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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制度」或「主义」之工具。为推销其自以为良好的「制度」或「主义」而实行独裁或极权，彼认为系出于必要，或「目的可使手段成为正确」的，于是而「问心无愧」，而理直气壮。然而，此法一行，「制度」与「主义」未见实行，而独裁与极权之祸先临。此所以近数十年来天下大乱也！说至此处，愿天下之信奉「制度」与「主义」而枉顾实行之手段者反省，尤愿天下人洞察那隐藏于假名实行「理想」者心中之权力欲所造成之大祸。兹以共产党人为例。彼等倡言共产主义。若干人误以为真，起而盲从附和，及至彼利用此盲从附和之力量造成暴力统治，立即实行所谓「民主专政」，于是，亿万人众于「共产义之利益」未见，而极权之苦味先尝。此一天大教训，可不记取哉？吾人对于其他一切性质类似之「理想」、「制度」，或「主义」，都应存此戒心。以译者观之，「主义」、「权力」，与「独裁」乃不可分之三位一体（Trinity）。数十年来，世界所发生的铁的事实，可证吾言之不谬——译者）同时，我们如要大规模地施行中央管制，独裁制度乃最有效的制度。计划经济与民主政治是杆格不入的。民主政治乃扫除自由之障碍的一种制度。而在指导经济活动上，自由又是如此之必要。所以，计划经济与民主自由不能并存。可是，如果民主政治一天不能保证个人自由，那末计划经济便会一天在极权统治之下以某种形式而存在。「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实行中央管制的经济制度，则其对个人自由的破坏之程度，必远过专制政治所未达到者。（所言是实——海光）
有许多人相信，只要权力之最后的根源握诸大多数人之手，专断权力便不能产生。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是没有根据的。不过，这种说法所引起的反面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反面的说法谓，我们欲防止权力专断化，并非求助于权力产生之泉源，而系藉着限制权力之行使。（译者按：前一种说法系就权力之泉源说。主此说者，以为只要主权操之在民，治权操诸政府，则可防制独裁之危险。这个说法。在现代统治技术之前，是会落空的。兹以经济事项为例。时至今日，股票持有人不过是名义上的经济主权者。股东大会一开过，实际掌握经济大权者为经理人员。股东固无法对盈亏负责也。后一说法尤其不通。权力底泉源不在人民，从何而限制权力之专断？民主不能只行一半。要行民主，必须从头到尾都行：必须从权力生产底泉源一直到权力之行使，都是民主的。）民主的控制可能防止权力之专断化。但是，仅靠民主的控制，尚不足以语此。如果民主政治决定做一种工作，而这种工作又一定不能藉固定的规律行使权力，那末民主政治迟早也会成为专断权力的。（所以，行民主政治时，议会机构必须时常防止行政部门「偷关漏税」的僭权情事。——译者）
译者附注：本章之与当前论点不相干者，已酌予略去。
法治底要旨
——海耶克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 Hayek）之第六章
译者的话
许多在引领企望民主政治之实现时，极力倡言法治之重要。诚然，这种行动，与民主政治之实现，并非不甚相干。不过，在这些人中，似乎普遍流行着一种错误观念。他们以为所谓“法治”，就是人民守法，政府行法。他们以为这样作去，一个国家便可望跻于民主国家之林。不幸，这种想法，用逻辑传统底名词来说，就是“不相干之谬误（fallacy of irrelevance）”。我们用筷子固然可以挟肉，但是我们也可以用筷子挟白菜。嗜肉之徒不能说用筷子与有肉吃有何必然关联。依同理，如果仅注重法治形式，一个国家固然可能走上民主之途，但也可能走上极权之途。因为，我们只能说极权国可恶，但我们不能说极权国毫无司法。如果所谓“法治”是上述意义之下的“法治”，那么极权首领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们底法治比你们行的更彻底。”在事实上，即使是这个地球上低度的极权地区，其统治权力通过法律形式所加于人民的精神与身体双方的束缚，也远多于任何高度民主国家。我们能够因此说这样的地区比民主国家更行法治些吗？吾人须知，如果所谓“法治”就是在法律形式之下实行治理或统治，那末这样的“法治”是可作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之工具的：民主政府固然可以用这样的“法治”来推行民主政治；极权政府同样可以利用它来推行极权统治。君不见极权人物，他明明要杀人，明明要消灭异己；但他先“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这就是使杀人合法化。杀人合法化，可以杀得振振有词，杀得冷静，杀得整齐划一。从这一角来看，上述意义之下的“法治”，对于极权统治而言，如虎添翼：它使极权统治多一个“武器”。这个“武器”，可使极权统治之下的地区造成静待宰割的“革命秩序”。悲夫！
