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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之事只有在自由时代才被人有意付诸实行。法治乃自由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法治不只是自由之保障，而且是自由在法律方面的化身。康德说：“如果一个人不需服从任何人，而只服从法律，那末他便是自由的。”（译者再补充一点：如果这法律不是依据一人之意志与好恶而定的，而是依据众人之意志与好恶而定的，则服从此法律之人便是自由人。凡非自愿地基于共同目标或共同兴趣，而系被迫服从一人者，谓之奴隶。准此，所有极权制度之下的人都是奴隶。）在康德说这话以前，伏尔泰（Voltaire）曾用极其相似的语言表示过这个意思。模糊一点的法治观念，至少自罗马时代以来即已有之。在晚近几个世纪以来，法治观念之受到威胁，从无如今日之甚者。有许多人以为立法权不应受到限制。这一观念乃公众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之结果。有人以为，政府措施只要是立法程序所允许的，法治便可存续下去。这种说法，完全出于误解法治之意义。严格地说，法治之事，与政府一切措施是否合于司法程序，二者关联甚少。有时，政府行动合乎既定法律，但仍不合法治精神。（这真是真知灼见。一个极权政府类似苏俄者，政权在手，既然一切可为所欲为，且一切可以导演戏剧方式出之，当然很不难装扮得颇合“法治”的样子，但其蹂躏人权如故。极权政府之所作所为，根本就是拿“法治”作为手段，来消灭以维护人权为要旨之真正法治。这与共产党徒之利用民主程序作为“斗争”手段，以消灭民主要旨正复相似。——译者）古往今来，一个特殊人物常不难获得充分的合法权力。可是，他不能答复一个问题，即是，法律是否赋予他以专断权力，使他得以为所欲为；或者，法律是否预先确切规定他究竟应该怎样做。希特勒很可以依照严格的宪法程序获得无限权力。因而，他之所作所为，自司法意义言之，也可以说是合法的。但是，我们能够因此说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是实行法治的国家吗？
在计划之下的社会，是不能实行法治的。这话并不等于说，计划社会一定没有法纪可言。我们底意思只是说，在这样的社会，政府之行使压制权力，不复严格受到事先建立起来的法规之限制。吾人须知，政府可藉法律将其一切意图与目标合法化，或戴上法律的面具以行之。尽管如此，政府的行为依然可以是专断行为。（这话真是说得鞭辟入里，而使玩弄法律者无所遁其形。——译者）假若有一条法律规定说，官方可以便宜行事，那末官方之所作所为，岂非都是合法的？但是，究竟说来，官方此类行径，不能说是合法的。因为，只要通过法律程序给予政府以无限权力，则最专断的权力都可以是合法的。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设吾人也可如法炮制，则不难制出吾人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完备的专制政体。（对极了！——海光）
实行法治时，有一面吾人须予注意，即立法权底范围必须限制。当然，立法权的范围之限制，乃限于普遍法律之制定。所谓普遍法律，意即前面所说的形式的法律。立法者从事立法时，不许为何人特别立法，且不许帮助何人利用政府底压制权力通过何种法案以利私图。所谓实行法治，并不是说国中每件事皆受法律管制。（请注意此处。——译者）恰恰相反，法治之主旨是说，政府底压制权力只能在法律事先规定好了的条件下才可行使。实行法治时，不许有例外；如有例外，法治精神便为之破坏。也许有人不能赞同我们在以上的说法。他们也许会说，苏俄是否实行法治，端视其独裁者底绝对权力是否依宪法程序而取得者。（但作此类主张者须知，这样的玩法戏剧在苏俄之演出，与电影戏剧之在美国演出正复相似。——译者）
有些国家实行法治之主要基础是建立于人权法案上；有些国家之实行法治是建立于宪法的法典之上；有些国家实行法治时所依据的原则是一坚稳的传统。无论是否这些，都无关重要：有关重要者，乃立法权必须受到限制。吾人之限制立法权，就意谓着承认不可让渡之个人权利，就是承认不可侵犯之人权。（海耶克教授可谓道出法治之根本。——译者）吾人须知，所谓“法治”，并不就是“依据法律条文而统治”。如果所谓“法治”就是如此，则斯大林也可以说苏俄是实行法治的地区。（译者按：“法源”如不在一般人民，而实际操诸少数人之手，则任何“法治”形式徒作治理机构行使专断权力之掩护：使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此治理机构底行动是“合法的”。一般人常预先假定凡“合法的”便是好的。一究其实，这类的“合法”行动，常常是有害于大家的。因此，这个样子的“法治”不是以保障人权为主旨的法治；而是治理机构以“法”来“治”人的“法治”。这样的“法治”，是政府用来对付人民的“法治”。）真正的法治，就其重要意义言之，是人民用以约制政府以维护其自己利益的工具。所以，无论法治采取何种形式，其普遍核心应为保障人权。（正确之至。——海光）
