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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一晃50年过去了。岁月的流失除了让人感叹，还能有什么呢。
如今我老了，真的老了。
人的衰老最初是在无意中出现的。当你有意识地去照镜子时，你不会觉得自己老，那是因为你的心态和面容都有准备，它们努力振作起来让你面对。你觉得自己还过得去。可是有一天，当你无意中在某个能照见人影的地方看到自己时，你会看到一个老得已不像你自己的人，那是因为你毫无防备。
岁月总是在毫无防备时流走。
可是对我来说，无论防备还是不防备，都老了。而且我还知道，我的心比我的面容更加苍老。那是因为，我的心比我的面容经历得更多更多。
但你们的父亲没有老，他永远不会老。所有经历的一切对他来说，都只是经历，他不会把它们变成叹息或者是忧伤。他不会在心上画下一道道皱纹。他的皱纹仅仅在面容上。我知道他的心仍然年轻，他的心永远不老。
还是让我从头说起。
50年前的我，在重庆一所女子中学读高二，是个年轻、单纯、热情，同时还有些理想主义色彩的女学生。这样的形象你们也许见过，就像《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只是我比她更开朗，我喜欢说话，更喜欢唱歌。我的嗓音很好。在你们几个孩子中，只有木兰继承了我的嗓音。但遗憾的是，她从小就不喜欢唱歌。
她的忧郁的天性和内向的性格，使她远离了音乐。我一直为此感到遗憾。
那时我们小镇上有个基督教堂，我曾跟着母亲去那儿参加过唱诗班。我不太明白那些歌的意思，但我觉得它们非常好听。我的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喜欢我去唱诗班。
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唱。尤其是夏天乘凉的时候，常常一唱就是一晚上。重庆的夏天是非常炎热的，我一唱起歌来就什么热也感觉不到了。少女时代，唱歌是我最开心的事。
但我并不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我的家境不好，母亲是个小学老师，只有一份微薄的收入。父亲原先也是个老师，在我很小的时候病故了。对于他们，你们一无所知，他们没能活到看见你们的时候。我也很少向你们说起。尤其是我的父亲，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什么了。
家中的清贫和孤弱，使我比较早就懂事了。我知道自己能进入女子中学读书，全靠母亲的省吃俭用和操劳。我对母亲有一份深深的感激和歉疚。有时在学校里正和同学兴高采烈的时候，收到母亲的信，我就会难过起来。虽然母亲从不在信上向我诉苦，她只是问我生活好不好，学习好不好。我的母亲，你们从未见过的外婆，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也是个非常有忍耐力的女性。
进中学后，我唱歌的天赋日渐展示出来，我是学校女子合唱团的主要成员。音乐老师说我的音质不错，也很有乐感，动员我中学毕业后报考音乐学院。我当然愿意。一个人能够选择自己喜欢的事作为职业，是一种幸福。有一年暑假，我去参加重庆市中学生汇演，我作为我们学校的领唱，被重庆一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看中了。他带我去见了大名鼎鼎的歌唱家俞伯华。俞伯华听过我的试唱后吃惊地说，你跟着谁在练唱？我说我没有正式跟人学过声乐，我只是喜欢唱。俞伯华对艺术总监说，天哪，你得抓住她，这孩子简直就是缪斯的安琪儿，你只要稍加培养她就能摘取音乐圣坛上的王冠。艺术总监听了，问我愿不愿意去他们那里做歌唱演员？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去。他们可以为我提供丰厚的包银，如果我能和他们长期签约的话，他们还可以送我去意大利学习声乐。我非常高兴，一口就答应了。
没想到母亲坚决不同意，母亲希望我上大学，将来做个医生或者教师，而不是演员。她认为惟有做那样的工作，人的灵魂才会更加圣洁。我只能顺从母亲，但我悄悄地告诉那个艺术总监，高中毕业后我如果没考上大学，就去他们那儿唱歌。我之所以想去歌剧院工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早些工作，挣钱养活母亲，再也不让母亲教书了。母亲有严重的青光眼。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参军，也许就会成为一个歌唱家，成为一个一辈子生活在舞台上的女人，在音乐和掌声鲜花中度过一生，成为缪斯竖琴下忠诚而又幸福的仆人。
但生活没有“如果”。
1949年，全国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解放，解放军打过长江，紧接着进军大西南，向我们所在的城市重庆逼近。这些消息，我都是从学校里听来的。那时我已和一些同学加入了由学校地下党组织的进步学生活动。在那个组织里，我读到了大量的课本以外的文学书籍，像高尔基的小说，屠格涅夫的散文，易卜生的戏剧，鲁迅的杂文，还有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春》、《秋》，等等。受这些书籍的影响，我不但爱上了文学，还渐渐明白，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过好日子活着，要为更多的人过好日子奋斗。
