所以当然这次它闯了祸，我们必须要减毒，必须限制它，必须通过从疫苗的方式去替代它，调动人自己的免疫力。因为它这一次为什么引起恐慌就是因为它的不确定性，不知道它是什么，如果知道了以后我们用疫苗，而且它一代一代的，它自身也有纠错机制，一代一代它也要减毒。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SARS，它也是一个病毒和人的关系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用刘易斯的一段话来讲，他就说这个是人和动物的过程当中，结果是有一个谈判，他说这种共生关系经常要谈判，这种谈判，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双方有一方越过了边界线，那么说就产生了疾病。所以这个当然刘易斯他这样讲，这实际上是我们跟病毒的关系在这一次边境谈判没谈好，结果它侵犯了我们的边境，我们把它赶回去就行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提出口号，要把细菌全杀死，把病毒全杀死，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是我们的本意，也不是人类社会所能干得到的。
另外一个就是敬畏和征服。我刚才讲了，就是人由于抗生素，抗生素是这个二十世纪医学的一个最伟大的发现。二十世纪医学有两个理论模型，一个就叫战争模型，叫征服的战争模型，另一个叫替代模型。战争模型就是说有什么病，我把它的病原体给杀死、把它打败，人就赢了，病就好了。这是一个模型，主要是对传染病。另外一个就是替代模型，比如说体内缺某种维生素，我给你补进来。比如说我这个器官坏了，把这个器官摘掉，拿一个人工器官或者拿一个别的器官替代进来，就是替代模型。或者说是一个假肢，或者说通过戴眼睛，都是替代，功能替代，就是说这两个模型是二十世纪医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收获。但是这个时候容易把它泛化，就容易产生这种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征服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对待病毒也好，对待生物也好，要更多地有敬畏感。这种敬畏，不仅仅是对病原的敬畏，实际上它本意是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对生命的丰富性的敬畏，对疾病对痛苦的敬畏。这一点在蒙田的随笔里面谈得非常多。其实人是非常脆弱的，在人类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它必须得有这一种退缩的机制。你比方说这一次我们讲这次SARS的治疗方案，第一是要抗病毒，是要用抗病毒药物。但是第二大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糖皮质激素某种意义上来讲，它是降低人的免疫力，去减轻炎症反应。大家知道炎症干什么，炎症就是人调动体内的免疫机制跟病毒、细菌做斗争。结果它这个糖皮质激素使用不仅仅不让你做斗争，它还减低你这个炎症反应，它不让你去做斗争，它有点搞议会斗争的感觉。当然这一点某种意义上讲，钟南山院士讲，早期使用糖皮质激素，对于挽救危重病人非常有利。这种妥协对人类来讲是必须的，不能一味地征服。在这个时候从某种程度上讲，前面用抗病毒药，这时候要用一点什么，用一点糖皮质激素，然后用了糖皮质激素再用抗继发感染的抗生素，然后再用支持疗法，构成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而不是说一味的逞一时之勇往前冲，把所有的病毒横扫一切病毒，横扫一切细菌，然后人类就胜利了，不是那么回事。
第三我们想讲一讲就是在SARS疫情当中，这种伦理学的东西。就是伦理学里面，我这里带来了一本书就是那个《天才博士与非洲丛林》这本，这是一个史怀哲他的一个传记。这个人他就提出来，我刚才讲敬畏，他是敬畏主义伦理学的创始人。他在非洲丛林里面当了六十年的医生，他一直在对付热带病。他以他毕生的经历提出一个概念就是要敬畏，要敬畏一切包括自身的生命的意志也都要敬畏，而且这种敬畏不仅仅体现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这是他的一个伦理学贡献，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一次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医学界，对于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科学界，在伦理学上，在道德上的这种震撼和唤起，有时候更大于对这一个病原的理解。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伦理是要讲道德追求的，追求什么？当然这个史怀哲他作为道德圣人，他作为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获得者，他得的不是诺贝尔奖医学奖，他得的诺贝尔奖和平奖，他讲医学和人的至高境界是通过牺牲自我来赢得一种有教养的、有身份的、有次序的、文明的社会生活。就每个人都是有点像中国孔子讲的克己复礼的概念。就是通过自我的牺牲，通过自我的牺牲达到一个追求纯粹的一个过程。这次某种意义上讲，SARS事件对于我们整个的医学界来讲是一种唤起，因为过去我们在探讨医学人文问题的时候，在探讨生命伦理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公正、公平、权利、责任、义务。但这一次，由于这个SARS事件、突发事件来得特别快，整个的医学界都动员起来，它体现一种群体的献身精神。就是整个医学界，只要在有疫情的地方，我们的医学界就全民动员，而且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中国政府三十五个亿的投入，香港政府十九个亿的投入，很多方面都是政府买单。这样就改变了这样一个生命伦理学的思考主题，从平等、公正、知情、同意、病人权利这一些小问题上，一下子跃升到一个什么职业献身，怎么唤起一种崇高感，怎么来体验纯粹。平时好像觉得我们生活在产品社会当中，哪有什么崇高呀，英雄在哪里呀，纯粹在哪里，哪里有纯粹的人。
毛泽东演讲《纪念白求恩》，据说是秘书给他写的稿子，写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人，毛泽东说加上一句一个纯粹的人。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尤其搞医学，它需要纯粹，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两句加得非常好。纯粹的人是什么东西，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什么，这种道德纯粹来源于，不仅仅来源于这种职业的，我是医生我宣过誓，我从希波克拉底那里就有一种历史传统，这个东西都是外在的。道德它需要内化，需要每一个人通过道德体验去理解它，然后去实践它，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一次就给这个人类提供了这么一个，给医学界提供这么一个机会。因为过去我们讲商品社会当中我要讲回报呀，我这个事，我给你做手术我有投入呀，医院有投入我个人有投入呀， 我培养一个医生要那么长时间，他的价格定位怎么来确定。当然在这一次，在这个突发事件当中，就像战士一样冲向前线，而且毫不顾忌自己的所有的东西去冲，这个东西引起什么，引起整个社会对这个社会群体价值的认同。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过去，我们在医患关系上有很多很多的矛盾，有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的事情，咱们可以这么讲，我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南方周末每一年的社会新闻版里面，报道医患冲突的是它的社会冲突里面最多的一块，我们的这一个新闻调查里面，像有些触目惊心的。
像某一个儿童医院，病人死了八天还在收人家床位费，还在收人家的特别护理费，还在人家那个账单上开药，这怎么可能呢。一个阑尾病人花了八万块钱，账单七米多长，最后人死了。在现代社会，在现代医疗条件下，这是天方夜谭，这是不可以思议的。但这里面是不是有医疗腐败，我们可以讲有一部分人，他在透支着我们整个医学界的这么一个道德信用，是他一个人透支了。我们讲群体，这次就检阅了我们这个群体，大家在这儿一事当前，能不能冲上去。但是在之前就有很多很多道德空洞，就有很多人，他没有把这个职业当做自己这样一个纯粹的追求，当做这样一个唤起自己献身的这种东西。就觉得把它当成一种牟利手段，而且商品经济他把它牟利，收红包呀，拿回扣呀，各种各样的东西。这都是一种老百姓司空见惯，老百姓而且深恶痛绝。这一次为什么老百姓自发地给医务人员捐钱送旌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话，使我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