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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该结束了，我想。
我抱着一书包死沉死沉的现金在路边拦下一辆车回家，路过北京游乐园的时候，突然决定在这儿改坐807路，赶紧和司机叫停，不出所料，又招来一通埋怨。
我在路边找到一个银行，把钱劈成两半，存进两个折子里，然后慢慢悠悠地穿过马路，来到游乐园门前的大空场上，找了半天才发现，807路的终点站早就换了地方，再一回想，自己已经好几年没坐过公共汽车了。我顶着大风瑟瑟发抖地戳在站牌儿底下等车，半天也没来一辆，旁边一个支摊儿的大妈堆起满脸褶子笑着招呼我：“小伙子，瞧给你冻的，来串儿冰糖葫芦吧，吃完车就来了，正好。”
我挑了一串山里红和草莓的杂拌儿—这是樊星最爱吃的糖葫芦—一颗颗吃了下去，满嘴酸甜冰凉，吃到最后一口，果然，车来了。
北京的交通变得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我简直后悔怎么没带片儿安眠药好让自己在车上昏睡过去。我买了一张到终点的车票，一路走走停停地穿过崇文门、东四、北新桥、雍和宫，四周影影绰绰的景色让我熟悉得心酸。终于，我们的车被彻底堵在了和平里路口，寸步难行，天渐渐黑了下来，满街倒霉的各色车辆都纷纷亮起了车灯，放眼望去，连绵不绝，倒也壮观。正在我和满车人一起抓耳挠腮地琢磨着不知何时才能到家的时候，电话响了，是我的哥们儿石光打来的。
“小谢，哪儿呢？”
“和平里，正跟车上堵着呢。你可想起给我打电话了，我得有两个月没见过你丫了吧？”
“忙，太忙，跑出国的事儿腿都细了。”
“怎么着了弄的？”
“全妥了，明儿晚上的飞机。”
“啊，这就走了？怎么不早点说呀，你丫真够孙子的。”
“晚上聚聚吧？”
“必须的呀。唉呦，对了，我明天搬家，今儿晚上得收拾东西，要不，都来我们家得了。”
“也行，那我叫上他们俩，晚上见吧。”
站了两个多小时，下车的时候我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腿直打弯儿。我凑合着在楼下的新疆馆子里吃了几个烤串儿和一盘炒片儿，又到旁边的小卖部里要了一箱啤酒，然后龇牙咧嘴地拽着箱子回到家里，一想到连夜就要把家里的东西全都收拾好装箱，以便明天准时搬家，不禁头大如斗，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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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不散（6）
当然，再头疼事儿也得办，放下啤酒，我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拾掇，仅仅一个小时，我就让整个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我是说，乱到无以复加。我直了直又酸又麻的双腿，看着满屋乱七八糟的衣服、被褥、书和CD，深感一夜之间把它们全都整理归箱希望渺茫，心灰意冷之下，干脆停止了折腾，踢飞了一堆衣服，从下面找到啤酒箱子，揪出一瓶，咬开瓶盖儿，一口气喝下半瓶，顿觉全身乏力，向后一仰倒在了沙发里，结果被沙发上堆的一摞书硌得后腰生疼。
我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等我的朋友们，四下里一片寂静，只听见石英挂钟“嗒嗒”的走动声。我无聊地环视着这间住了三年多的小屋—窗前飘动的格子窗帘，洗手间门上挂着的毛绒小熊，床上被衣服盖着还顽强地露出了一角的漫画枕头……都是刚住进来的时候樊星拉着我的手在“阳光百货”一样一样置办的。一念至此，忧伤的情绪果然汹涌而至，让我难以自拔。
快10点了，我的哥们们一个还没驾到，叫我心急如焚。我盼着他们快推开我的房门，陪我喝酒，和我说话，带我马上摆脱这致命的忧伤，就像三年前，樊星推开这扇门，一下蹦到我的身前，顶着我的额头，长长的睫毛一眨一眨的，弄得我脸上那么痒痒，让我觉得这寂寞的小屋立刻变得温暖……
7
毕业前的两个月里，我就没怎么去上过学，当然，也没闲着，天天泡在经贸学院和樊星起腻，深感大功告成指日可待。用我的哥们儿姚远的话说：“小谢，你丫怎么临了临了倒转学了，贸大该给你发奖状了吧，他们丫就没见过上学这么积极的学生。”
当时我们正聚在石光家里搓麻，我按着一手已经上了听的“素七”得意洋洋地告诉姚远：“你丫知道个屎，哥们儿现在正强烈上着‘听’呢，绝不能撤磅，死也不换张儿，你们丫就瞧好吧。”
姚远、石光和凌晨都是和我从小一块儿混大的铁磁，高中毕业后我们分别上了不同的大学，却一直联系不断，亲密如旧。我得说，哥们儿义气真是坑死人，我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由于一礼拜得和朋友们见八回面儿，我别无选择，只能频频旷课赴约，眼见着学业荒废也只好不管不顾、置于脑后。当然，其他三人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大学四年，我们四人折过的考试累积起来数量多得叫人泄气，姚远直到毕业前夕还挂着两门主课，那段儿日子整天如热锅蚂蚁般焦灼不安，打牌一输就叫嚣着让我们拿赢的钱去给他买假毕业证儿。
