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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地区几千年的历史中，库尔德人从未屈服于任何政权，也从未停止过反抗压迫与奴役。他们在中东西亚历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但也常常内部相互仇杀，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从未达到政治上的统一。近代以来，库尔德人曾多次起而反抗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库尔德斯坦被分割到各个不同国家的版图中。《色佛尔条约》曾规定建立自治的库尔德斯坦，但并未兑现。为此，1931～1932、1944～1945年曾爆发过大规模库尔德人武装起义。土耳其政府试图剥夺库尔德人的身份而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伊朗则采取同化政策和宗教迫害。1958年，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库尔德人谋求自治的政治与社会愿望仍未得到满足，于1961年发动了武装起义。尽管萨达姆崇拜库尔德英雄撒拉丁，但他对库尔德人的镇压并不手软。这些四分五裂的、生活在山里的人学会了耐心和警惕，他们时常担心为追求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这一虚幻的前景而有可能失去眼前的实际利益。实际上，库尔德人确曾为谎言付出过代价：1970年巴格达曾许诺让库尔德人自治，可五年之后，同伊朗国王签订的阿尔及尔协议暂时解决了两伊边境争端，却断绝了库尔德人从德黑兰获得的外援，库尔德人遭到野蛮杀戮。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人鼓励库尔德人起来造反，可后来却又可耻地抛弃了他们，听任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动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他们进行疯狂的报复。五年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未事先通知他们已放弃秘密进攻伊拉克的计划，结果他们再次遭到萨达姆政权的残酷镇压。
四
美索不达米亚在地缘政治中，天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桥头堡，也成为伊斯兰教世界与基督教世界长达一千四百年文明冲突的界垒。十六世纪以后，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通，似乎翻开了文明冲突中西方人不断战胜的历史。1764年，英国王室为巩固其通往印度的通道，在巴士拉设立了领事馆。1798年，英国向巴格达派遣了使节。1834年，英国打通了巴士拉至巴格达的底格里斯河航道。西方人在以剑和《圣经》开辟通往东方之路的时候，手中又多了一样法宝，即先进的生产方式。二十世纪是内燃机的世纪。中东和其他地区巨大石油资源的发现与开发，使人类文明在一百年中的发展超过了此前几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历史结局之一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解体。西方列强靠内燃机打败了奥斯曼帝国，同时又获取了其治下丰厚的的油气资源。或者说，油气资源的争夺本来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题中应有之意。法国战时石油局局长亨利·伯伦格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谁占有石油，谁就占有了世界。因为它可以用柴油统治海洋，用高度精炼的石油统治天空，用汽油和煤油统治陆地。”经济的因素在文明冲突的历史中第一次超过宗教意识形态而成为主导因素。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里，这个地区发生的一切政治冲突，几乎无不与石油相关。1990年8月2日，当萨达姆的军队长驱直入科威特之际，他最想赢得的战利品莫过于这个蕞尔小国丰厚的石油资源。此后，美国两代乔治·布什总统在相隔十三年中发动的两次海湾战争，其政治背景中浓重的德克萨斯石油色彩，其战略中鲜明的控制中东油气资源意图，使这两场战争当然被人们称为“布什家族的石油战争”。美国民主党政策顾问特德·迪克不无戏谑地一语道破玄机：“如果海湾盛产海鸟粪，我们决不会向那里调兵遣将。”
在二十世纪初清一色男人世界的不列颠帝国驻中东外交官的集体中，一位身材纤细、头发浓密、衣着整洁、头戴流行钟型小帽的女子，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女性就是格特鲁德·贝尔（Bell；
Gertrude Margaret Lowthian，1868～1926），她对现代伊拉克国家的建立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贝尔1868年出生于一个大铁器制造商家庭，1886年进入牛津大学，成为牛津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一等学位的女性。相貌平平与满身的学究气，决定了贝尔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婚姻市场上的价位，于是她开始学习波斯语，并于1892年去了她的叔父出任大使的伊朗。在伊朗，她写了第一本游记，翻译了波斯诗人哈菲兹的诗集，并与一位英国外交官坠入了爱河。在遭到父亲的反对后，强烈的感情遂终生郁积心中。在接踵而来的十年中，贝尔接连两次环球旅行，成为她宣泄心中郁闷的惟一方式，为此于1897年开始学习阿拉伯语和考古学，并于有意无意之间开始介入部落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年的夏天，贝尔跟随考古学家与间谍双重身份的劳伦斯（Lawrence；Thomas