有些知识分子陷入一种混乱冲突的思想之中。他们相信威尔斯（E。G。Wells）底一重要主张。威尔斯主张最广泛的中央管制计划；可是，他同时又为人权而热烈辩护。这两种主张是互相冲突的。如果我们希望保持个人权利，那末必至妨碍中央管制计划。我们要实行中央管制计划，便无法保持个人权利。我们不能既实行中央管制而又保持个人权利。熊掌与鱼，不可得兼。这是一种两难（dilemma）。威尔斯有时似乎也认识这种两难，而陷入这种两难之中。因此，他所拟议的“人权宣言”的条文里头，有些话躲躲闪闪，七折八扣，以致未能维护人权底基本要旨。例如，他底宣言声称每个人“有权利买卖一切合法买卖的东西，而不受任何等差的限制。”这一条确乎是值得赞赏的。可是，他立即接着说，这一条只适用于“买卖与公共福利相合的那么多的东西。”加上这一条限制，便使得原来的一条变得毫无价值了。自然，一切加于买卖行为之限制，照许多人看来，是必要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为了“公共福利”而行的措施。可是，吾人需知，在实际上，这一条款既不能有效地限制什么买卖，同时又不能保障一般人的权利。（真是两俱失之。一切“半调子”式的统治制度，实施之结果，无不如此。行此类办法，官方固然满足了一种“统制欲”，但却害苦了老百姓：大家只有闷着买更贵的东西。——译者）
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有许许多多社会改革者对个人权利大肆攻击。他们说，所谓个人权利，乃一“玄学的”观念。他们强调，在一个有合理秩序的世界里，根本没有所谓个人权利，只有个人义务。这种说法，常为一般所谓“进步分子”采纳。（译者按：够奇怪的，义务说不独为“进步分子”所主张，而且也为退步分子所假借。地球是圆的。设二人相背而行，行之不久，必至碰面。“进步分子”凭义务说造成一种观念威力，借此观念威力，驱策大家白白自我牺牲，来搅翻世界。退步分子则假借义务说为一种堂皇语言，迫人白白自我牺牲，以满足其私图。“进步分子”与退步分子的目标固然不同，但二者之要求别人白白自我牺牲则一。吾人之作此语言，并非谓人不当完尽其义务。恰恰相反，吾人视完尽义务为人格之崇高表现。然而，吾人有须指出者，义务之完尽，必须出于自觉自发自动；而不能出于权威之强制或愚弄。设有权利人物天天板起面孔叫人应完尽何种义务，这简直是敲诈好人最后的一点良心储蓄，并提此点储蓄而浪费之。这类行径，与登徒子对未经世故之纯洁少女高调“爱情无条件论”之作用，将何以异？败坏作弄至极，必至天下之人皆无良心。即间有一二漏网之鱼，亦必深藏其良心于毛衣之内，以免伤风着凉。一个社会如被斫丧到这种地步，恐已“佛菩萨救不得”了。）
复次，一个国家，即使在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者承认少数人有平等的权利，可是这个国家如果管制人民经济生活之全面，那末其承认个人权利之举会变得一点意义也没有的。这种情形，已为中欧许多国家底经验所详尽证明了。
译者附志：本章有所删节
统制经济的种种危害
——海耶克著《到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 by F。A。Hayek）之第七章
“控制财富生产就是控制生命。”
——Hilaire Belloc
最大多数会将自身业务之实际的方面认真考虑过的人，对于一行管制经济便多少会走上独裁路线这件事，是很少怀疑过的。我们大都知道，经济这件体系是这样复杂，而且各部门的活动又是相互关联着的。如果我们要有意予以管制，势必仰仗一群专家。这么一来，最后的责任和权力，必至落入一个总司令之手。这样的一个总司令，如果要认真执行其职权的话，他的行动一定会遭到民主程序之掣肘的。他为了要行得通，必须消灭民主程序。演变所及，不是民主程序阻碍着管制经济，便是管制经济消灭了民主：在一长远过程中，二者是不能并存的。凡此等等，显然皆系实行中央管制计划所造成的结果。中央管制计划背后所依据的思想，至少在西方世界，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西方许多人却又纵容中央管制计划之施行：他们是吞食了有毒的果实，然而他们还不知道哩！若干年来，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也会给我们一点安慰。他们说，官方管制“只”适用于经济方面的事情，而不涉及别方面的事。琦斯（Stuart Chase）是一位最有名的计划经济者。他向我们保证，在实行计划的社会中，“如果只限于在经济方面从事计划，而不在别的方面从事计划，那末便可保持政治方面的民主。”他之所以作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