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深得其神的中国文人传统告别，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历史过度时期代表人物的人格转变。”（李书磊：《都市的迁徙》，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52页）简言之，鲁迅在实现作家职业化时顺利而成功地市民化了。
作家职业化，是指作家以写作为职业，靠交换作品获得维持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简言之即卖文为生。吃饭、生存是最普泛而世俗的需求。一旦作家以写作为职业，他（她）就必然要承担现代市民谋生的庸琐与艰辛。一个优秀的职业作家不仅需要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世俗生活中他（她）也必须成为一个优秀的市民，让自己的作品卖出好价钱。所以，作家职业化与作家市民化是统一的，作家市民化是作家职业化所必须的。文人的市民化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职业的自由性和利益的相互性使他们具有了独立的人格，能够享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有权处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及生活方式，即他们辞别了传统文人文化英雄和文化侍臣形象；二是文人的市民化又要求他们从英雄降低到凡人，从公共生活降低到个人生活，学会通过与他人利益交换的方式谋生，并承担个人谋生的细微与庸琐。事实上，文人的市民化并非简单地指文人过着市民生活，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生产与传播以市场经济运作模式为基础，即文学作品成为商品。这就要求作家和出版商除了从艺术的角度评价文学作品外，还要建立一种“不主要从政治、思想、艺术和写作方法，即不主要从作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主要从经济形态、商品和价值，即主要从作品的交换价值，去了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作品和作家的文学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以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基础的‘世俗’文学观。”（鲁湘元：《稿酬怎样搅动文坛》，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261页）鲁迅的书，大多为北新书局所出，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是和鲁迅交往最密切的出版商。职业作家鲁迅的市民化，我们仅从他和李小峰的交往事件中即可得到充分的认识。
李小峰是鲁迅在北大的学生，原是新潮社成员，一九二五年脱离新潮社，创办北新书局，主要出版新文学作品。一九二五年九月，鲁迅将《呐喊》和《中国小说史略》从新潮社收回，同新作《陀螺》、《热风》一起交给李小峰。十一月，李小峰开始向鲁迅支付版税，至次年八月鲁迅南下前，他总共向鲁迅支付版税一千一百四十元。鲁迅南下后直至一九二七年底，李小峰未向鲁迅支付版税。一九二八年一月，李小峰又开始向鲁迅支付版税，每月约一百四十元。而此时，鲁迅在北新书局出版的书已有九种，且销得都挺好。另外，鲁迅还为北新编辑杂志。在此情况下，李小峰仍以一九二五年的版税额来敷衍鲁迅是很不公平的。鲁迅自然不满意，以至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掩不住他对李小峰的不满：“李公小峰，似乎很忙，信札不复，也是常事。……以北新之懒散，而上海新书店之蜂起，照天演公例而言，是应该倒灶的。……”（《全集》第11卷，655页）李小峰是他的学生，他居然称之为“李公小峰”，这不满该有多深。然而他还忍着，对与李小峰交涉版税还心存顾虑，希望李小峰能够自觉。一九二九年三月他在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和北新交涉款项的事，我想最好是不要叫我去交涉。因为关于交易的事，我一向都不在内。”（同上，657页）然而李小峰却毫不自觉。鲁迅终于忍无可忍，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二日一早，他“寄李小峰信，告以停编《奔流》”。当天下午他就去找律师，准备为版税事对簿公堂。当天晚上，他收到李小峰的回信及所付版税、《奔流》编辑费各五十元，这更坚定了他找律师的决心——因为《奔流》编辑费向来是一百元。次日他即托人找律师杨铿，“委以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杨铿与双方当事人协商后，达成庭外调解：李小峰分期补清历年所欠的版税；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据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实行“印书证制”。李小峰认真执行了双方所达成的协议。查《鲁迅日记》，从当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小峰分四期共向鲁迅补交版税八千二百五十六元八角三分四厘。此后，李小峰基本能按时向鲁迅支付版税，领取印花，执行印书证制。