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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一个ＰＰ－Ｊ钚动力盒做供电装置为电脑提供电源，电源盒将被移植在肩膀的表皮下，这样病人便可完全依赖自己。电源盒能连续供电二十年，不会出问题。”
他用粉笔敲敲简图上的几个不同部位。“这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馈环——大脑，到电极，到计算机，到电源盒，再回到大脑。这是一个脱离外部的封闭环。”他转向本森。本森望着他们的讨论，脸上露出了无动于衷、漠不关心的表情。
“有什么看法吗？本森先生？有什么要说或要补充的吗？”
罗斯的心里在抱怨。她知道埃利斯只是想摆出一副体贴病人的架势，但在这种怕人的手术前叫任何病人发表看法都是不应该的，他提这种问题就好像病人本人无需经历手术似的。这太过分了。
“没有，”本森说，“我没什么要说的。”他打了个呵欠。
本森坐着的轮椅被推出了房间，罗斯跟了出去。其实她不必送他，可她为他的病情担忧——也为埃利斯对待他的方式感到几分内疚。她说：“觉得这讨论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
“为什么？”
“嗯，讨论完全是专业性的，我原以为讨论会更富哲理性。”
“我们是务实者，”她轻声说道，“处理实际问题。”
本森笑笑。“牛顿也是，”他说，“还有什么比苹果为何掉在地上的问题更实际的呢？”
“你真的看到这中间富有哲理的内涵了吗？”
本森点点头。“是的，”他说，“你也是的。你只是假装没有看到。”
她随后停住脚步，望着本森坐在轮椅里被推到电梯口。本森、莫里斯和那位警察在走廊里等待下一趟电梯。莫里斯急不可耐，死命地按着电钮。这时，电梯来了，他们全都走了进去，本森最后挥了下手。电梯门关上。
罗斯转身朝阶梯房间走去。
“……已经研制出来十年了。”埃利斯滔滔不绝。“起先是用于心脏起搏器的，它需一年左右动一次小手术以更换电池。外科医生和病人都觉得讨厌。现在的原子电源盒完全可靠，使用寿命长。如果本森先生到时还健在，我们可能要到１９９０年才需更换电源盒，但在此之前无需更换。”
珍妮特·罗斯轻手轻脚地回到阶梯房间。这时又有人提了个问题：“你如何决定四十个电极中哪个来阻止发作？”
“我们将移植全部电极，”埃利斯说，“把它们和微型计算机接通，但二十四小时内我们不会锁定任何电极。手术接下来的一天，我们将通过无线电刺激每一个电极，以决定哪些电极性能最佳，然后用遥控器将它们锁定。”
阶梯房间的高处，一个熟悉的声音咳嗽了几声，说道：“这些技术细节很有趣，但在我看来它们脱离了主题。”罗斯抬头一看，发现说话的是曼依。曼依快要七十五岁了，是一名精神病学的荣誉教授。他现在很少来医院，来的时候，人们也常常把他当作一个老态龙钟、思想陈旧的怪老头。“在我看来，”曼依继续说，“这个病人是精神病患者。”
“这话有点偏激，”埃利斯说。
“也许，”曼依说，“但至少他的个性严重失调。人和机器出现这种混乱都是令人烦恼的。”
“个性失调是他病症的一个部分，”埃利斯说，“在最近的一篇评论中，哈利和他耶鲁的同事说百分之五十的ＡＤＬ患者都伴有这种个性失调，它和发作本身没有关系。”
“确实如此，”曼依用不耐烦的声音说道，“个性失调是他病症的一部分，和发作无关。可你采取的步骤能治愈这种病吗？”
珍妮特·罗斯发现自己在暗暗高兴：曼依正在走向和她完全一致的结论。
“不能，”埃利斯说，“也许不能。”
“换句话说，手术可以阻止他的发作，但无法终止他的妄想。”
“不能，”埃利斯重复道，“也许不能。”
“恕我直言，”曼依说着从他坐的最高一排朝下面皱皱眉头。“我最担心的就是神经精神病研究室会出现这种想法。我不是单单指你，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普遍问题。例如，如果我们在急诊病房遇上企图用过量服药的办法来自杀的病人，我们的治疗方法是先给病人洗胃，再教训他一通，然后送他回家。那是治疗——但很难说是治愈。病人迟早会再进医院。洗胃洗不走病人心中的抑郁，它只能治疗过量服药。”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
“我还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我们医院遇上的那位Ｌ先生。你还记得那个病例吗？”
“我认为：Ｌ先生的情况在此不适用，”埃利斯说。但他的说话声僵硬又恼怒。
“我不敢肯定，”曼依说。由于阶梯房间里有几个疑惑不解的人朝他转过身来，他作了如下解释：“Ｌ先生是几年前这里出了名的一个病人。他三十九岁，患有晚期肾炎，是慢性肾小球性肾炎，医院考虑为他作肾移植手术。因为我们的移植设备有限，手术病人有医院审查委员会选定。委员会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强烈反对把Ｌ先生当作肾移植候选人，因为他患有精神病。他相信太阳统治地球，他白天拒绝出门。我们感到他反复无常，肾脏移植对他不会有好处，可他最终还是接受了手术。六个月后，他自杀身亡，真是一场悲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花费成千上万美元并且专家要辛苦许多小时才能完成的肾移植手术，不是可以让别人从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吗？”
