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为对她和父亲来说，那都是永远。
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木棉就盼望得到父亲这样的微笑，可很难。
母亲生她的时候，正在县里开会。那时母亲还在西藏，但已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尼木县县委工作了。她是提前出生的，发作时提前了20多天，弄得母亲措手不及。不但把母亲那个会搅了，把父亲正在开的会也搅了。父亲一听到消息，就慌慌张张地往医院赶。父亲之所以慌张，是因为母亲前几次生孩子都很不顺利，已让父亲感到了害怕。从来都很沉着的父亲乱了方寸，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对不起，敌情来了，我得去医院，我不能让这一仗再打窝囊了。为这个父亲常和木棉开玩笑说，你生下来就是个破坏分子，一下破坏了军队和地方两个会议。
可那能怪她吗？她在母亲腹中的8个月从没安安生生地待过。母亲总是跑来跑去，而且就是这跑来跑去的8个月，她也没吸收到什么营养。那是1959年，是全国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时候，不仅如此，更是西藏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若干年来敌对势力一直没有停止过的武装骚乱，已从局部发展到了大规模的全区性武装叛乱，父亲见她平安生下来就迅速离开了她们母女，从此没了踪影，直到整个叛乱平息，她快两岁了，才再次见到父亲。
因为局势严峻，生活艰辛，独自一人带着3个孩子的母亲，身体已极为虚弱。整个怀孕期间没好好吃过一顿饭。母亲说，她能够顺利地生下来并活下来，已经是奇迹了。她虽然活下来了，却瘦弱得像只小老鼠，连哭声都是细细的，听不见，只能靠看来判断。但母亲没有奶水喂她，只能发愁地看她发出细细的有气无力的哭声。后来母亲所在县委机关专门召开了一个支部会，经过认真研究形成了决议，发给产后的母亲两个鸡蛋罐头和一个水果罐头，作为特殊照顾。
那大概是支部大会最特殊的一项决议了。
拿着那三个罐头，母亲依然犯愁。她不能保证自己吃了它们之后会有奶水，这种可能不大。而且母亲的工作没日没夜，几乎丧失了有奶水的资格。母亲决定把罐头里的内容碾碎冲成汁喂她。靠着这三个罐头，她勉强活了下来。但一直病病歪歪的，直到4岁离开西藏时，体重始终不到10斤。据母亲说，她之所以下决心离开西藏，离开父亲回到内地，和她身体不好有很大关系。
但木棉还是有些不明白，既然她身体不好，母亲为什么又把她丢回到父亲老家去？母亲解释说，她上学时正赶上“文革”，八一校也被运动搞乱了。许多孩子逃课。当时他们家里有四个孩子上学，母亲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只好把她送回到山东农村。可是为什么只是送她，而不是别的孩子？对这一点，木棉心里始终有些疑惑，也有些不舒服。
她在山东农村一待就是7年。由父亲的一个远房叔叔和婶婶抚养，应该说叔叔婶婶都对她很不错，尤其是婶婶，很疼爱她。生活也不是太苦，父亲每月都寄30元生活费来，在那个时候算是一笔巨款了。当然，父亲交待说那不是给她一个人用的，叔叔一家，包括村里的人有了困难，都可以用。她勉强读到初中毕业，成绩很一般。不知是不是小时候营养不良使智力发育受到了影响。
后来她当了兵，自然是后门兵。那是1977年，一大批部队子女由于找不到出路全当了兵，那一年的后门兵就格外多。她在这一大批后门兵里，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不同的是，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他说要当兵你就给我进西藏当，别找那种舒适的地方混几年兵龄然后找工作。她就进了西藏。
她喜欢西藏，她想到了西藏就可以和父亲还有大哥大姐在一起了。
3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木棉晒得又黑又瘦。她在分下连队前，请了半天假去看父亲。
自从进藏后她还没见过父亲。当她费了好大的劲儿见到父亲时，父亲脸上一点儿笑容也没有，皱着眉上下打量了她一下，第一句话是，你的头发太长了吧？不合要求吧？去理个发。
木棉当时的头发不过是超过耳朵而已。但她不敢吭声，坐都没坐，转了身就去剪头，等剪了头再回到父亲那儿，请假的时间已经到了。父亲看她一眼说，好，短发好，精神。父亲又说，任何时候都不要跟人提我，自己好好干。木棉点点头。父亲似乎再没话了，挥挥手说，早点儿回去吧。我不能派车送你，木棉就出门了。走到门口，父亲忽然叫住她，从口袋里摸出自己的笔，插在她军衣上面的口袋里。木棉的心里一热，差点儿流出眼泪，说了声谢谢爸爸。
父亲唔了一声，再次挥挥手。
在木棉的记忆里，父亲惟一一次对她流露出温情，是在她将要回老家之前。父亲从外面回来，见母亲在为她收拾行李，就一把抱起她，放到了自己的腿上。父亲抱着她有些不知所措，就拿起一把剪子给她剪起指甲来。那时没有指甲刀，也没有精巧的小剪子，父亲用一把很大的剪刀剪着。木棉心里有些紧张，可她一动不动，生怕稍稍地一动就改变了眼前的一切。