（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一文中及陈明远在《鲁迅一生挣多少钱》一文中，都说鲁迅向北新索回了二万余元版税，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有“至此旧欠俱讫”一句。）鲁迅清楚地懂得自己受法律保护的市民身份，因此，在最终寻求解决他和北新的版税交涉途径时，他毫不犹豫地诉诸法律。李书磊评价说：“（这）显示出了他为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铢两必较的市民观念，并不羞于公开地为自己争夺金钱。这种市民观念可以看作是他市民身份的反映与折射。”（李书磊：《都市的迁徙》，51页）经过一九二九年与李小峰的版税交涉，鲁迅再不是那个对“关于交易的事，一向不在内”的准市民了。查阅此后他给李小峰的信函即可明显感到，在后来与出版商的交往中，他已极其从容老练。仅看他处理《两地书》出版事宜的几封信，就可知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市民。
早在《两地书》尚未编好之时，鲁迅即将之预约给上海天马书店，然后他给李小峰写了一封信（《全集》第12卷，134页）。在信中，他先诉了一通苦，说自己“实在亏空得可以”，又不好向北新多开口，于是将书信集预约给一家书店，支用了几百元版税。一开口即将李小峰逼于不利地位，说自己将书稿预约给天马书店是不得已的。然后，他又告诉李小峰：“此集现在虽未编成，自然更未交去，但取还的交涉，恐怕是很难的。”——他深知李小峰以《两地书》为奇货，必然极希望争得此书的出版发行权，于是又主动给李小峰以希望，但同时告诉他要争得此书的出版发行权也并不容易。最后，他对北新的经营状况发表了一番感慨，结句是：“但此后若有一定的较妥的办法（这并非指对于我的版税而言，是指书店本身），我的稿子自然也不至于送来送去了。”——以鲁迅和李小峰的长期合作关系，鲁迅的《两地书》按理应直接给李小峰出版，而鲁迅现在给了别人。在此情况下，就道义而言，鲁迅应处于被动，但他却能争得主动：一面热心地对北新的前景担心，一面责备北新害得自己把书稿送来送去，而括号中的话则颇有几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这真是一封水平极高的信。
李小峰果然着急，为《两地书》的出版事宜再三商之于鲁迅。鲁迅看时机成熟，于是回信（同上，137－138页）说：“书信集出版事，已与天马书店说过，已经活动，但尚未与十分定实。”一方面告知对方自己可以从天马书店撤稿，一方面又给自己留下余地。然后，他就自己与北新的合作态度申明了一番，谓双方“并非‘势利之交’”，至去年止，自己的书稿几乎都是交给北新出版的。最后，他以一副帮助北新度过难关的姿态说：“不过这事情已经过去了，北新正在困难中，我倘可以帮忙，自然仍不规避，但有几条，须先决见示——”他于是提出了《两地书》交由李小峰出版的四项条件，其中第二条是“因为编者的经济关系，版税须先付，但少取印花，卖一点，再来取一点，却无妨”。第四条则是他将来还得给另一作品给天马书店出版，因为他已经收了天马书店的版税而撤回了《两地书》的出版发行权。鲁迅已经完全取得主动，李小峰对他提的条件自然满口答应。
《两地书》印行两个月后，经李小峰提请商议，鲁迅又知情达理地做出了让步，答应此后加印《两地书》只预付一半版税，但有两个附加条件：“一，另立景宋之帐，必须于节边算清余款；二，我如有需用现款，以稿件在别处设法的时候，北新不提出要印的要求。”（同上，189页）这三封信，可见鲁迅对人情的练达，而对于交易之事已多么得心应手——据我看，他其实原本就打算将《两地书》交李小峰出版发行，先预约给天马书店不过是为了取得在交易中的主动，使《两地书》得到应有的待遇和价钱。他成功地做到了这点，否则，他怎可能当年就收入《两地书》的版税一千一百二十五元？
事实上，鲁迅对自己的市民身份是有着自觉的认识的。在他的职业作家生涯中，他常常自称“小百姓”，这正是对其市民身份的确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靠卖文为生的，因此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文学工作也是为了挣钱。比如，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对友人说：“近来为了吃饭问题，在写一部小说。”（《全集》第13卷，37页）他甚至于写文章为作家卖文辩护，将文人卖文和农民卖米、工人卖力、教授卖嘴、妓女卖淫并列起来，（《商贾的批评》，《全集》第5卷，562－563页）可见他对作为职业的文学活动认识是极深的。毕竟作家也要生活。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职业作家市民化和市侩化不可混淆。对作家的市侩化，鲁迅曾予以描述和挞伐：“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的青皮，他们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织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全集》第13卷，426页）作家市侩化就是指这种作家“惟以”营私为能事，却丧失了其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丧失了富于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创造力的不良倾向。
鲁迅在实现作家职业化的过程中，也顺利而出色地完成了市民化，较好地实现了一个优秀市民的世俗价值，保证了他及其家人能过上小康生活，保证了他在诡谲纷繁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