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娶，后得道成仙。查第格则再历爱情与婚姻，最终使他成为巴比伦国王。
两篇小说的框架看似如出一辙，实际在艺术构思上，却天壤之别。如庄生的那把火，什么都毁了，就是《道德经》不毁，暗示了道德的力量。我们也看到，作为丈夫的庄生，并没有对妻子田氏的所谓不忠给以责罚（说明他是一个讲道德的人），田氏就自觉无颜地悬梁自尽了。既然庄生被证明无罪，那么田氏就一定是死有余辜。这就是道德统慑下的社会，一个人的所谓不忠（即臣忠君、子忠父、妻忠夫的格局），既构成天大的罪过，违者自裁也就成了千百年不变的铁律。在这里，道德的残酷无情和道德作为隐形杀手的一面凸现出来。
伏尔泰未作相似的结尾处理，首先是他所接受的文化不同（1726年，伏尔泰来到英国，接受为期三年的君主立宪制思想的影响），再就是来自他对道德的不遗余力的批判，如在《查第格·殉夫》一节中写到：“那时阿拉伯有个惨无人道的风俗，源出大月氏，由于婆罗门僧的影响，在印度已经根深蒂固，大有蔓延全部东方国家的危险。一个已婚的男人死后，他的爱妻倘要成为圣女，就得当众抱着丈夫的遗体一同烧死（今之印度一些落后地区仍遗留着这一风俗——引者注）。”〔7〕
谈到殉夫一节，伏尔泰借商人赛克多的嘴说：“妇女投火的习惯已经有一千多年。经过时间钦定的老规矩，谁敢变更？还有什么东西比古老的陋俗更不可侵犯的？”伏尔泰又借查第格的嘴说：“要讲古老，理性更古老。”〔8〕这是伏尔泰小说思想的最基本主张，即无论什么人，也无论有什么样的人格缺陷，都有尊重他人和被他人尊重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伏尔泰的笔下才会有一个圆满的道德结局：既让查第格走向幸福，也不致因其前妻阿曹拉对丈夫有过所谓的不忠而落难。
同为道德，在《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中，它可以杀人；在《查第格》中，它却可以宽人待己。这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文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作家。所以，读一国小说家的作品，大体可以知道它所背依的社会价值体系。研究一个社会，从小说入手无疑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但它同时也是最容易看到社会本质的一个窗口。
韦君宜与沈从文
韦君宜去世的时候，“留给”生者一个难题，就是中国社会各阶层（上层）所一向在意的盖棺论定问题。具体说来，大致如邢小群女士所述：
1月27日晚，杨团来电话说：“我母亲去世了。”消息很突然，我不知说什么好，只说了一句：“我明天去看你！”她说：“你来吧，有些文字上的事想和你商量。”杨团是韦君宜的女儿。我因为和孙珉编辑过《回应韦君宜》，同她有密切来往。
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杨团，说这就动身去她家。她说，先传来两篇东西，让我帮她斟酌一下：一篇是《讣告》，一篇是《韦君宜生平》。两篇的开头一样：“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于2002年1月26日12时3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辞世。”
我将《讣告》开头一句改成“著名女作家、编辑家、出版家，人民的好女儿，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社长韦君宜”。杨团看了我改过的地方，说：“完全同意。”并立即给出版社传真过去。那边很快来电话，不同意改掉第一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并删去“人民的好女儿”。杨团在电话中一直和他们讨论，说到如果母亲在世，也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最后，“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好女儿”都去掉了〔9〕。
我以为，去掉“优秀党员”和“人民的好女儿”这样的“硬性”结论，不仅无损于韦君宜，相反倒使其与读者的距离更近了。然生活在传统意识里的人们，往往又特别在乎那些“硬性”的定论，以为谁一旦“优秀化、人民化”就身价百倍了。其实不然。以作家为例，读者看重的是作家的作品和人品。再“硬”的结论，没有作品，读者也不会买账；有广为读者喜欢的作品和上乘的人品，没有“硬性”的结论，照样在读者中立得住。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位作家，他去世的时候，新华社仅发《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一简讯，虽无任何“硬性”结论，但其民间基础，是许多挂满高贵头衔的作家所无法比拟的。沈从文来自民间，又还原于民间，这在他的丧事上表现得十分得体——
他生前屡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不收花圈，只有约二十多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菖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戴纸制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枝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此句使人心生感动——引者注）。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10〕。
