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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以“分封制”指称，“分封制”不知出自何典，俨然居于正册，可怜那正宗的封建倒成了庶出，难登大堂……如此教材，如此师范教材。我要这么说，不许你那么说，也不能让你知道应该怎么说的。
忝居教坛，所奉有一：可以不讲，不可胡讲。过去错讲“封建”，属不知者无罪。如今知错了，反而为难——胡讲自然不可，但不讲又不可能，整天讲那几篇古人的词文，少不了带出“封建专制”、“封建文人”、“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真委屈了“封建”代人受过。换个词儿吧，换什么？其实有得换，只是一换，准吓着那满堂几十上百双眼睛一楞一楞地看着你，一时半会儿解不清，白误了课时不说，没准告你个偏离教材的轨道，不与“大纲”保持一致，岂不冤哉！更要是有谁信了你的，“考硕”“考博”时心血来潮冒出异说，岂不误了大事。
绕了一大圈，要问的是：我们该怎么办？生物是靠遗传变异引起物种进化的，我们人类文化也得不断累积传承，才能进步，不过这文化的传承不会像人的高矮胖瘦那样，靠着爹妈的遗传就改不了了，得有专门的社会文化遗传机制，这机制的中枢，就是教育。教育是很能教育人的，所以锁定教材大纲实为高招。像学富五车的陈乐民先生就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被教育成功的：小时候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认识了一个“封建”很是清楚；大起来的五十年代初，读社会发展史，认识了另一个“封建”有了惶惑；再读郭沫若的大作，认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似乎解了惑；可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犯了糊涂，不敢认也不知该认谁为“封建”了。所幸陈先生是受足了教育的高人，醒悟得快，成功心得在于：“从中学会了注意‘提法’的本领，因为那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实质是什么，反而成为次要的了。”〔9〕如此教育。
手头有新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那是四十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令人羡慕那年月的中学生，能以如此之文章为讲义：立论卓尔不群，叙述举重若轻，文笔渊懿美茂，读之不忍释卷。当然我们不会不注意到，那里面的精华之章节，正是《西周的封建社会》，以九个段落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把个封建帝国说真说透：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摸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10〕
那年头，“论战”尘埃正是甫落未定，张先生只淡淡一句“常被滥用”便将其远远推开不争，自向后生们说道“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自信，不疑，言而有据，实是漂亮，然平朴，实在，不作半点夸张吓人。以张教授当时之盛名，告长假于清华之课务，缓行手头研究题目，潜心于上述的中学教材，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遂使病势沉重不治。只此已足以为后世师范，况其“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烦。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11〕
中国自封建始“郁郁乎文哉”。古时谨庠序之教，重的就是敦厚民风，清明教化，今天的说法是文化的濡化。不管怎么个“化”，只照现今这么“化”下去，只有眼睁睁看着“封建”化成个不中不西、非古非今的四不像。只怕有一天华夏的传人再无以明白何为“封建”了。
几次想求教于方家。李慎之先生应是看重教化之力的，十数年来或为文，或发言，从不放过“濡化”后生的机会，但从文字中，也读出了他老人家的无奈：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论》，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结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李先生于八十年代末时就怀有如此之希望。数年后的一九九三年，李先生在与一位青年学者的通信中，又一次寄厚望于小子：
“积是成非”。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衰朽。“循名责实、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
数年过去后的一九九八，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依然在喟叹：
我虽然也曾几次写过短文，力言其非，但是远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观念。十多年前我曾与一个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谈起这个问题，他倒很同意我的看法，但是又感到没有一个可替代的词。后来，我忽然说，就以最突出的标志命名，叫皇权主义如何，英文就叫emperorism，以与世界上现在已经用熟了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相区别。
已是二○○○年的前夕，先生又对采访他的年轻人说道：
现在教科书上说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其实不赞成的人是很多的，我也写过文章力辩其非。不过，积重难返，我辈人微言轻，胳膊拧不过大腿而已。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先生之于“封建”正名，可谓有劳矣。然而，以慎之先生之位之望之力，尚如此无奈，吾辈又能拿“封建”怎样？以行政命令定夺学术问题，实属可笑，更可笑的是，偏偏我们自己都还只有指望着以行政命令修改大纲，重新定夺。是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惜哉？痛哉？一向以绵绵“二十四史”傲视天下的泱泱华夏原来不识自家身世，使我羞于面对大方。中国古史之章回至今糊涂，“封建”其糊涂几为渊薮。呜呼！几家党争，一家独断，竟能轻改了一个民族文化之谱系，难怪李慎之先生以国脉民命之大是大非视之。“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先生对于封建其世人性之美盛、个性之张扬是十分地喜爱；深恶痛绝的，要数两千余年来皇权专制下的山呼万岁和与之响应的至今无改的子民心态。曾叹曰，若有来生，愿一辈子为中学教员，专设“公民”课教授之而尽去国人的“子民”心态也。不禁为先生操心了，文脉不续，“循名责实，正本清源”，已难待后生，因为那时的后人恐怕根本不知为什么要“复哀后人”，要指望先生讲授的课也太多，只这“封建”就难有几位明白人了。
不明白倒也罢，明白了，反教人为难了。不如让走进新时代的国人都读着二十一世纪的新教材，避“封建”之乱，乃不知有周，无论秦汉，难得糊涂，实在省心。
鲁迅三题
鲁 迅 三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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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周氏兄弟”
“周氏兄弟”已经成了一个专有名词，特指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说来天下姓周的兄弟该有不少，难得用上这个称呼；绍兴这家兄弟不止两位，别人也无法阑入。这么说仿佛不大讲理，但是的确如此。“周氏兄弟”的说法，最早还是由他们自己提出。一九○九年三月《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出版，即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当然这多半只是陈述事实而已。不过序言称：“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可以认为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亦未始不可看做译者的一种姿态。后来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贡献，至少有一方面是在这里。
代表“文术新宗”的周氏兄弟未免登场太早，“华土”一时不能消受；他们之引起普遍注目，还要等上八九年以后。届时二人皆已在文化中心北京；蔡元培出掌北大，陈独秀主编《新青年》，为他们提供了充分的舞台。似乎“周氏兄弟”一说很快就在一个圈子里流行了。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三号发表刘半农《除夕》一诗，有云：
主人周氏兄弟，与我谈天，——
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氏自注：“（一）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艺美术者也。（二）‘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惟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钱玄同是周氏兄弟特别是鲁迅投身新文学运动的有力促进者，多年之后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胡适一九二二年八月十一日日记也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鉴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