这些话，不知你们听起来是否陌生？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向往一个平等的自由的博爱的新中国。我愿意为建立这样一个美丽的祖国付出自己一生的努力。
我们关注着局势。
我们期待着解放军的到来。
2
我说过，1949年不仅仅是我一生中重要的一年，也是你们的父亲一生中重要的一年，或者干脆说，是天翻地覆的一年。这一年他率领部队连续打了几个漂亮的战役，从营长直接升任团长，很快又升任师参谋长。这一年他还像支利剑，从华北飞射到中原，又从中原飞射到大西南，横贯中华。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年他像一颗种子飞落在了西南这块土地上，从此扎下根来，长成了一棵大树。他甚至再也没有回过山东老家。
这一年你们的父亲28岁。
你们的父亲18岁入伍，是个大个子，年轻时身高一米八。他跟我说，他刚当兵时连长就很喜欢他，常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小伙，天生一个当兵的料。的确，我认识他时他30岁，仍然精神抖擞，丝毫不见老。可以想见18岁的他是怎样的英武了。有句老话说，山东出好汉。我挺相信这句话。这里面除了有梁山好汉留下的英名起作用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山东人首先在个子上像个好汉，几乎个个都魁梧高大，不会给人卑微畏缩的感觉。
你们的父亲从参军那天起，就天天在战火中生活，真正是硝烟弥漫、金戈铁马，从抗日战争一直打到解放战争，从班长一直打到师参谋长。用他们的话说，直打得浑身是胆，帅气逼人。他们师从上到下都知道，他们的参谋长是个喜欢打仗、也特别会打仗的家伙。而且为了打仗，你们的父亲把自己从老家带出来的姓名都改了。也许你们知道，他原先是姓欧阳的，名字叫德成。德成这名字，还是你们爷爷找算命先生给取的。但你们父亲嫌它们又啰嗦又没有战斗力，就自作主张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欧战军。用他的话说，简化姓，强化名。
不过老了以后，他又把孙子的姓重新改了回来，叫欧阳峰。也许人老了，特别怀念家乡和父母，就特别看重与那块土地上相关的一切吧。
那一年，我是说1949年，你们的父亲一仗接一仗地打，从华北打到中原。11月初，第二野战军开始进军大西南。尽管局势复杂多变，战斗频繁紧张，但从整个中国来看，解放军已胜券在握了。
11月下旬，解放军逼近重庆，我们一天天地听见枪炮声越来越近了。
那些日子，我和许多同学天天守在学校里，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护校工作，防止国民党撤退时进行破坏活动。重庆的冬天总是阴沉沉雾蒙蒙的，可那些日子，我们却觉得很亮堂。我们心里有盼头。记得11月29日的那天晚上，枪炮声响了整整一夜。我和一些同学围着一盆炭火在教室里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我们知道解放军马上就要进城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
凌晨时，枪声渐渐稀落了，几个胆大的学生从街上跑回来，兴奋地叫喊着，解放军进城了，重庆解放了。
我们听见这样的喊声，心跳得比枪炮声还响还重。校园里一片沸腾，我和我的两个好朋友，吴菲和刘毓蓉，立即跑回寝室，拿上脸盆之类能敲响的东西奔上街头。街上已经挤满了人，和过节一样热闹。我们融进了市民们庆祝解放的游行队伍里。那天老天爷也很给面子，从来都是阴雨的天空，居然出了太阳。整个市区都是一派热烈的景象，锣鼓声鞭炮声响彻大街小巷，路也不通了。市民们都自发地加入了游行队伍。
一支由妇女组成的大红大绿的秧歌队扭过来了，吴菲情不自禁地加入到了其中，一边扭一边喊我，快来呀！我就拉着刘毓蓉跑了进去。我们三个人学着人家的样子扭着，领队的那个妇女看见了，跑过来给了我们一人一根红绸，我们就系在腰上学着她们的样子甩起来，你看我我看你，乐不可支。吴菲那张娃娃般的圆脸红扑扑的，小翘鼻子上已渗出了汗珠，她一边扭一边对我说，我好开心呀！你呢？我用力地点点头，再看看平时沉默寡言的刘毓蓉，也兴奋得脸色通红，那双细细弯弯的秀眼亮晶晶的，月牙一般。
我们是真的开心，发自内心地迎接解放军的到来。我想得很简单，解放了，我们就能建设一个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人人都能平等自由的新社会了。
正闹腾着，人群中不知有谁大喊了一声：解放军！解放军过来了。
人们立即自动地闪到了路两边，我也拼命地踮起脚来向路中间望。我很想亲眼看看这支被老百姓传得很神奇的队伍到底是什么样子。
先过来的是歌声，《解放军进行曲》，那是你们父亲最喜欢的歌了。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他们就是唱着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