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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伯伦出生于黎巴嫩北部一贫苦山村人家。十九世纪末随母来到美国。其最初作品多为小说，如小说集《草原新娘》（1906）《叛逆的灵魂》（1907）和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 （1911）。这些小说产生很大影响。纪伯伦的小说人物不多，情节也不复杂，其主要特点是带有浓重情感和哲理色彩的叙述，和主人公饱含辛酸的或壮怀激烈的大段倾诉。他运用象征的笔法把主人公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的爱情悲剧融入民族悲剧中。从 1911年，纪伯伦进入以散文诗创作为主的阶段。主要的散文诗集有《泪与笑》（1913），《暴风集》（1920），《珍趣篇》（1923），这些都是用阿拉伯文发表的。用英文发表的诗集有《疯人》（1918）、《先驱者》（1920）、《先知》（1923）、《人子耶稣》（1928）、《先知园》（1933）等。
纪伯伦热爱祖国、热爱东方民族、热爱全人类。在《暴风集》中，他鼓励人类摆脱束缚，成为自己的“主”，成为自尊自信的“神性的人”。他在《麻醉剂与解剖刀》、《龋齿》等文中指出，东方的病症在于他们竟然习惯于灾病，宁愿被麻醉而不肯以手术刀根治其病。纪伯伦在《奴隶主义》、《言语与夸夸其谈者》等文中，揭示奴性的普遍存在，针砭东方人尚空谈，少行动的现象，强调民族自我更新的意义。在《珍趣篇》中他热情讴歌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充分展示美好的社会政治理想，认真剖析民族心理的消极表现，深入探讨新思想与旧思想，积极寻找通向心灵和人性完美的道路。
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前半期，纪伯伦的诗风开始从哀叹人生转变为批判现实，从孤独寂寞到坚强自信，从纤丽型到力量型，激情型转向哲理型。
《疯人》、《先驱者》、《沙与沫》、《流浪者》、《人子耶稣》、《先知园》等都属于这一类型。
1923年发表的散文诗集《先知》是纪伯伦的代表作，这篇哲理抒情散文诗，使纪伯伦在世界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一个永久的位置。他在文中通过东方智者亚墨斯达法 （艾勒—穆斯塔法）在回故乡前临别赠言，谈到爱与美、生与死、苦与乐、罪与罚、婚姻与友谊……等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全面展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为人类心灵纯化、精神升华绘出的一幅蓝图。他提出了人的目标——成为“神性的人”，又指出达到这一目标的具体道路：听从“爱”的召唤，坚持“美”的追求。关于婚姻，他的基本出发点是“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夫妻要“彼此相爱，但不要做成爱的系链”。在父母长辈如何对待孩子的问题上，他强调“生命是不倒行的”。
纪伯伦在《先知》中对所有问题的阐述都是同其生命哲学相联系的。他提出“在工作里爱了生命，就是通彻了生命最深的秘密”。他认为，人类精神发展是沿着“侏儒——人性——神性”的轨道发展的，这与尼采的“超人”哲学颇为相似，但又与尼采不同，纪伯伦是带着爱去启示人类的。
《先知》是纪伯伦创作生涯事的一个里程碑，是其作品中最优秀的。与同时代作家相比，纪伯伦不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达到了更高的水平。他不仅从民族和地域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且从世界和人类的角度提出问题。他的反“奴性”的思想，“神性的人”的思想是东方思想界的重要成果。他在艺术风格上善于学习与创新，形成了以丰富的想象力、激越的感情、深沉的哲学思考、富有启发性的比喻、新颖的意向和象征、音乐性的语言、强烈的主观色彩等为主要特征的崭新风格——“纪伯伦”风格。纪伯伦的作品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受到欢迎。他中年而逝，是阿拉伯现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重大损失。
努埃曼的小说和文学批评
米哈依勒·努埃曼（1889—1988）是黎巴嫩海外文学“三杰”之一，在艺术创作上，他的知名度仅次于纪伯伦，有时难分伯仲。在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方面，他是三杰中的翘楚。
努埃曼性格内向，爱思考，他的诗中除自然景物描写外，还透露出人生凄苦悲凉的压抑感。其早期诗歌创作中的这一特点，后来发展成某种苏菲主义 （即神秘主义）倾向。他曾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这场战争使他看到了现代文明的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反战意识和人道主义立场，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他的小说创作以短篇为主，有《往事悠悠》、《大人物》、《粗腿壮》等，中长篇有《相会》、《最后一日》等。努埃曼的短篇小说大多收入于三个集子里。这些小说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生活中选取题材和人物，通过现实中存在的、被人们看惯了的事物，表现深刻的主题，揭示传统社会的种种丑恶与荒谬。《不育者》是他写出的最好的短篇之一，其成功之处在于不仅令读者感动，而且让读者深思。努埃曼小说的选材特点，是把普通劳动者作为主人公并对他们寄予深深的同情。《粗腿壮》就是一个典型。他的小说不仅题材广泛，善于从小故事引出大主题，还善于运用多种艺术风格来凸现主题。《不育者》、《杜鹃钟》是深沉的；《老实人沙迪格》是幽默的；