依照这一番解析，吾人可知，上述意义之下的“法治”，根本是中立性的东西：它与民主政治并非有必然的血缘，固然真正的法治在近代系由民主政治衍产出来的。上述意义的“法治”之于民主政治，只是一种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并非充足而必要的条件（Sufficient…necessary condition）。这也就是说，没有上述意义的法治一定没有民主政治：但有了上述意义的法治，而其他条件未满足时，不必即有民主政治。由此可证：行上述意义的法治，不必是民主政治的保障，更不必是到民主政治之路。
海耶克教授在此指出，法治底根本着眼点是保障人权，保障无可侵犯的人权。这真是画龙点睛之笔。有而且惟有从保障人权这一点出发来建构法治，并推行法治，才能实现货真价实的民主政治。
法治的要旨
在自由国家，政府是遵行法治这一大原则的；而在专断权力盛行的国家，政府不识法治为何事。这是自由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现在，我们且撇开一切专门题目不谈，而讨论一些原则方面的问题。一般说来，所谓法治之遵行，就是政府在采取任何措施或行动时，都依照事先规定的和宣示了的规律而行事。这样的一些规律使我们得以事先确确切切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政府会行使其压制权力。然后，我们根据这种知识，来打算个人的事业。自然，这只是一种理想，而且这一理想从未完全达到。因为，立法者和执行法律者都是人，人有人可能发生的错误。虽然如此，实行法治的主要之点是再清楚明白不过的。这一点就是，行政机构之行使压制权力必须尽可能的少，愈少愈妙。（译者按：这点刚好与极权统治相反。极权统治是行使压制权力越多越好。良以极权统治主要依赖压制权力以维持其存续。设有一朝失去此种权力，极权统治必至崩解无疑。）吾人须知，当政府改变一般人民实现其目标时各自采取的方法，政府便是在这一范围内限制了个人自由。遇有这种情事发生，依据法治，人民应须采取相当行动阻止政府干扰个人的行为。在已知的民主政治规律以内，个人皆得自由追求其个人目标，以及设法满足其个人欲望。无论如何，政府不应运用其权力以阻挠个人此种努力。（但是，在极权地区如苏俄者，则“明令禁止”之事多至不可胜数。训至人民一举一动，动辄得咎。大家之生活，宛如飞虫之误入蛛网。——译者）
我们在从前说过，经济生产行为应由个人所决定，且此种行为永久在法治结构以内行之。可是，在计划经济下，如所周知，经济行为则由一中央机构所控制。法治与专断统治，这两种政治是比较普遍的政治分野。而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这两种经济制度，则为法治与专断统治这二种更较普遍的区别中之特例。在法治之下，政府底措施，系以固定的规律为依据。这些固定的规律，决定我们在哪些条件之下得以利用哪些可能得到的资源，并让各个人自行决定用这些资源做些什么。在行使专断权力的政府统治之下则不然。在这种政府统治之下，政府常好把生产之事导向其政策所欲达到的目标。法律条文是可以预先制定的，是可依形式规律底模型来制定的。但是，在法治之下，这些规律之制定，并非为了特殊的个人达到其特殊的目标，或满足其特殊的需要，这些规律只是满足各个人之各种不同的目标之工具。这些规律之制定也，应系为一长远过程作打算。在此长远过程中，我们不能确知这些规律是否只便利某些特殊人物，而不便利其余的人。（法律之公平精神才由此显。——译者）
集体主义这一类底计划经济，如付诸实行，必至与法治截然相反。在计划经济之下，主持计划经济的官方不能给个人什么机会来利用资源。主持计划的机构也不能预先限制它自己，来服从一普遍的形式规律。这种规律是可以防止其行使专断权力的。就常理而论，官方必须满足个人底实际需求，并且在许多需求中小心加以选择。官方必须常常为个人决定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能仅靠一些形式的原则来解答。官方在作这些决定时，还得区别不同的人之不同的需要，看其价值孰大孰小。官方在作这些决定时，不仅不能从形式的原则推论出来，也不能从那预先为长远时期的行动而建立的原则推论出来。官方要决定这类有关的许多细节，必须依照当时的特殊情况而定；并且，必须平衡各个人和各个团体之不同的利益。这么一来，结果，有些人底看法便决定了谁底利益更为重要。于是，这些看法成为当地法规之一部分。这种法规叫做实质法规（substantive rules）。
我们在以上所陈述的是形式规律和实质规律。这两种规律之间的不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予以注意。当然，在实际上，我们极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