埃利斯踱来踱去，一只坏脚在地板上轻轻地拖动着。罗斯知道他在这咄咄逼人的言词下感到害怕。埃利斯通常总是小心翼翼，尽量不暴露他的残疾，只有眼尖的人才看得出他的跛脚。可在他劳累、愤怒或害怕的时候，这缺陷就一目了然了，简直就像他无意识中在乞求同情：不要攻击我，我是个跛子。
“我理解你的反对意见，”埃利斯说，“就你刚才的话而言，你的观点是无可辩驳的。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本森受到扰乱，我们的手术也许无法改变这一情况，这千真万确。但要是我们不为他进行手术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他的发作对他自己和别人的生命都是一种威胁。他的发作给他惹了法律麻烦，况且他的发作日见严重。手术将阻止发作，我们认为这对病人是一大好处。”
高高在上的曼依微微耸了耸肩膀。珍妮特·罗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它表明双方的看法不可调和，已陷入僵局。
“好吧，”埃利斯说，“还有别的问题吗？”
没人再提别的问题。
《终端人》作者：＇美＇ 迈克尔·克莱顿
第三章
“他妈的见鬼，”埃利斯说着擦擦前额。“他还有完没完？”
珍妮恃·罗斯和他一起穿过停车场，朝兰格研究大楼走去。这是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太阳渐渐泛黄，变得越来越暗淡无力。
“他的观点是有根据的，”她温和他说。
埃利斯叹了口气。“我老是忘记你是站在他的立场上的。”
“为什么你老是忘记呢？”她边问边笑。作为神经精神病研究室的一名精神病科医生，她从一开始就反对给本森动手术。
“听着，”埃利斯说，“我们尽我们的所能。治愈他的病是件了不起的事，但我们做不到。我们只能帮助他部分治愈，但我们也将尽力而为。我们要帮助他，这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十全十美的。”
她默默地和他并肩而行，无话可说。她对埃利斯多次讲过她的看法，手术不会有任何好处——事实上可能会使本森的病情变得更糟。她肯定埃利斯明白这种可能性，可他固执己见，对此不理不睬。至少在她看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罗斯就像喜欢别的外科医生一样也喜欢埃利斯。她把外科医生看作是以行动为目的的男人（她发现意味深长的是，外科医生几乎总是男人），他们拼命想做点什么，想采取实际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利斯比他们大多数人还要强。他在本森之前已明智地拒收了几个第三阶段候选人，罗斯知道他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早就渴望着进行这次新手术。
“我讨厌这一切，”埃利斯说，“医院政治。”
“可你想给本森……”
“我已做好准备，”埃利斯说，“我们都已做好准备。我们必须跨出这第一大步，现在是时候了。”他扫了她一眼。“你为什么显得这样没有信心？”
“因为我没有信心，”她说。
他们来到兰格大楼。埃利斯和罗斯分手要去和麦克弗森共进早晚餐——他烦躁他说是一次政治晚餐——罗斯坐电梯上了四楼。经过十年的稳步发展，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在兰格研究大楼里占据了四楼的整个楼面。其它楼面都漆成了死气沉沉而又冷冰冰的白色，但神经精神病研究室却漆成了鲜艳明亮的原色，目的是要让病人感到乐观和开心，可原色在罗斯身上始终起着相反的作用。她觉得这种愉快气氛是虚假的和人为的，就像是低能孩子的托儿所。
她走出电梯，朝接待处望了一眼。一堵墙漆成了明亮的蓝色，另一堵墙是红色的。和研究室的其它任何东西一样，墙上的颜色也是麦克弗森的主意。罗斯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机构居然能如此鲜明地反映领导的个性。麦克弗森的身上历来具有一种欢快的幼儿园的品质和无限的乐观主义精神。
毫无疑问，如果你计划为哈里·本森动手术，你就必须抱乐观态度。
这时，研究室里静悄悄的，大多数工作人员已下班回家。罗斯沿走廊走过挂着指示牌的彩色墙壁：超声波脑调射线，脑皮层功能，脑电图，顶骨Ｔ，走廊的尽头是远程信息处理室。这些工作室里进行的工作和标志牌本身一样复杂难懂——而这里仅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