写这段文字的汪曾祺先生，在他去世的时候，也完全仿照了其恩师的丧事，简洁、优雅、人性。惟其如此，这对师生才久远地活在读者心中，而不是“活”在冷冰冰的“伟大、忠诚、杰出、优秀”般的石碑中。无论什么时候，活在石碑中的人与活在人心中的人，永远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石碑中的人是死人；人心中的人是活人。臧克家的名诗，“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大意），说的正是这层意思。
巴克利与蒋百里
有一天，我一打开电视，就非常好奇地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一个家伙正面带微笑地亲吻一头驴的屁股！嗬……我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镜头加以评论，电视上就说了，那个亲吻驴屁股的家伙是NBA的老牌球星巴克利，起因是：他曾誓言，说新加盟NBA的中国籍球员姚明，如在今后的比赛中，能单场得分超过二十分，他就去亲姚明的屁股。在巴克利迷看来，这不过是一句戏言。但当姚明真的为休斯敦火箭队拿下三十分后，巴克利老兄即告知媒体，说我决定去亲吻姚明的屁股，是以兑现诺言。且不说姚明是NBA的小字辈，就是他所接受的儒家文明，也不允许他去开那样的国际玩笑。在姚明不愿“奉献”屁股的情况下，巴克利变通地跑到乡下，花五百美元买回一头驴，在媒体的监视下，他亲吻了那头驴的屁股。现在回忆起来，这大概是2002年底或2003年初的事了。
巴克利的诚信行为，使我想起民国初肇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蒋百里（其女儿蒋英为钱学森夫人）。此人称得上是民国初期难得的军事人才，他和蔡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05年，蒋百里从日本学成回国后，又去德国第七军深造。二十九岁那年，蒋百里即担任著名的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其任期虽只有短短半年，但他的影响却无与伦比。当时的保定军官学校的学员都记得，蒋百里在做简短就职演说时曾有过这样一番话，他说，如果自己不称职，“当以自杀明责任”。在学员看来，这不过是一句过激的玩笑。然半年后，意外真的发生了。一天，蒋百里在召集学生训话时，有感于自己在北洋军阀的控制下，不能实施建军报国大志，便以沉痛的心情对大家宣布：“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做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11〕说完，拔出手枪，对着胸口就是一枪。
这是两则有关诚信的故事。我想说，类似佳话，在任何一种社会都会存在，然所不同的是，有的社会将诚信嵌入了法治的轨道，有的社会则自始至终都将诚信置于道德轨道内。前者框架下的诚信，可称之为“边缘性体制”，是对法治的辅佐与补充；后者框架下的诚信，可称之为“单元性体制”，即法治是法治，道德是道德，二者属于并行关系。所以我们看到，法治与道德并行的社会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社会危机时就强调法治；出现诚信危机时就多强调道德。
将诚信嵌入法治轨道的社会则不同，首先这里没有权力杠杆，再就是人人都必须在法治框架下，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这种大环境下，你若以为道德是个小问题，那么就大错特错了。以美国为例，倘若一个人被证实有到保险公司诈保，或恶意透支信用卡之类的行为，那么这些便被记录在你的社会安全号簿下，从此你几乎就寸步难行。因为此后你无论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和交易（比如贷款、购房、买车、应聘等等），对方首先去电脑上查看你的社会安全号簿，一旦发现有不良记录，便拒绝与你合作。巴克利之所以要去亲吻驴屁股，不一定说他本人有多崇高的思想，是他自己怕这件事影响他的社会信用度，以免因小失大。在美国，没人给你做思想工作，也没人宣传和强调道德的重要性，但那里的绝大多数人却都在按道德原则生活，目的就是要建立个人的社会信用形象，使自己的生活更加便利些和幸福些。
彭德怀与比尔·盖茨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怀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对侄女彭钢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紧紧拉着哭成泪人似的彭钢的手，深情而又悲怆地说：“我多么想把骨灰同我的两个弟弟埋在一起。但他们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个反革命呀！我玷污了他们呀！”说着，泪水从他永远透着坚毅与刚强的眼里哗哗地流了出来〔12〕。
在这里，东方的彭德怀所遇到的麻烦是不相信自己。而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