Edward；1888～1935）一起撤到了开罗一个英国情报部门。1916年贝尔来到巴士拉，1917年又到了巴格达，并最终被任命为英国驻伊拉克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爵士（Sir
Percy Cox；1864～1937）的东方事务秘书，负责与阿拉伯人的联系。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是前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这三个地区的情形截然不同，相互之间交织着历史遗留下来的恩恩怨怨。在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居人口多数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却要接受少数逊尼派的统治，而后者只是加披了一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外衣。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长期的实地观察，贝尔坚信阿拉伯人能够独立，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建立一个形式上的自治政府。显然，贝尔高估了自己与考克斯在伊拉克的个人声望，而低估了宗教和什叶派神职人员在伊拉克事务中影响力。她在信中写道：“在当前趋势下，毫无疑问他们会投靠我们。”而事实上，早在1916年爆发的“阿拉伯大反抗”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徒就与英国军队发生了冲突。1920年的夏天，整个幼发拉底河中部地区的什叶派部落都爆发了起义。在镇压起义的战争中，数百名英国军人和将近八千名伊拉克人丧生。于是，贝尔改变了初衷，和她的上司考克斯爵士一起，制定了此后八十年间为各种政治势力所沿用的伊拉克立国大策，其主要点包括：保留库尔德山区（必要时不惜诉诸武力）作为与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缓冲地区；将逊尼派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派的地位提升到人口占多数的什叶派之上；压制什叶派神职人员，或将他们放逐到伊朗；收买大地主和部落首领；部署空军基地作为政治控制的一种形式，等等。1920年12月18日在给父亲的信中贝尔写道：“伊拉克只能用强权来统治，美索不达米亚是一个还没有开化的国度。”第二年春天，温斯顿·邱吉尔在开罗召开会议，贝尔不仅成为与会的惟一女性，而且她的意见得到了充分的采纳。根据贝尔的意见，确定了在摩苏尔、巴格达、巴士拉等三个奥斯曼省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伊拉克。1921年12月4日，她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无轻松地说：“今天早上，我在办公室愉快地划出了伊拉克南部沙漠的边界线。”更让贝尔感到高兴的是，考古学家劳伦斯的门生、曾在叙利亚被法国人驱逐的哈西姆家族（Husayn
Family）的费萨尔（Faisal I；King of Iraq；1885～1933），被推举为伊拉克国王，他的弟弟阿卜杜拉（Abdullah，1882～1951）同时被扶上外约旦国王的宝座。在巴格达举行的虚假公民投票的结果让人大喜过望，支持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六，使这两个政治决定发生了法律效力。伊拉克议会通过了《英伊条约》，英国的委任统治被伊拉克的独立所取代。年轻的费萨尔国王在就职演说中充满了天真，他说：“当我们以爱国者的身份讲话时，穆斯林、基督教徒、犹太人和库尔德人这些词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伊拉克。”“伊拉克”（Iraq）一词被认为是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一词的阿拉伯语意译，也有人认为是出自古阿拉伯语词汇，意为“血管”，指两河地区河网稠密酷似人体的血脉。总之，在费萨尔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这个新国家意味着阿拉伯民族的往昔荣耀即将重放光彩。贝尔激动不已，她不无骄傲地写道：“我再也不参加推举国王这样的事了，因为责任太重大了。”她自己很长时间都陶醉在伊拉克人的推崇之中不能自拔，人们还给她取了个昵称叫做“Khatun”，意思是“优雅的女士”。考克斯爵士于1923年离开巴格达之后，贝尔失去了政治上的保护人，而祖国也并不欢迎这位奇女子，她只有重新钻进中东的考古学领域，并努力促成了世界著名的巴格达考古博物馆的建立。1926年7月12日，格特鲁德·贝尔猝然而逝，她被葬在了巴格达——这个她一生为之努力的城市。国联盟约第二十二条明文规定，英国应对置于其委任统治之下的原奥斯曼领土，“加以指导和协助”，促使其“逐渐发展”成为独立国家。1932年10月3日，伊拉克正式获得独立。但这仍只是表面上的独立，因为根据英伊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