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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1月19日，《申报》举行创刊二万号大庆，史量才在庆祝会上发表充满激情的长篇讲话——“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吾思想既无赫赫之功，又非惊人之举，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久而能敬其事，公而念之乎？抑申报舟也，同人舟之执役也。风雨艰难，晨昏与共。幸无倾覆之虞，免罹灭顶之祸，念其私乎？”并再次重申办报初衷是为社会历史立一权威言论机关，“慨自十七年中兵争俶扰，而国家文献荡然无存，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申报》一息尚存亦将奋其老马之力，一洗无功之耻。”〔13〕还挥毫写下了憧憬大同世界及《申报》四万号的诗歌。
1929年初，史量才以七十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创刊于1893年的《新闻报》百分之六十五的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包括出让百分之十五股权、董事长的名号；不干涉《新闻报》的行政、言论；《新闻报》原有人马制度照旧不动等。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14〕股权风波之所以如此收场，最根本的是，史量才的办报宗旨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相违背，当局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要影响的《申报》、《新报》。
1930年5月，在《申报》工作了十八年的总编辑陈景韩厌倦了长达二十六年的报业生涯，告别《申报》。同年冬天，为《申报》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经理张竹平辞职，自立门户，在望平街开创了三报一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新闻事业。这两个左臂右膀在一年内相继离开，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而是大胆起用年轻的马荫良为经理，聘陈彬龢（后沦为汉奸）为总编辑，重组班底，并成立《申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
五
陈、张出走是史量才报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特别是长期主持《申报》言论，以稳健著称的陈景韩走后，史量才开始强调时评要指陈时弊，要尽报人天职，监督政府，启迪国民。这一时期《申报》发表了一些影响较大的时评，如《言论自由之真义》、《三论剿匪与造匪》、《中国的出路何在？》等。1931年9月1日，《申报六十周年纪念宣言》中明确表示：“以积极之行动，努力于本报之改进，努力于应负之责任，不徘徊、不推诿、不畏缩，尽我绵薄，期有以自效，是为本报同人深自体念后最大之决心！””肩荷此社会先驱，推进时代之重责”，“使社会进入合理常规”，“使我民族臻于兴盛与繁荣”。11月30日，又发表《申报六十周年革新计划宣言》，提出十二项具体的革新计划，认为“新闻事业为推进社会最有力的工具”，力图“传达公正舆论，诉说民众痛苦”〔15〕。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19日），《申报》就以醒目标题刊出《日军大举侵略东三省》、《蔑视国际法，破坏东亚和平》等新闻，并以大量篇幅登载了八十七条战地消息，其中四十五条是《申报》记者第一手采访所得，同时还发表时评《国人疾速猛醒奋起》。
12月15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暂时下野，《申报》竟发表时评《欢送》。蒋离开南京前（11月29日）悍然下令杀害了第三党领袖邓演达。12月19日，宋庆龄得知这一消息，在悲愤交加之中起草了《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宣言，指着鼻子大骂蒋介石。当晚，史量才在上海日报社说：“这是孙夫人亲自签名要求发表的，不是报纸造谣，我们没有不登的道理。”第二天，《申报》和上海各日报（除《民国日报》外）几乎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宣言。蒋介石的恼怒可想而知，这又为史量才后来的死埋下了伏笔。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7月3日，发表时评《中大学潮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蒋介石得到报告后，龙颜震怒，当下抓起红蜡芯铅笔写下六个字：“《申报》禁止邮递。”结果经过疏通，蒋介石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龢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三是国民党中宣部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三十五天后，蒋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然而，停邮事件并没有改变《申报》的信念。这年12月，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二十八岁的黎烈文改革“自由谈”副刊，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发表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作家、学者的大量评论、杂文。特别是鲁迅于短短一年多时间在“自由谈”发表了一百四十三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就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依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对中国第一个民间人权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申报》几乎都作了报道。《新闻报》记者陆诒《我所接触的史量才》一文满怀敬意地回忆起1932年12月29日作者第一次见到史量才的情景：“我看到他身穿长袍，态度安详地同我们坐在一起，随便交谈，平易近人。”〔16〕那是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他尤其忘不了史量才慷慨激昂的即席发言：“宣称《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政府当局非法捕人。接着他又严正抗议当年因《申报》报道‘中央大学学潮’真相而遭到政府禁止邮递达三月（按：应为三十五天）之久，不经过法律手续而采取这种卑劣手段来限制报纸在外地的发行，这是侵犯出版自由的行为，决不能容忍！”“此后，在好几次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集会上，我又遇见史量才，每谈到保卫言论自由时，他必慷慨发言，坚决反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新闻检查制度。”〔17〕
另一位在场的《新闻报》记者顾执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最令我对之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刺激者，莫如《申报》主人史量才的发言。”〔18〕
1933年6月18日，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申报》连篇累牍发表的报道浸透了死者的血水、生者的泪水和愤慨。
六
陆诒称史量才是个“说到就做到”的实干家，这是知人之论。在革新《申报》的同时，史量才聘请了无党无派的著名报人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后改为《申报周刊》）。在自述办刊初衷时他说：“我惨淡经营《申报》多年，非为私而是为社会国家树一较有权威之历史言论机关，孳孳为社会谋福利，尽国民之天职。可是专横独裁的政治使民众内心积怨太深，日报不能充分反映，月刊是开辟这种言路的阵地，希望俞办好它。”
他聘请谨慎细心的张梓生编撰《申报年鉴》，不仅补日报之不足，也补月刊之不足，成为一部编年史，这也是他“以史为鉴”的办报思想的具体实现。
他出版《申报丛书》，邀请地质学家丁文江、翁文灏等编绘了《中国分省地图》、《中华民国新地图》等，代表了当时地图出版的最高水准。此外，他不仅办起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支持李公仆创办申报职工业余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流通图书馆，在《申报》之外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事业。后来，为了纪念史量才，三校一馆改名为量才新闻函授学校、量才职工业余学校、量才妇女补习学校和量才流通图书馆。曾在流通图书馆工作过的夏征农说：“不能把史量才只局限在‘一代报王’上面，他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都是。”
“九·一八”以后，《申报》发行量已突破十五万，在上海乃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迎来了它最后、也是最灿烂的黄金时代。在经营报业的同时，早在1921年史量才就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了中南银行。同年，他发起民生纱厂。后来又协助项松茂扩大五洲大药房和陆费逵复兴中华书局，事业拓展到金融界、实业界。“一·二八”抗战期间，他倾力支持抗战，捐款捐物，奉献了大量心力，被选为新成立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随后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还当选为上海市参议院议长。“一·二八”之后史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