《贝克阁下》是讽刺的；《过路客》、《阿勒芬斯先生》是神秘的或浪漫的。他重视小说中的性格塑造、人物对话、叙述方式、情节转换、心理刻画和结尾处理，显示出现代小说家的自觉和精明。他的短篇小说在艺术质量上居旅美派之首。
除小说外，他还有诗集、剧本、传记、自传等其他体裁的作品。他的诗冲破了传统格律的束缚，采取多韵变韵隔行韵，重视诗本身的完整性，各部分之间的统一性，有时带有神秘主义的气息。他写出《纪伯伦传》，为阿拉伯现代散文文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品种——艺术性评传。
努埃曼在1923年出版文学批评专著《筛》，在阿拉伯批评界引起轰动。在《筛》中，努埃曼全面论述了他的文学理论。他提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认真鉴别作品的优劣和其中的美丑，达到取优去劣的目的。他认为文学批评是有主观性的，这要求文学批评家们感觉敏锐，具有较好的区分鉴别能力，同时要善于从人类的精神需求中寻求批评的客观标准，而这些标准应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稳定性。他还提出了“创造性批评”的概念，指出文学批评家不应满足于跟在文学创作后面，而应超越它，为它指引道路，揭示新前景。这些观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
在书中的实践部分，努埃曼论述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提出“文学是生活的体现，诗歌是生活的气息”。他认为加强东、西方文学的联系十分必要，阿拉伯人需要从西方文学中摄取、“拿来”。本书最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是论述阿后伯文学革新必要性的部分。努埃曼认为，文学负有人类的精神使命，应能帮助人认识他自己，认识使他得以前进的力量。他主张摧毁陈旧的文学传统，扭转文学运行的轨道，呼吁为文学艺术世界注入新价值，将诗歌从韵律、格律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筛》被认为是阿拉伯现代文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书中提出了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新原则、新标准，其目的是与笛旺派一致的。
努埃曼热爱祖国、热爱东方。他于1932年就返回了黎巴嫩。他的后期文学创作已成为阿拉伯——黎巴嫩本土文学的一部分。“笔会”与安达鲁西亚文学团
1920年4月20日，纽约的侨民文学家聚会，讨论了阿拉伯文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他们认为，为使阿拉伯文学摆脱僵化和停滞，成为民族生活中的积极有效力量，必须为阿拉伯文学注入新的精神，侨民文学家应该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在这次预备会之后，1920年4月28日在纪伯伦的居所举行正式会议，参加者有纪伯伦、努埃曼、《旅行家》周刊的主持人阿卜杜勒一麦希赫·哈达德和他的兄弟纳德拉·哈达德、《艺术》杂志主持人纳希卜·阿里达及伊利亚斯·阿塔拉等人。在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努埃曼为笔会起草的章程，并一致选举纪伯伦为会长，努埃曼为顾问，卡茨菲利斯为司库，宣告笔会正式成立。
笔会章程序言阐述了旅美派文学家的基本文学主张和目标。序言强调指出：真正的文学是从生活土壤中汲取营养的文学，真正的文学家应具有敏锐的感觉、严密的思想、远大的目光，而且能阐释生活的变化以及对自己心灵的影响。笔会的宗旨是：为阿拉伯文学的肌体置入一种“活的灵魂”，以新精神抵制旧精神，把阿拉伯文学从凝固僵化和陈旧模式中解放出来，在确立新精神同时，向卓越的古代诗人和思想家寻求启示。
笔会成员以《旅行家》为主要阵地，发表作品，展开论战。他们还联合出版了汇集九位成员五十六篇作品的《笔会诗文集》（1921）。笔会成员生活在美国，与西方文化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关注着阿拉伯本土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东西方精神、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敢于发表本土作家在政治高压下难以发表的言论，不但在文学上是一支反传统、求革新的力量，而且在社会变革、政治斗争中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笔会成员热爱阿拉伯民族，同时也珍视民族平等和人道主义原则，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和个人风格的确立。他们中最有成就的除了纪伯伦和努埃曼，还有杰出的诗人伊利亚·阿布—马迪（1889—1957）。他的诗集《溪流》、《丛林》等，荟萃了许多精彩动人的诗歌。
笔会的文学活动持续了十余年。1931年纪伯伦逝世，1932年努埃曼回国定居，笔会失去中坚，作为文学团体渐趋沉寂。通过创作和理论，笔会对阿拉伯