和樊星熟了以后，我带着她和我的哥们们见了一面儿，酒足饭饱之余，三人纷纷对我的新欢品头论足：
“小谢，操过了吗？”
“小谢，还有这样的吗？发我一枚吧。”
“小谢，让你丫吹得我还以为天仙下了凡呢，也就一般人吧。不过，我代表组织批准你：先收了玩玩儿再说。”姚远把我的大腿拍得“啪啪”作响。
—我没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
5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家昏昏欲睡地看着一盘片名恰好叫做《沉睡者》的VCD，手机响了，是樊星打来的。
“谢天，晚上有事儿吗？”
“没事儿，我一向随叫随到，这你还不知道？”
“一块儿吃饭吧。”
“没问题，你定地儿吧。”
“那就七点，‘恒基’门口。”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你是不是化妆了？”我靠在“不见不散”松软的沙发座上一口一口地咂着冰啤。
“化了一点儿，好看吧？”
“嗯，好看，嘴红得跟刚吃完人似的。”
“就没听你说过好话，真是狗嘴里吐不出来象牙。”
“吃人怎么了，吃人了不起呀。哎，你今天怎么主动约我了？我可有点儿受宠若惊。”
“当然是有事儿找你。”
“说吧。”
“你先猜猜。”
“这可让我如何猜起呀，完全不着边际。”
我们点的两盘热气腾腾的肉酱意粉儿上了桌，樊星用手中的刀叉轻轻地敲着盘子边，“你瞧，咱们头次见面儿的时候你就请我吃了两蛋挞，今儿我请客，还你一顿大餐，够意思吧？”
我警觉地直起腰，把啤酒杯放到了桌上：“你不是要告诉我今天这顿饭叫‘散伙儿饭’吧？”
樊星抿着嘴笑眯眯地看着我，既不点头也不摇头，让我心里越发忐忑不安。
“说吧说吧，你瞧给我紧张的，还没吃就觉得有点儿消化不良了。”
“我要说‘是’，你是不是觉得特高兴啊？”
“恰恰相反，我会悲痛欲绝。”
樊星侧身拿过她的书包，低头翻了翻，找出了一张照片摆到我的面前：“给你看看我男朋友的照片儿，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要参观嘛。”
我接过照片儿看了看—她男朋友个头儿不高，一脸的精明能干，倒是显得人模狗样的—然后又满腹狐疑地还到她手里：“干吗这是？有话你直说，我扛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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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不散（7）
“我们—已经彻底分手了。”
我愣愣地看着对面儿神情自若的樊星，有那么几秒钟的工夫脑袋发晕，心里充满一种奇特的感觉，混杂着兴奋和不安，半天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合适，最后傻得冒泡儿地冲出一句：“你的意思是…可算轮到我了吧？”
“那—得看你对我怎么样了。”樊星朝我挤挤眼睛，做了一个鬼脸儿。
那天我们吃了一顿很长的饭，最后，我们都喝晕了，手拉手晃晃荡荡地沿着灯火闪亮的长安街一路走下去，一直走到东单，走上过街天桥，看着密密麻麻的车流从脚下穿过，一时间觉得一切都美好无比。我们不时傻笑着看对方一眼，然后，旁若无人地长时间接吻，亲完了再相互笑着对望，直到脸都笑得硬梆梆的。
“谢天，你得保证—以后要对我好。”我听见樊星这么对我说。
将近半夜，我才晕头转向地回到家里，进屋后一头栽在床上，瞬间就心满意足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自己带着一脸口红印儿睡了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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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那天，我一点儿也不兴奋，感觉不过是又履行完了一道程序而已。四年大学时光倏忽飘过，我和大多数同学像刚进校门时一样陌生。除了在学校里练过几枚姑娘，这所大学没给我留下丝毫良好印象，所幸的是，我终于可以和它名正言顺地分手了，并且，从此再无关联。
真正让我兴奋的是，我和家里约好，从毕业开始，我就可以搬出来单住了。我在世纪村附近租了一套一居室，离经贸学院不过两三站的距离，交完了房租，我兴冲冲地拉着樊星来到我们的新房，站在空空如也的卧室里，我向她大声宣布：“咱们当野鸳鸯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啦！”
事实上，我们的野鸳鸯生涯正是从那会儿才正式起步的。那一整个礼拜，樊星表现得像一个久经沙场的家庭主妇，拽着我不厌其烦地逛遍了亚运村一带每个稍具规模的超市和商场，用花里胡哨不值钱的小玩意儿把我们的小屋装饰得满满当当，直到最后一天，我们对坐在餐桌旁用全部崭新的锅碗瓢盆吃晚饭的时候，樊星带着得意的眼神儿环视完整个房间，笑容慢慢地爬上了脸颊：“嗯，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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