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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老百姓自发地给医务人员捐钱送旌旗，这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话，使我们过去那种道德亏欠得到巨大的平填，我们叫道德平仓。通过这一次，使得这样一个群体在道德上赢得的东西远远比他在知识上赢得的东西多。
另外一个是道德，它是需要体验的。为什么需要这样？这个不幸的事实把我们的医护人员推到一个共同体验疾病，共同咀嚼痛苦，共同直面死亡的这么一个境地。我记得那个陈大夫讲得非常动听，他说过去我仅仅是一个治疗者，他说现在我同时又是一个患者，这个医患角色在这个时候融合了。所以你说医患冲突怎么会冲突起来？怎么可能冲突起来？我既是患者又是治疗者，他这个时候已经融合了，在道德主体上融合了。在这个时候他不仅仅有利于对这个疾病规律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体验。通过这种体验就是说，我过去做得一切，我过去付出的东西还不够，我过去没有把病人当做我自己生病那样来照顾。
所以我想这种双重体验和双重理解，它不仅仅是有利于对医学规律的认识，而且有利于道德深化。这一点我就想讲在荷兰有一个既是医生又是哲学家又是病人，他基本上是高位截瘫的，叫图姆斯。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病患的意义》。他用现象学来研究疾病。他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呢，他说医生哪，他说医生的世界跟病人的世界是两个世界。他说医生你仅仅是观察，而我是在体验，观察跟体验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我们的医生既是观察者又是体验者，既是医疗规律的认识者又是道德的深化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SARS对我们这种伦理学上的震撼和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么讲可不可以，大概我就道德的内化可以帮助他实现在以后的医疗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实现一种伦理的外达，道德的外达，去拯救更多的人，去感动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次SARS留给我们医务人员思考的一个问题。
主持人：好谢谢您。您刚才提到医生通过这次“非典”突然爆发，经过历练和他反思，思想的升华，这由此我想到一点以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这句话可能在公开媒体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我非常拥护这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你要体验人没有尊严，你最好去一个地方就是去医院，遭受那些医生和护士对你的羞辱。您因为是学医的，您会在医院有很多朋友，去了以后你很少体验到，假如是普通百姓的话，真的你去医院就没有尊严了。任何一个医生和护士都可以训斥你，您觉得经过这场大的突发事件以后，医生真的能由于经过反思、洗礼、历练以后就改变了吗？
王一方：你刚才讲的可能还是有一定片面性，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那种高度商品化的社会当中，它其中有一个很经典的比喻，叫做探戈舞谁来领舞？这是美国医学人文学家卡森的一句名言。就像医生跟护士在跳探戈舞，探戈舞大家知道，探戈舞是需要领舞的人要主导这个舞蹈过程的，所以就提出叫谁领舞。有一种说法是我是科学的掌握者，我懂那么多的技术，懂那么多的设备怎么使用，那么说我应该领舞。所以他这种训斥，训斥的这一种由来是因为他是全知或者已知的，你是无知的。你是让他来治疗的。而且他，这是什么呢？就是现代医学有一段时间，就把病人和病剥离开来。我是在针对这个病，你别干扰我，你这个人走开，所以他对人的尊严就放弃了。我在处理这个病，我没有处理你，我在处理你身上的病，把人和病分开。
主持人：这不是很成问题吗，就是一个病人来了以后，我们不认为这是一个病人，我认为这是一团病，人给剥离出去了。
王一方：对，所以这样的话，医学人文叫唤醒人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和理解，这是一个。就是说一种情况，即使这样他会认为我懂你不懂，那么说我要指挥，我要训斥你，我有理由训斥你，我要指挥你，甚至夹杂一些私利的。我让你多出钱去买贵药不买便宜药，这个东西都是有这种所谓的家长制的这种医患关系。
另外一种，在美国这种商品社会，就是说我支付，那么说我领舞。病人说这个事我支付了，我就有病人的权利，我有消费者的权利。
主持人：对，你是为我服务的。
王一方：是啊，如果说你给我是仅仅提建议，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富翁，你这个医生敢训斥我，我马上把你解雇，我可以花大钱请更好的医生，所以你给我提的东西我都不一定采用。比如说你要劝我吃一个什么药，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要点记下来，我去咨询更高级的医学专家。就是说我在中间，我有钱，我可以选择很多人，而且我还可以再请一个班子来评估他们的工作。从某种程度讲，这也是一种叫做病人至上的这种指挥模式。