父亲的怀抱让她觉得又陌生又温暖，她的心里充溢着从未有过的快乐。她真希望自己的指头多多的，指甲长长的，让父亲总也剪不完。但父亲很快就剪完了，三下五除二，差不多和他的每一场战役一样。父亲放下剪子，又放下她，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等若干年后木棉从老家回到父母身边时，父亲看见她竟有些疑惑，说，是木棉吗。
父亲从此没再对她有过任何温存的表示，甚至没碰过她。
木棉当兵3年后，有过一次考护校的机会，分数与录取线只差5分。木棉下了很大的决心给父亲打了个电话，希望父亲找有关部门替她说说情。但父亲竟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还把她给好说了一顿。
她只好复员。
如果说父亲不愿为她上学的事动用自己的权力她还能够理解——他从来就是坚持原则大公无私的——但后来父亲对她复员后的工作安排进行干预她就有些不满了。那本不需要他做任何事打任何招呼的，是人家民政局安排的。可生生被他搅了。
当时对她的安排有两个去向，一个是木材加工厂，另一个是银行储蓄所。她本来是想去银行的。当然，那时候她并不知道银行收入高，她只是觉得那个储蓄所离家近，工作也相对轻松。
但父亲得知后却非要她去木材加工厂。父亲说储蓄所天天和钱打交道，容易犯错误，木材加工厂是国营大厂，那才是真正为建设祖国出力的地方，是工人阶级待的地方。他说他一直希望他们家里有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他还说木棉朴实，适合当工人。
木棉没有反抗，除了父亲的威严之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她很想做一件让父亲高兴的事，读书不行，复员也对不起父亲，当工人总不至于那么难。既然父亲那么希望这个家里出现一个工人阶级，她为什么不去做这一个呢？那是80年代中期，工人阶级还没那么受冷落。
木材加工厂有5000多工人，真是个大厂。父亲高兴地说，这下好了，我们家终于有一个地道的工人了。木棉看父亲高兴，自己也高兴。同时她暗暗下了决心，要好好地干，干出点儿名堂来，让父亲为她自豪。她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读夜校，两年后拿到了中专文凭，又当上了车间的检验员。但父亲再也没说过什么，似乎这一切都是应该的。
因为在工厂工作，自然就和工人恋爱了。等父亲回家探亲时，木棉就把对象小金领回了家。父亲很开心，小金穿着工作服，理一个平头，不说话，只是嘿嘿地傻笑。父亲打量之后连声说，好，一个朴实的青年。又对木棉说，你现在是真正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了。好，好。
这两个好字，让木棉高兴了很久。木棉的高兴，是因为父亲喜欢。
但结婚后，种种问题都出来了。朴实的人不等于没缺点呀。接下来有了孩子，木棉被家庭和孩子一拖累，渐渐地没有了原来那股子劲头，只想凑合着过日子。
没想到凑合过的日子也被中断了。
去年底木材加工厂裁员，其中有一个硬杠杠，就是35岁以上的女工一律下岗。木棉37岁，自然在下岗之列。小金作为男职工，勉强留在了厂里，也没有好收入了。这一切，木棉在父亲面前提都没提。她知道父亲不会去帮她说话的。
但父亲还是知道了。他是从母亲口里知道的。父亲长叹不已。
木棉知道父亲这么长吁短叹不是因为她下岗，或者主要不是因为她下岗。父亲是为了她们这个大厂。父亲为这样一个国营大厂生存不下去而感到痛心，为国家面临的困境感到痛心，为所有的下岗工人感到痛心。父亲在为国家和工人阶级痛心的时候把她给忘记了。
木棉只好反过来劝他，说像我们这样的厂缩小规模是应该的，国家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大面积砍伐树木了。经营那么大个木材加工厂干什么。
父亲还是叹气，他不明白现在怎么会这样，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工人下岗？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过不下去日子？而与此同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腐化堕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挥金如土？父亲一日日眉头紧锁。
但他仍没有对当初叫木棉去木材加工厂感到后悔，他从不说后悔的话。他只是让木棉的母亲拿了1万元钱给他们，以表达他的关心。在他看来，这点困难木棉自己能克服。
木棉却对父亲真的感到生气了。在她看来，正是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把她引上这条贫穷之路的。如果当初复员时父亲不干涉，她去了银行储蓄所工作的话，现在的日子就会是另一副景象，决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如今她下岗了，想通过新的途径改变一下穷困的境况，父亲还是不支持。
她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古板的父亲。
夜已经很深了。木棉眼睛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