当然在中国还有这种家属，像家属在里面也可以参与一些。像中国很多东西比如说家属意见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治，你问我妈去，所以这种情况也有。就是说这种医患模式有多种多样，你刚才讲的着是一种极端的案例，就是说医生认为自己是领舞，这也是一种失去敬畏。就是不仅仅是对个人意志，过分的自恋于个人意志，而且对别人的存在不予关怀的这种人，但是更多的我觉得大夫还是能够理解对方的。
主持人：是更多的吗？我觉得极少数是可以理解对方的。
王一方：在他的一生当中， 像托马斯·刘易斯讲，就是他鼓励医生去生病，他说只要不是致死的病，医生一生当中要多生一点病才能理解人。
主持人：可惜我们的医生不容易生病，他们得到很好的待遇。
王一方：在那个环境当中还是有的。这次也引起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在中国的医生，他的这一个付出跟回报之间，由计划经济突然转到市场经济，他也还是有不平衡的地方。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有很多怨气。那么多的劳动强度，那么多的加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回报并不多，所以他们必须去想别的，药品回扣，别的回扣来补偿。这里面也是我们社会应该思考的。应该给我们医生更高的待遇，让他不需要去通过那种不正当的东西来谋取回报的情况。你看像美国，医生跟律师就是社会收入最高的人群。而中国某种情况来讲，至少是社会阶层排到十位以后。这点我想通过这次SARS事件，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应该思考医生的权利和医生的责任、义务、包括他们的待遇。
主持人：我曾经是也像您这样想过，但是最近呢，最近几年我开始不这么想了。我不相信这样一种道德现状的医生，当他的待遇好了以后，他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像我们很多富翁，他在穷的时候，遭受各方面的压力的时候，他是一个品行上面表现出很多恶劣品质的这么一个人。当他有钱了以后，他也没有改变，反倒是因为有钱能力更强了以后，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坏更大。
王一方：不，它是这样的，它这一个给予跟制约是联在一起的。如果说给予他一定的待遇后就要更严格的、更加透明的、这样一个制约机制，包括媒体的监督，包括病人的监督举报。你看像美国的医院里面都有病人代表处，就是病人代表处代表病人，院长每天坐在那代表病人去追讨病人的权利。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他的医院来讲，它还是一种商业手段。就是说人家外面一传说，某某医院院长出来接待，还真给病人讨回公道。就这种制约机制跟这个提高待遇是平行的，通过那样的话，我们的社会制度才会更完善，包括对医生的监督。
主持人：慢慢等着看吧，希望您是对的，太希望您是对的了。我刚才提到这个感叹呢，其实还蕴含着这样一个问题，网上有一位网友叫非常时期的非常委屈，他留了这么一段语言，希望您来替他回答一下。他的这段文字是这样说的，他说“非典”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种改变令人饱受委屈，那些战斗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及其家属、康复的患者、甚至在外地的北京和广东旅客、受到各种各样的区别对待，破折号，哪些区别对待呢？被人拒入酒店、拒入婚宴、结婚的时候也不敢请他了，被出租车拒载、被幼儿园拒收、购物遭拒、被同事拒之千里，这一切为我们始料不及和卒不及防。面对种种亲亲相距的见闻，我感到无比难过，你们呢？
王一方：这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人呢，通过这件事情都在叩问自己的道德和良知，当然这里面有一部分是由于恐慌造成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病，你得病的话会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但是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说有一个大致评估，因为我们现在有医疗手段可以测体温，可以追述他的病史，就是说有一个简单的甄别程序就可以，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应该去做身份判定。其实我们刚讲的现象叫身份歧视，这种身份歧视在SARS问题上还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讲黑死病期间，就是说你要有人举报张三、李四，就可以把张三、李四捆起来烧死。另外还有一个，再像那些艾滋病，艾滋病都知道跟性传播，跟同性恋有关系，在那种情况下那就更多的这种道德身份了。如果你得了艾滋病，可以反推你在性关系上是不洁的，那么说甚至怀疑你可能有吸毒史。在医学伦理上就是说不对病人做道德判定，这是医学人文上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当他成为一个被救助者的时候，不做道德评判。而这次我们某种意义上讲，刚才讲的是一种泛道德的身份歧视。就是说他不是说医务人员本身，就是说所有的人，只要从疫区来的。你包括这次台湾把香港的游客关在酒店里面不能出来，从检疫的角度应该说是有它的合理性。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是一个高度交往的社会，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